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北周武帝時受到很大的傷害，由於隋文帝與煬帝積極復興，為中國佛教全盛期的唐代佛教奠定了穩固的基礎。
隋文帝
結束紛爭，下詔復佛：隋文帝結束中國南北紛爭數百餘年的局勢，即位後，下敕：「好生惡殺，王政為本。」在京城及諸州置官立寺院，行道日禁絕殺生，修復荒廢的寺院，獎勵建立寺院。開皇十一年（西元591年），詔稱：「朕位在人王，紹隆三寶，永言至理，弘闡大乘。」此後，不論公私，寺院如雨後春筍般林立，從皇帝、皇后到庶民、信眾，皆行敬施，供養絹疋、淨財等。
造寺抄經，僧眾教化：文帝在位期間，建造寺院共三千七百九十二所，抄經四十六藏十三萬二千零八十六卷，整理經典三千八百五十三部，造石像大小十萬六千五百八十尊，修復舊像一百五十萬八千九百四十尊，對佛教事業的護持不遺餘力。此外，文帝為懷念父母深恩，啟建舍利塔，共有八十三處之多，成為中國佛教史上的巨擘，影響後世極大。
隋文帝興建大興善寺為國寺，殿堂雄偉宏大，是隋唐以來，長安最大的佛寺，也是隋代唯一的國策寺院。文帝在此設有「二十五眾」執行佛教教化的工作，所謂「二十五眾」，是由二十五位通達佛教義理的高僧組成，專門弘揚佛法的組織。另外又設五位熟諳諸經論的「五眾」，從事弘法教化。因此培養了許多學者僧及教化僧，提升佛法研究及對大眾的教化工作。
宿植善根，簡樸淡泊：隋文帝在馮翊（陝西大荔縣）出生，由般若寺智仙尼師撫養長大。七歲時，尼師告訴他：「兒當大貴，從東國來，佛法當滅，由兒興之。」十三歲時，才回到父母家。
隋文帝性喜簡樸，喜歡寺院裡的鐘聲，偏好豆類製品，曾自言：「可能前世為一修道人。」文帝登位後，尼師已圓寂，不僅在群臣前屢次提及尼師的德行，並且親自作傳紀念，對尼師孺慕之情油然可見。文帝與佛教的因緣深遠，以復興佛教為己任的發心，不難想見。
隋煬帝
隋煬帝在歷史上褒貶不一，有人以為他好大喜功，勞役百姓，但也有人以為他為國建設，福利社會。儘管如此，他對佛教的貢獻，卻是不可磨滅的。他敬僧迎僧，建立道場：隋煬帝是文帝的次子，篤信佛教，為揚州晉王時，曾延請天臺智顗大師到揚州，智顗大師為他授菩薩戒，法號「總持菩薩」，他也敬贈「智者大師」名號，相惜之情，傳為歷史上一段佳話。
隋煬帝即位前，對佛教護持已相當熱心。他曾創建二所道觀及慧日、法雲二佛寺。其中，慧日道場會集了當時江南佛教界高僧，並且迎請三論宗嘉祥寺的吉藏大師入寺住持，是為江南一大盛事。另外，他也在長安建日嚴寺，高僧彥琮、智脫、法澄、法論、智炬等，皆曾住此大振法雷，講學之盛，冠於當世。
啟建道場，弘揚文教：大業三年（西元607年），以佛法治國的日本聖德太子派遣學者、僧侶來華留學，隋煬帝特別啟用洛陽鴻臚寺四方館，聘請高僧負責留學僧的教育工作，舉辦講座、法會，從事經典的校勘等。
隋初來自印度的高僧如那連提耶舍、闍那崛多、達摩笈多等，陸續應請入住長安，從事翻譯工作，到了煬帝時，更在洛陽設立翻經館，網羅譯經人才，對佛教的文化、教育事業可說相當重視。
隋朝立國雖僅三十餘年，然政治的統一，經濟、社會、文化的穩定發展，加上文帝與煬帝對佛教的貢獻，上承南北朝講經、禪坐之風，下開唐宋各宗大盛之門，成為中國佛教史上重要的轉捩點。
