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容雪村《禁城》：武漢醫生罵政府沒一句真話（二）(視頻)
中國獨立作家慕容雪村，現流亡海外（Public Domain）
【看中國2024年1月29日訊】（看中國記者肖然、李德言報導）（接上）武漢封城四週年之際，流亡海外的中國獨立作家慕容雪村於2024年1月22日在一次網絡讀書會上分享了他在國內花了8個月如何完成紀實文學《禁城：武漢傳來的聲音》的驚險過程。該書被《經濟學人》雜誌等評為2023年度好書。一起來聽他講述幾個書中的真人真事。
慕容雪村繼續說道，“剛才我講了這本書的出版過程，我想可以再講一講文中的故事。
第一個故事是我採訪到的一個醫生，在這本書中他叫林晴川，他在武漢一家很小的市區醫院工作，在武漢的市區範圍內有3372家這樣的醫院。這位醫生自己也是感染者，在武漢封城後不久他就感染了。但是醫院有命令，必須全員上崗。這次他就帶著病回到醫院裡邊，白天治別人，晚上治自己。那時候藥物缺乏到什麼程度呢？有一天他就在那講，整個醫院裡邊退燒藥全部用光，止疼藥只剩下一盒，連口罩和體溫計都嚴重不足。爲什麽會出現這種極度的匱乏呢？
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習近平下令一月二十三日封城，一月二十四日就是除夕。而中國醫院往往有個習慣，就是到年底結算，即把藥廠的藥、把醫療器材廠的這些器材到年底前把錢結清，然後對方發來下一批貨和下一批藥。而這個封城的時機巧到什麼程度呢？就在於上一批藥和上一批器械耗材即將用盡的時候，而新一批藥和新一批器材還沒有送進來，就在這個時候習近平下令封城。這就導致醫院藥物和醫用耗材的匱乏和極度緊張。
這個醫生有一段時間病得特別重，他們醫院里當時幾乎也沒有任何藥物。後來他聽一位醫生講說，有一種藥叫左氧氟沙星，醫生們把那個藥簡稱叫「左氧」，說那個可能有好處。他就想方設法到藥品倉庫里去找到了最後幾袋左氧，給自己吊上，靠著這幾袋子最後的左氧，他把自己的命救下來了。
這位醫生是個40多歲的高大魁梧的男人，看起來十分堅強而且樂觀，但在我的採訪過程中，他有一刻突然就失控顫抖。
他說：「在封城之後那段時間，大量的病人湧到我們醫院，而我們這種醫院沒有權利給他們治病，我們只有權利做分診，就是如果發現這個病人是發燒的，我們就推薦到最好的醫院里邊，讓他們去那邊接受治療。」
而封城意味著什麼？封城意味著交通中斷、私家車公交車全部停止。從他們這家小醫院到對口的那家指定治療的醫院有多遠呢？走路差不多要走6公里，這名醫生就看到那些病人虛弱地從他們醫院離開，然後蹣跚著走向6公里外那家醫院。他說那些年輕的身強力壯的走過去以後還可以再走回來，而那些年老的虛弱的走過去了，就再也走不回來了。所以說他說：「我們作為醫生的看見病人這個樣子，而一點辦法都沒有，真是又屈辱又傷感。」
他這樣一個很高大很魁梧的男人，就突然情緒失控了，在我面前就流下淚來。關於武漢究竟在封城的這76天中到底死了多少人，中共政府公布了一個數字。
但我告訴你們，即使在武漢，即使是那些對中共政府最忠心的人，他們也不相信這個數字。我聽到一個說法是這樣的，說哎呀那麼混亂的情況，即使統計上有點誤差，也是可以原諒的，最忠於政府的人會這麼講。
而這個醫生他有自己的測算。那他是根據什麼來測算的呢？就是他們醫院開出的死亡證明在這76天中，他們最多的時候一天開3份死亡證，最少的一天有一份，所以他取中間值，兩份乘以76，再乘以372家武漢醫院，由此得出的結果大概是中共官方公布數字的16倍。所以他就講，就是經過這場疫情，讓我們這些做醫生的對這個政府真的寒了心，這個政府嘴里沒有一句真話。
