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接到消息立即打电话给北京电台、《南方周末》、凤凰卫视等媒体的记者朋友，请他们查证采访或者反映，却都无功而返。不得已，通过电子邮件向朋友们通报。
汪永晨在中国是以关注生态、环境问题而著称的新闻工作者和社会活动家，获奖无数。1994年广播特写《这也是一项希望工程》获中央电台优秀节目一等奖，中国环境新闻一等奖。《中国紫金山天文台》的广播节目获1996年中国广播新闻奖一等奖，中国新闻奖一等奖。
1998年夏，汪永晨随中国女子长江源科学探险漂流队进入长江源区。采访后制作的广播特写《走向正在消逝的冰川──寄自长江源家书》获亚洲太平洋广播电视联盟广播节目大奖。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自建台以来，在亚广联节目比赛中，只获得过两次新闻信息类节目大奖，这两个节目都是由汪制作的。
1999年开始，汪永晨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办了《环保热线》、《动物天地》和《走进绿家园自然保护区》等栏目。
1996年，汪永晨和朋友创办“绿家园志愿者”民间环保群体，在中国开展了民间观鸟、“领养树”、沙漠植树。1999年，汪永晨获得由国家环保总局颁发的“地球奖”。她将2万元奖金全部捐给中华环保基金会，设立“绿家园志愿者”教育基金。
她的高度责任感，使她写下的这封信具有非同寻常的分量。多维全文发表她的信如下：
各位朋友：
今天早上我接到中国建工出版社一位朋友的电话，说他住的那个楼，已经死了一个他的同事，那家的其它两人也发烧，但因为不到38度，医院不收。而前两天他们楼上又有一位女孩被确认为非典住院了，家里的其他俩位也有热度，但医院还坚持让他们回家了。楼里的人没有办法，只好在这家人门上贴了张纸，说此家有非典，但立刻被街道的人给拿下，还说是“扰乱人心”。
建工出版社已经死了人，和那人密切接触的人有十几个，但没有任何隔离措施，头头只 戴着口罩到死人的办公室看看了，还继续让各位坚持工作岗位。死于非典的那位所住的楼旁也有香港桃大花园一样的问题，下水道上溢，可这事到现在还没有人过问。
朋友来电说：一个楼里，一人已经死亡，一人住院，四人发烧，可这个楼的人还在自由出 进，这和目前新闻媒介的报导差距也太大了。
接到这个电话后，立刻开始了我的行动。在我的记者朋友中，我第一个打给的是北京电台的×××，他立刻给市长办公室打了电话，得到的回答是“查查”，到现在两个小时已经过去了，还没有得到回音。
另外两个电话，让我在这就不提他们是什么媒体的了吧，（他们）说汪永晨，你也是老记者了，还不知道这里的事吗，现在北京比你说的这事严重的多了去了。然后我又打电话给凤凰台的朋友，她让我给市长办公室打电话，说昨天他们的记者陪了一天王歧山，说有事就打市长办公电话一定会解决。我说我打了半天，老是占线，这位朋友说他会转达在北京采访的他们台的记者。
我又给《南方周末》北京记者站的朋友打电话，已经好几年了，我订南方周末。接电话的朋友，马上要了为我提供信息的朋友的电话，并立刻开始他们的详细的调查。此时调查还在继续中。从南方周末的朋友处我还听说，这几天他因为是领导在北京办公室接到无数电话，特别是外地读者的电话中，多是讲外地现在对此事的处理实在让人遗憾或是气愤。北京一位因发烧被强行收住304医院的人出院后给他们打电话，既不敢说自己的单位，也不敢说自己的名字，只是说，他作为疑似病人，住院期间还是两人一屋他也不知道那位是不是就真是。而且住院期间也根本不像媒介说的那样，他的亲身经历是，根本就没人管他们。
这个电话中，《南方周末》的朋友说，现在北京的作法是，各单位和街道要负责所管辖地段出了隔离人群的各种费用。如果是这样，不知道建工出版社出了这么多死亡、住院、发烧的人后，此楼仍还不封的原因所在。
此信，只是基本事实。未加评论。
那座可怕的楼地址为：新大都饭店后面，朝阳庵甲11楼6门。国家环保总局西面，二环路车公庄桥附近。
写此信，希望你能和我一起，让更多的人知道此楼、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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