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公诸于世始于2003年2月11日。这一天，广东政府正式承认广东当时已发现305例非典型肺炎（非典）病人，并有5例死亡。2月20日，中国卫生部向世界卫生组织发出简报，称2月11日发现的急性呼吸道综合症（ARS）病原可能是衣原体（与细菌类似的生物），主要依据是从两例标本中"通过电镜观察到了衣原体的形态"（据新华社报道）。
用"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ARS）到PUBMED数据库检索，发现最早报道这个疾病的学术刊物是《英国医学杂志》，它在2月22日介绍了SARS在广东的发生情况 〔BMJ326，416 （2003）〕。世界卫生组织（WHO）3月12日向全球发出"非典"警报。3月17日，WHO的科学家组织了一个包括全球欧美亚三大洲、9个国家和地区、11个研究机构的研究网络，其中没有中国大陆的科学家。3月21日，香港大学的科学家从患者体内发现病毒，根据电子显微镜观察，初步认为这是冠状病毒。三天后，美国CDC肯定了这个发现。〔Science300，224－225 2003）〕。3月28日，中国正式加入WHO的研究网络。4月16日，WHO在日内瓦正式宣布，一种新型冠状病毒是SARS的病原。这个病毒被命名为SARS病毒。
中国决定正式加入WHO的SARS研究网络，已经说明对早先的"衣原体"病原说发生了怀疑。但在这之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疾控中心）病毒预防控制所首席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洪涛教授还在向中国的记者宣布"衣原体绝对是主要元凶"。据4月4日中国疾控中心主任李立明介绍，洪涛院士在2月18日就首先通过解剖病人尸体发现衣原体样颗粒，并以此为起点，该中心目前已有了围绕衣原体在"病原形态学、免疫学、病毒学、分子生物学等多学科的非典型肺炎病原的联合攻关"。4月10日下午，在一个官方发布会上，洪涛通报了中国疾控中心发现冠状病毒的消息。但他同时表示，"个人认为，可能是衣原体和冠状病毒同时发生作用"。12日，洪涛再次公开表示，"衣原体和冠状病毒同时存在"。（《财经》杂志2003年4月20日）。即使到了4月23日，洪涛院士还在中央电视台上说："我们发现衣原体老跟冠状病毒伴随，很可能它们两个有什么协同作用，要么是协同，它需要它，要么是它感染了，铺平了道路，冠状病毒给衣原体的供给造成温床，铺平了道路，这种可能性都有的。"
应该指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把衣原体与SARS联系在一起的国家，洪涛领导的中国疾控中心是中国唯一从SARS病人体内发现衣原体的单位。截止到4月10日，他们也仅从5个样品中发现了含有与衣原体形态相似的物质。洪院士的发现几乎马上就受到了中国临床专家的置疑，从广州到北京，从2月18日一直到今天，洪院士在中国疾控中心之外几乎就找不到一个同行知音，日本专家就直斥SARS的衣原体病原说"违背常识"。〔Nature422，459 2003）〕。倒是政府在4月上旬以前一直以洪院士的发现为制订宣传和防治政策的主要理论依据。
洪院士是搞病毒研究出身的，他凭借一双72岁高龄的昏花老眼，观看来自极少数几个病人的、放大了数千倍甚至上万倍的电子显微照片，然后就铁嘴钢牙地咬定SARS病原是衣原体，面对全世界的众口一辞，仍旧坚持自己的"发现"，其勇气、其自信真能让人敲破胸膛。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也就根据这双昏花老眼来组织联合攻关，政府并且依此来压制、排斥临床医生的不同意见（见《财经》杂志2003年4月20日系列报道），这一切都令人感到这根本就不是在搞科学，而是在搞政治。对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洪院士来说，重要的似乎不是找到SARS的真正元凶，反倒是要证明自己的正确。我倒想问一问：到底是院士服务国家呢，还是国家服务院士？虽然科学研究允许出错，但一个有良知的科学家应该有承认错误的勇气和胆识。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中国的院士不仅学术水平低劣，道德水准也不达标。
如果说洪院士在SARS风波中的表现不能够代表院士整体水平的话，那么一群不包括洪院士的22名院士应该能够。4月22日，由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竺先生领衔的22位院士向中国政府提出"以非典型肺炎防治为切入点构筑我国预防医学创新体系"的建议。读完这篇向全国公开的信件，我不禁再次为中国的院士脸红。22位院士，代表中国医学科学界的最高水平，怎么连一封正式的信件都写不好？通观这封信，几乎就是一些概念、术语的堆集和罗列，文字不通顺，语法有毛病，语气不连贯，说明他们缺乏基本的文化教育。这且不说，从这封信中,人们很难看到中国学术界自己的思想、见解、特性、和个性。如果说它有什么中心思想的话，那就是简单的一句话，要政府掏钱，建立一个象美国NIH那样的机构。
中国有几个成语，叫做未雨绸缪，叫做亡羊补牢，叫做顺手牵羊，叫做趁火打劫。领袖的作用是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匠人的功能是亡羊补牢，把损失降低到最小；无赖的表现是顺手牵羊，得捞一把就捞一把；流氓的本能是趁火打劫，你招灾我得福。中国科学院的院士们没有能够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使人民免除SARS的灾难，就已经说明了他们没有科学领袖的能力和资格。SARS出现之后，他们又丧失先机，把研究引向歧途，遗害全国，波及世界，说明他们连匠人的功夫都不具备。现在又趁着全国上下苦于SARS荼毒之际，提出这么个建议，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呢？
美国现今的科学研究体制肇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目前除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NSF）和国家卫生科学研究院（NIH）之外，尚有能源部、国防部、农业部等众多部门扶持科学研究，主要是大学的科学研究。它之所以搞成现在这个政出多门的样子，既非政府的本意，也不是这个科研政策制订者万.布什的本意，而几乎完全是政治斗争的结果。万.布什的计划是要建立一个统一掌管、规划全国基础科学（包括医学科学）研究的基金会，但由于他与议会主要成员发生矛盾，结果使NIH得到可乘之机，在1950年NSF成立之前，把医学研究的指挥权揽了过去。虽然目前尚看不出这个体制有什么弊端，但同样看不出它比万.布什的原定计划有什么优势。陈竺等22名院士凭借着自己对美国科研体制的一知半解，趁着目前这个混乱时机，想要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之外另立山头，自搞一套，既不合时宜，也不符合中国的国情。
谁都知道，中国的学术腐败根源之一就是科学研究经费的分配制度，而在所有的体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科研基金分配可以说是比较公平的。在目前学阀、帮派横行的学术界，在目前控制学术界的人士知识水平严重落后的今天，再另搞一套科研基金分配系统，无疑会使它成为某些院士控制的傀儡，成为他们垄断科研经费的机器。而垄断和控制只能够使学术腐败愈演愈烈。不仅如此，从洪涛的衣原体事件还可以看出，集权和垄断是学术发展的死路。中国科学的发展，目前需要的不是金钱，不是建立一套套的官僚管理机构，恰恰相反，中国需要的是砸烂这个机构，使科学家能够凭借自己的才能和努力获得发言权，而不是凭借自己的地位。
要做到这一步，首先就要废除中国的院士制度。中国有句古语：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对中国的学术界来说，也同样：院士不废，学术无望。
(新世纪）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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