三年之後，這名醫生怎麼樣了呢？他秘密地接受了我的採訪。他現在的生活其實也相當的艱難，因爲像他們這種社區醫院，有一半的經費是政府撥款，另外一半要靠他們自籌。而在新冠之後，他們醫院的醫生很多都被感染了，有些被調到隔離站做隔離站的醫生，所以醫院的正式業務沒有開展。到疫情結束之後，他們的工資發不出來，一直到解封四五個月之後，他都沒有發工資。他就很憤怒，說：「在最需要我們的時候，叫我們白衣天使，現在最困難的時候過去了，沒有人關心『天使』的吃飯問題。我們這些學醫的『農民工』也需要吃飯啊，求求領導了，能不能把工資先給結一下。」這就是這名醫生的真實情況。
我還採訪到一位黑摩的司機。黑摩的在武漢有個名稱叫「麻木」，這個司機是我在漢口火車站遇到的。當時他正在那百無聊賴的招攬客人，然後看到我就問我，做麻木不？我說行啊，坐一程。我就坐到後座上，扶著他的肩膀就跟他聊天。我說在封城的76天裡邊，你是不是被也被封住了？也沒有出來跑活吧？
他很驕傲的回答：「你想錯了，從大年三十一直到今天，我沒有歇過一天。」
我說：「啊？武漢封城，你怎麼出來啊？」他說：「我們這些人呢，這些老油條總能找到辦法。」我說：「那你怎麼出來？」他說：」我們住的那小區啊，晚上就是一堵牆，其實他們也不可能24小時只守著我，我把這個這輛充電的摩托車停在外面，到晚上我就翻牆出去到處走，就是會有人需要坐車，總有這個需求啊。」而在封城的76天是他的美好時光，為什麼呢？因為沒人講價了。在平常拉一個人坐他的摩托車，要價20元，對方會還到十塊八塊，而且還罵罵咧咧的：「哎你這個兩個輪子的怎麼比四個輪子的還貴？「「但在封城期間，沒有人講價了，他說50就是50塊，說100就是100塊錢。
而那個時候需要出行的人往往都是迫切的需要出行，有老人住院，有孕婦要生產，或者有人將死。那麼在這種情況下他自己認為他是幫了很多人，雖然有時候他也收錢，但他認為他在做好事。就在武漢即將解封的時候，他在漢口火車站拉到了一個聾啞人。那個聾啞人回湖北奔喪，本應該坐到另外一個站下車，但到了武漢他慌裡慌張的就下來了。下來了容易，再要上去可就難了。他本來要回家給母親奔喪，但現在就被困在武漢了，怎麼都出不去，想再上火車不行，買不了票。就在這個時候，他遇到了這個黑摩的司機老李。
老李第一天把他送到當時剛開的一家地下小旅館，一天70塊，這個聾啞人身上只帶了220元錢，第一天花70元，就只剩150元了。第二天一大早，老李又去看他。這個聾啞人就在自己的手機上輸入文字，講到了他的情況，就說：「我現在必須要離開，回家去就是給我媽媽送葬，你有沒有什麼辦法？」
老李就騎著摩托車先到火車站，火車站說也不是完全不能離開，但要民政局開證明，好吧。老李就騎車帶著他去了民政局。民政局說：「我們這邊也不是不能開這個證明，但要勞動局先開證明。」老李又帶著這個聾啞人去了勞動局，勞動局說：「這個情況我們也可以考慮，也不是不能開證明，但是先要用人單位開個證明來。」這聾啞人根本就是下錯了車，他也不在武漢工作，上哪找用人單位去呢？這幾乎是絕望了，他身上只剩下150元錢，就困在這座城市里，吃什麼，睡哪里，怎麼活呢？所以他就很絕望的看著老李，眼淚都快流下來了。
老李作為武漢的這種老油條，突然之間豪俠心腸發作了。他也在自己的手機上輸入字，就問這個乘客說，「你相不相信我？」
這個聾啞人說：「我相信」。
老李就說告訴他：「既然相信我，我們也別去找什麼狗屁的這個局、那個局了，聽我的，我想辦法把你送出去。」
在4月份的時候，雖然表面上這個城市還在封禁，在武漢聽說總有辦法，其實可以離開，而且那些有門道的人也會找到一條看管不嚴的路，再送上一點錢。所以老李找到他的一個熟人，是一個黑車司機，他做跟老李差不多的生意，只不過更高檔，他開的是一輛汽車。在4月後，他幫著把很多人都送出武漢，但收費很貴，他車上一個座位賣600塊錢。這位聾啞人那個時候身上只剩下150塊，不夠怎麼辦？老李跟這個黑車司機商量了一下，後來這人說：「你看人家又是個啞巴，又不會說話，他媽媽還死了，這樣吧咱們做個好事吧，不收他的錢了，我把他送出去。」