唐朝
佛教在隋朝奠定復興的基礎，唐高祖統一全國後，由於帝王對佛教的護持，使得中國佛教在唐朝達到了頂峰，各宗爭鳴，百花齊放，高僧輩出，隨著國家的威勢，將佛法傳播到東亞各地區。佛教在這個時候達到了成熟期，呈現完全的「中國佛教」，在中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藝術、文學上都有很深的影響與成就。
大唐的佛教鼎盛、譯經事業盛行，源自唐太宗的大力推行。圖為閻立本描繪貞觀十五年，唐太宗接見吐蕃使者祿東讚來迎文成公主入藏時的情景。（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唐太宗是位英明的帝王，他廣納諫言，知人善用，輕賦寬刑，海內升平，威及域外，世稱貞觀之治。這一時期也是我國政教合一的典型時代。太宗護持佛教，崇敬三寶，歷代罕見，因此在大唐盛世，高僧碩學輩出，譯經事業空前大盛，尤其佛教寺院林立，佛畫推陳出新，諸宗並弘，文物燦然大備，為中國佛教最輝煌的黃金時代。
祈福建寺，度僧護法：唐太宗即位後，詔請有德高僧為國祈福，在七處戰場建立寺院，延請有德僧侶住持，令朝暮鐘鼓不斷，舉行超度法會，以慰亡靈。他曾下令全國三千七百多所寺院，每一寺院度僧五人，授權地方官府度人出家。
唐太宗為報答親恩，將自己的舊宅改為興聖寺。他為表明思慕太后之情，親自撰寫疏文，自稱「菩薩戒弟子」。
崇敬三寶，護持文教：唐太宗對高僧大德相當禮敬，曾禮請華嚴祖師杜順和尚入宮，暢談佛法，讚嘆和尚：「深得我心。」因而賜號「帝心」。玄奘大師西行求法回國後，太宗對他的精神敬佩不已，幾次勸請大師還俗輔政，但都為其所婉拒。後來，太宗為玄奘大師建弘法寺，寺內設置翻經院，一切經費由國家供給，成就玄奘大師的譯經事業。玄奘大師白天與太宗論道，晚上譯經，先後譯出經論七十五部一三五五卷，為唐宋以下千百年佛教奠定弘化的基礎。
唐太宗本身也深入經藏，曾研讀《菩薩藏經》，致力於菩薩道的實踐；並親賜《瑜伽師地論》序，刻於石碑，即聞名至今的「大唐三藏聖教序碑文」。太宗於駕崩前，專注於佛法研討，不僅感動於佛法的妙理，甚至表示與玄奘大師相見恨晚，未能好好弘傳佛法。事實上，他一生崇法護法，禮遇高僧，促使唐代佛教興盛，功不唐捐。
唐高宗
譯經事業的護持：唐高宗與佛教有相當因緣，當他還是太子時，依玄琬法師受菩薩戒；即位後，為感念母恩，在長安建造大慈恩寺，設立譯經院。高宗的太子李顯出生時，便皈依玄奘大師，法號為佛光王，並設齋供養五千僧眾。
高宗對佛教最大的貢獻，是對譯經事業的護持。太宗崩殂，玄奘大師駐錫大慈恩寺，全心從事譯經工作，譯場開支，全由高宗供養。此後，玄奘大師也陸續在洛陽積翠宮、玉華寺等從事翻譯工作，譯有《大般若經》、《大寶積經》、《成唯識論》、《唯識二十論》等等，都是佛教經典中的巨擘。
麟德元年（西元664年），玄奘大師圓寂，高宗痛失國寶，為此暫罷朝政，舉行隆重的國葬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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