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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少坤:说说“地主”和“贫农”的故事

 2005-06-18 01:40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0
胡平先生曾经倡导过“谁来做农村的地富调查”之议题,对此,我心领神会,因为这是一个绝对涉及到人权的大是大非问题,也是一个历史不容回避的政治问题,未来,将肯定要为在过去遭受到残酷迫害的中国农村地主、富农讨回一个公正的说法,并以此来证实在中共的统治下,那些曾经在农村为了发展生产力和积累财富做出过贡献的好良民,是如何反而被任意侵害的暴政纪录。

显然,做这样大量的调查工作,决非是一朝一夕之事,需要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努力挖掘自己身边的有关人事,并以此来佐证。在此,我就自己本人所知道的有关这方面的事情做一介绍,以证视听。

我想说的就是自己出生的那个村庄(江苏省徐州市丰县范楼乡果园村)里的地主和贫农的真实故事:我很小的时候,在共产党的教育下,不但只知道地主和富农是“坏人”,就连像我出身在“中农成份”家庭里的人也不是“好人”,记得我在16岁的时候就被进乡征兵的军队领导看好了,让我去当兵,可当地村干部说我“出身成份太高”,以此横加阻拦,因而也就没有在当时当上兵,而那些“贫下中农”的孩子不论条件如何,却都能顺利的当上兵。只是在后来随着历史的进步,慢慢的取消了“成份论”,我在外地才得以当上兵。由此可见,那些地主富农们及其他们的孩子又会有什么待遇,也就自不肖说了。

在我的记忆中,我们那个村我所居住的生产队里只有四五十户,而且大部分都姓郭,可以说,在那个村里居住的姓郭的都是一个祖宗的,而且没有出十代,但是,就这么一个几百人的小生产队,却是等级森严,壁垒重重,人人相欺,户户不平等,队里共有三户地主,而且都是被划为“地主”的家长已经不在世,留下来的只是他们的老婆孩子。我清楚的记得,在“文化大革命”中,那些被称为“地主婆”的老太太经常被带到大会上进行批斗,他们的孩子被骂为“地主羔子”,在人前人后很难抬得起头来。可是,这些所谓的“地主羔子”们却非常聪明,在学习上都是出类拔萃,我们那个村唯一一个读到师范学校的就是经常被批斗的那个“地主婆”的儿子,他叫郭昭民,只不过是因为他的出身,使得他一直未能找到工作。不仅找不到工作,甚至连找对像都很困难,那时,只要一听说家庭出身是地主,都害怕受欺负,不敢嫁到他家,直到后来在好心人的说合下,才得以成家,但是,嫁给他的却不是“贫下中农”的女儿,而是我妈妈的一个表姊妹--出身富农家庭。

现在,每当我回到老家和他们这些所谓的“地主羔子”们一谈起当年之事,他们都是表现出一副不堪回首的样子,不过,也正是他们又表现出来的对共产党给他们的所谓“摘帽”和“优待”的感恩载德言情,是我再次感到了那个执政当权者对人民的愚弄是那么可怕,尤其更加令人可怕的是,由于历史给他们造成的恐惧感,使得他们这些人在现代人民的民主意识日益增强,维权观念逐步提高的形势下,他们往往是瞻前顾后,畏首畏尾,那些积极维权的父老兄弟门对我说,这些人在历次维权和抗争的活动中表现得都非常之消极,可见,暴政的统治恶果在中国人心里留下的阴影是多么难以消融。

再来说说我们那个生产队里的队长(当然是贫农)的故事。那个 “贫农”队长叫郭昭俭,还是在我七、八岁的时候就经常听到老年人在背后骂他,说他“欺男霸女”,“无恶不作”,那时候我就常常听到他张口就骂人,什么“地主羔子”、什么“反革命”、什么“不要脸”之类的肮脏话不绝于耳。后来,我偷偷的问我奶奶,他为什么这么坏,我奶奶说就因为他是贫农出身,奶奶还向我讲述了他家是怎么贫穷的,说他们全家人都是不务正业,原来有点地,后来都被败坏光了,共产党来了,他们已经是一无所有,因此就成了“贫农”并且当上了生产队的队长。

我奶奶又向我讲起了这个贫农队长的其他故事,说他的头上有一块大伤疤,那是他在去和女人私通时被女人叫去的另一个男人用刀砍伤的,差一点就送了命。后来,我还真的注意那家伙的头,果然,头上有一块被刀砍过的大伤疤。到我的年龄稍大时,我清楚的记得这个贫农队长再次利用职权霸占了本村一个在外地工作人员的妻子,后来导致那家人妻离子散,其罪恶真是罄竹难书,用当地老百姓的话说就是,这家伙连条狗都不如,因为“好狗还护三村”,“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

不过,如果仅仅是他这一代坏也就罢了,更加可怕的是共产党让他的儿子继续接班,不但是接班,而且还比他的官还大,竟然做到 “村支部书记”,并且二个儿子轮番执政,而正因为是他这二个儿子的执政,使得国家的财产和人民的利益又遭受到重创,同时,也更加让我看清了由他们所反映的共产党的真正面目。

随着时代的进步,中共虽然放弃了唯成份论,但是,他们的权力仍然是要由那些所谓的“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的后代来把持,但是,这些人的掌权,并没有摆脱他们老子遗留下来的恶习,仍然是没有现代的法制观念和民主意识。在1999年元月,当我们村里的老百姓为了争取自己的民主权利集体到徐州市政府上访时,便遭到了那个“欺男霸女”的生产队队长的第二个儿子(村支部书记)郭锋伙同带领着花钱雇佣的各路人马的抓捕,在被捕的一百多人中,其中有三十多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殴打和谩骂,十二人被拘留,由于他们的上级对此事件不闻不问,最终在我向国际媒体通报后才将那些无辜的农民们释放,以致造成轰动一时迫害农民的丑闻。

还有他的另一个儿子叫郭庆周,在任村党支部书记时更加是无恶不作,在2003年的春天,他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把我们祖宗留下来的国家防护林带砍伐个精光,并且卖钱以中饱私囊,愤怒的村民们自制了现场光碟,到共产党的各个部门进行反映,可是至今没有得到依法查处,难怪老百姓们气愤的骂道:“他们连日本鬼子和国民党都不如,因为日本人和国民党也知道爱护自己国家的财产和人民的合法利益”。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建国以来在农村通过他们的代理人一代又一代对人民和国家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他们利用成份论对那些所谓的“地主、富农”进行人权迫害和人格侮辱,他们利用一党专制的权力践踏国家财产和人民利益,而人民却只有忍气吞声,无可奈何,真正到了天怒人怨之境地。

但是,当我和乡亲们谈及此事时,我们都共同认为:多行不义必自毙,即使人民没有能力去制裁它,但是,历史的规律却不会宽恕它!

在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面前,相信那些曾经祸害无辜、糟蹋国家财产和人民利益的历史罪人最终要受到法律和道义的审判!

当然,像那样的“贫农生产队队长”以及他那作恶多端的“村党支部书记”儿子,也必将会和他们那怙恶不悛的主子一样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而那些曾经不被当作人看待的“地主富农”们,也将会和广大享受在自由民主阳光下的国人一样而扬眉吐气!

这就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

2005年4月12日星期二

──转自《北京之春》05年6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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