老李說到這件事情的時候特別高興，就覺得他真是做了一件好事。他這樣問我：「雖然我跑這個黑車也不合法，我也沒有執照，但我還是做了一件好事對吧？」
其實我也這麼想的。後來等武漢解封後，老李的這個黑車生意就不好跑了，他就去送外賣，但年紀太大了，所以每天只能送3單，3單之後要刷臉啊，因為他用他老婆的身份證登記的，所以就通過不了，送完3單外賣他就在漢口火車站百無聊賴等待乘客，日子過得一天比一天艱難。到我離開中國之前，我們在微信上還有聯繫。有一天他就跟我說：「哎，我實在是沒錢吃飯了，你能不能借我點錢？」我一次給了他300元，一次給了200元，他要得就這麼多。等我離開中國之後，我們就失去聯繫了。我不知道他現在過得怎麼樣，但在我想來，他過的一定不是很美滿的生活。
醫院清潔工的故事
還有一個人的故事，是剛才主持人提到醫院的那位清潔工。這位清潔工的名字叫金鳳，在2020年的時候她61歲。
她和丈夫夏邦喜本來都是武漢附近新洲村的農民，後來兩人年紀大了，而且他們還有個40歲智力有障礙的孩子，所以在農村就沒法過上正常的生活，老兩口就帶著兒子到武漢，租了非常便宜的半間公寓，金鳳在醫院做清潔工，一個月掙2300塊錢，丈夫在一家很小的賓館裡做夜班保安，一個月掙2600塊錢。
在2020年1月29號那天，金鳳在醫院裡把幾個樓層全都打掃了一遍，從早上一直工作到晚上，到晚上她就感覺渾身酸痛乏力，醫生護士就讓她去檢查，說八成是得上「這個病」了，快去查一查吧。一查果然是得新冠了。
他們這個醫院自己也是不能治療新冠的。要治療就必須也是到7公里之外的後湖分院，也就是李文亮醫生的那所醫院。當時沒有公交車、沒有出租車，那怎麼去呢？那只能兩個人騎共享單車。我們很多人都感染過新冠，假如病情比較沈重的話，如果還要騎著7公里的自行車趕去治療，這是非常艱難的任務。所以她丈夫就帶著她，每天早上很早起床，老頭燒好稀飯餵老太太吃下來，然後4點鐘出門，兩個人騎上單車，騎個10分鐘左右，老太太就支持不住了，就必須下來喘一口氣休息一會兒，然後再騎上共享單車，慢騰騰的騎到醫院，7公里的路程他們要騎兩個小時甚至更久。
後湖分院是個什麼情況呢？就是一個感染者的及時（不懂）大廳，裡邊到處都躺滿了、坐滿了這種感染者，不時就能看到有個人「撲通」一聲栽倒在地上，然後他們的親屬在旁邊大聲的哭喊。運屍車不斷的開來把裡邊的遺體運出去。金鳳和丈夫不止一次看到高高大大的小夥子，走著走著「撲通」一下摔倒，然後就再也爬不起來了。金鳳本來就是醫院的清潔工，她以為自己會得到照顧，但因為她只是一個清潔工，並不在醫院正式職工的名冊上，這邊的醫院就問她：「哎，你說你在醫院工作，有什麼證明沒有？」
金鳳就讓她的上司、主管給這家醫院打電話，但打過了以後，這邊醫院也不理，還訓斥她說：「你也說你在醫院工作，我怎麼知道你是不是在醫院工作？」
所以就沒有把她安排進後邊的病房，沒有給她病床，她就只能像更多的發熱患者一樣，排著特別特別長的隊伍，每天要排幾公里的隊伍，一步一挨的往前挪，只為了打一針點滴，打個吊瓶，打完以後大概已經是夜裡10點11點了，兩個人帶的簡單午餐也吃光了，那時候正是冬天，兩個人大晚上的騎共享單車，折騰著慢悠悠的回到家，睡幾個小時再起來。到7天之後，金鳳的病情漸漸好轉了，但她的丈夫發現自己感染上了，而且她丈夫原來有糖尿病，就是有基礎病，所以病來的特別迅猛，很快就開始咳嗽，並且吐血。金鳳這個時候勉強能夠行動了，就跑到居委會去求他們幫助。那個時候雖然李克強去了之後說「應收盡收」、「應治能治」的，但其實在下面並不是這樣，當時規定病人不能自己去醫院，必須由社區統一的組織安排，要社區先上報，然後才能送到醫院去治。金鳳就去求社區，但她發現，自己到了那邊，所有的工作人員都跑了，她說：「他們一看見我就害怕，他們就全跑光了，一個人都沒有，那就沒法報名。」
後來第二天金鳳再去社區，終於碰到一個工作人員了，她求這個人給他上報，把她丈夫送去醫院，但對方一直在推諉。金鳳就跪在那里邊哭喊說：「你是不是看我們農村來的，你就瞧不起我們，你有沒有父母啊？你有沒有姐妹啊？你看看我老頭子，他已經在那吐血了，求求你行行好，你把我們報上去，把他送到醫院裡去吧。」
