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传》作者杜林（BRUCE GILLEY）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的评论说，胡锦涛利用外国批评清除了江泽民的一个小亲信卫生部长张文康，还迫使江泽民另一亲信李长春在政治局会议上认错。李长春认错的原因是他运气不好，萨斯疫情开始爆发时他是广东省委书记，后来在全国人大前后对疫情实行新闻封锁时他主管全国宣传。
评论指出，胡锦涛的确牺牲了一个小亲信北京市长孟学农。但对于胡锦涛来说，孟学农无足轻重，因为孟仅仅在团中央工作过，顶多是胡的精神支持者。
现在人们普遍把这场大失误归咎于江泽民。鲍彤最近在香港信报发表文章说，中国有个权力无限的人，他为了特殊目的，通过新闻封锁对疫情掩盖半年之久。鲍彤的文章正在共产党精英中流传。
胡锦涛的行动已经发出两个明确信号：江泽民阵营并不例外；领导层分裂是场灾难，江泽民应当出局。
政治局常委4月17日决定任命吴仪担任卫生部长并未事先征求江泽民的意见。党内消息来源说，江泽民和其它元老一样仅在事后得到通报，这说明江泽民并不比其它老领导人更重要。
4月29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抵达泰国首都曼谷，出席中国──东盟领导人关于非典型肺炎问题特别会议。泰国副总理颂吉到机场迎接。新华社
同时，新任总理温家宝也利用危机加强权力基础。各地诸侯的不服从和昏庸曾经破坏了前任总理朱镕基的许多改革计划，温家宝已经借机鞭笞地方官僚。
撤销卫生部长和北京市长是温家宝发出的信号：必须加强责任。温家宝已经清楚表明，在他治理下，官员表现必须实施高标准。温家宝在4月中的讲话说，干部不得推诿、不得延误、不得失职。
卫生系统问题曝光之后，其它机构的官员也开始注意填写其它问题的报告来保官位。这就意味着温家宝的助手可能很快得到全国各地各种紧迫问题的信息，更好地掌握哪些地方官员需要帮助或者激励来解决问题。
在更广义的北京政治领导层中，危机表明中国复杂的社会需要更强大、更多介入的国家机器。戈尔巴乔夫把切尔诺贝尔核电站灾难作为改革的理由，胡锦涛等领导人看来要把卫生危机作为加强共产党国家的机会。地方政权的民主试验和民主决策削弱了国家反应的能力，现在要学新加坡而不是俄罗斯。
戈尔巴乔夫时代的俄罗斯，政治局在切尔诺贝尔核电站问题产生分裂。但中国没有分裂。在卫生危机上的信息公开特区可能是为了缓和外国担心而创造的。但这只是临时安排，并非制度改革。
危机还为新领导人提供弘扬民族主义的机会，即人民日报所说的发扬中国人民“坚韧不拔、藐视困难和挑战的优良传统”；并批驳外国媒体报导“不负责任，”号召人民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中国新领导人还突然得到国内和香港民主派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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