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中共眼里的“海外关系”完全是实用主义式的。同样的“海外关系”随着形势的变化，你可以因它升官发财，大家对你羡慕有加，也可因它身陷囹圄，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反身，大家对你如避温神。
在中共取得全国政权之前，也曾利用它来争取海外势力，打击自己的敌人。如有名的中共第一号特工专家潘汉年，因其妻董慧是当时香港大资本家之女，中共就利用这关系，让他往来于上海香港之间。并与国民党及日伪联络，这使潘在中共的地位也得以提高，可是在中共取得政权以后，这些关系就成为被整肃的因素，结果在1955年初，就从上海市常务副市长位置上被拉下来囚禁，这“海外关系”也就成了他被判刑15年的罪状之一，直到囚禁二十二年之后，死之前仍未得到平反。（潘在死后的五年，一九八三年正式平反）。
曾任中共台盟主席的谢雪红（49年以前任台湾地区共产党负责人），又一个因“海外关系”即受益又受害的例子。正如谢雪红在57年反右时说的，大意是：中共用得着你的时候，千依百顺，把你看成宝；用不着你时，把你看成肉中刺、眼中钉。因而她被打成大右派。后为统治，又给平反，仍负责对台工作。直到文革开始，即以国民党台特的嫌疑，被“革命群众”打死。
另外，我有一同班同学，除她外，全家都在台湾，50年代大学毕业后，因收入较高，通过在匈牙利的亲戚将钱汇给她在台湾极为贫困的父亲，单位领导和组织也知道这事，可在文革中，这事也成为她为国民党反动派添砖加瓦的罪行，并以国民党特务名义在群众中挨打、挨斗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当时还想共产党不是代表工农大众，代表穷人的利益吗？为什么支援台湾的穷人也成了反革命罪行了呢？
在59年前，不少留学生娶苏联老婆回国是一件光荣的事情，会受到组织、群众的百般照顾。后来中苏关系走向恶化，谁都想远离苏联老婆。到文革期间，大部分留苏回国的人多少沾一点苏修特务嫌疑的边，这些苏联老婆更成了被怀疑和孤立的对象，致使她们中绝大多数不得不离开中国丈夫，虽未办离婚手续，也就算是离婚。我记得我单位一苏联女的被迫跳楼自杀，另一苏联女的临走前要与丈夫见最后一面都不被允许，结果只有悻悻而走。
文革时，那些归侨学生，大部分都受到一定冲击，那时为了爱国，父母忍着一辈子再也见不到的伤痛，把他们送到祖国接受教育，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结果得到如此下场，在华侨教多的广东或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因华侨子女多，命运还好，要是在小城市，则一般均为批斗对象，让你承认是美帝、国民党特务，也好显示他们的战果和成绩。
文革中，我记得从干校回京休假，三人同行，路过我家乡，我邀请他们在我家住一晚上，在他们离开后，我大哥得知他们中有一位是华侨学生，对我非常不满，说：“怎么能把华侨带回家来！”可见当时人们是如何怕沾华侨的边，似乎他们都是“瘟神”。
还有一次，也是那个年代，我回老家看父母，有一个远房亲戚找我哥哥，原因是她儿子被录取到远海航行公司，政审中发现他舅舅在香港做生意，有“海外关系”，就不能在该部门工作。我这亲戚一再声明她早与其哥哥登报声明断绝关系，已不能算孩子的社会关系，请我哥哥对此声明作证，送了我哥不少东西，以表酬谢。最后我哥还是因怕沾这东西的边而予以拒绝。
曾几何时，物换星移，“海外关系”在改革开放后，渐渐从臭鱼烂虾变成了香饽饽，谁都想往上沾，其中包括与国民党高层官员有亲戚关系的。如有重要的“海外关系”，连领导对你都另眼相看。如贴上了“侨眷”标签，单位和地方领导还得不时来问寒问暖，生怕你受了委屈，要是你的海外关系是资本家，当地领导更是屈尊向你低三下四的，动员你的亲属回来投资，你的八杆子打不着的朋友也会厚着脸皮向你表示“友好”。
举个例子说，在改革开放前，如果说你是蒋介石家乡奉化人，虽然你与蒋家毫无关系，也没沾过他家什么光，但说出来似乎就低人一等，虽然这是上天把你安排和蒋介石同乡，你也没有任何选择余地。可现在你说我来自奉化，就理直气壮多了，要说与蒋还沾点亲，大家就会把你羡慕的不得了，至少县里、市里领导会不断地来拜访你，哪怕你大字不识一个，少说也得给你弄个政协委员之类的头衔。现在就连贵为中共中央常委的贾庆林也因其妻林幼芳是金门人，而加官进爵，并兼管港台事务，他也是“海外关系”的受益者。
这真是三十年风水轮流转，荣辱贵贱转头变，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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