這樣的艱難場景持續了非常長的時間，最後這個社區才懶洋洋的把她丈夫的名字報上去，但那個時候已經沒有足夠的病床了，所以並不是把他送進醫院去搶救，而是送進隔離站，但隔離站裡沒有藥物，甚至沒有食物和水。所以她丈夫就給金鳳打電話，說「他們把我送到這裡來等死。」而且那個時候金鳳就發動起她所有的親戚朋友來打所有的熱線電話，市長熱線也好，報紙熱線也好，電視熱線也好，就像瘋了一樣打電話，打了很長時間電話之後，上邊終於派了一輛車說要到隔離站把她丈夫接出來，要送到醫院，但是這輛車上只有一個司機。她丈夫從這個隔離站走出來就已經完全沒有力氣了，車門打開，他趴在座位上就再也爬不上去了，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扶他就意味著有危險，所以司機這個大小夥子就也不肯扶他。金鳳那個時候也是病體沈重，但為了救自己的丈夫，就拚命的下車，用自己的肩膀、用身體一點一點的把丈夫扶上車，然後從另外一邊上了車，把丈夫摟到自己懷裡。
當初金鳳一開始知道自己感染新冠的時候是下決心要自殺的。她丈夫說：「你不能自殺，你放心萬事有我。」
所以在這個時候，金鳳就告訴她丈夫說：「你救了我的命，現在該由我來救你的命。」然後就這樣把她送到了漢口醫院，但為時已晚了，僅僅過了一天多的時間，她的丈夫夏邦喜就死在了這所醫院，去世前的晚上，金鳳去急診室看丈夫，她丈夫當時已經上了呼吸機不能說話。金鳳就握著他的手，還不能說他病情重，就安慰他說：「現在已經到醫院了，醫生一定會盡力救治你的。」
他丈夫最後說的一句話，金鳳一直記得，她丈夫說：「你看你也瘦了這麼多，你去打個營養針吧。「這是他丈夫對她說的最後一句話。
當我去金鳳的家採訪時，我看到她的家真是一個家徒四壁的這麼一個臨時住處，地板也是黑黑的。她那個40歲有智力殘疾的孩子完全不記得當時的事情。在採訪的過程中，我就說我們一起訂點東西來吃。我叫的是麥當勞，對我們這些在城裡生活的人來説，似乎吃一頓麥當勞並不是什麼大的事情，三個人吃個七八十塊錢、一百塊錢並不是什麼大事，
但當我把麥當勞叫來時，金鳳那個40歲的兒子這麼跟我說：「哎呀，今天是開了洋葷了，吃洋快餐。」
我這才知道，在過去的這十年裡邊，他們家沒買過一件新衣服，穿的全是親戚朋友們剩下來的。
之前因爲有金鳳每個月工資是兩千二、兩千三的，她丈夫每個月工資是兩千六，所以在武漢勉強還能夠生活。但在丈夫去世之後，他們就無法負擔在武漢的生活了。所以在這本書快要出版的時候，他們很艱難地從武漢搬回了鄉下。搬家的場景大概是這樣，他們找親戚借了一輛車，親戚開車過來，把他們用了多年的瓶瓶罐罐、把蓋得很破的被子、毯子、棉絮，以及任何一件已經用了很多年的破碎的也不捨得扔的東西，全部搬到車上，拉回老家了。
接下來，金鳳說希望用最簡樸、最節約的方式過完這一生。在採訪的最後我問她：「你還有什麼想法、還有什麼夢想嗎？」她就說：「我這樣的人其實是沒有未來的，如果說我還有點什麼樣的夢想的話，那只有一個，」然後指著她40歲的智障兒子跟我說：「我唯一的希望啊，就是能夠在死之前，給他辦一個殘疾人證，因爲有了殘疾人證就會有一點補貼，這樣在我死之後，他還可以繼續活。」
這樣的故事在這本書里其實還有很多。在寫的過程中，我也常常忍不住要流下淚來。我自認為是一個鐵石心腸的作家，輕易不會動情，輕易不會感動，但在寫這本書的過程中，我聽見那些、看見那些患者的家屬在我面前，母親哀悼女兒，妻子哀悼丈夫，他們發出那種哭聲真是撕心裂肺，就是讓人忍不住要落淚。“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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