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北周武帝时受到很大的伤害，由于隋文帝与炀帝积极复兴，为中国佛教全盛期的唐代佛教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隋文帝
结束纷争，下诏复佛：隋文帝结束中国南北纷争数百余年的局势，即位后，下敕：“好生恶杀，王政为本。”在京城及诸州置官立寺院，行道日禁绝杀生，修复荒废的寺院，奖励建立寺院。开皇十一年（西元591年），诏称：“朕位在人王，绍隆三宝，永言至理，弘阐大乘。”此后，不论公私，寺院如雨后春笋般林立，从皇帝、皇后到庶民、信众，皆行敬施，供养绢疋、净财等。
造寺抄经，僧众教化：文帝在位期间，建造寺院共三千七百九十二所，抄经四十六藏十三万二千零八十六卷，整理经典三千八百五十三部，造石像大小十万六千五百八十尊，修复旧像一百五十万八千九百四十尊，对佛教事业的护持不遗余力。此外，文帝为怀念父母深恩，启建舍利塔，共有八十三处之多，成为中国佛教史上的巨擘，影响后世极大。
隋文帝兴建大兴善寺为国寺，殿堂雄伟宏大，是隋唐以来，长安最大的佛寺，也是隋代唯一的国策寺院。文帝在此设有“二十五众”执行佛教教化的工作，所谓“二十五众”，是由二十五位通达佛教义理的高僧组成，专门弘扬佛法的组织。另外又设五位熟谙诸经论的“五众”，从事弘法教化。因此培养了许多学者僧及教化僧，提升佛法研究及对大众的教化工作。
宿植善根，简朴淡泊：隋文帝在冯翊（陕西大荔县）出生，由般若寺智仙尼师抚养长大。七岁时，尼师告诉他：“儿当大贵，从东国来，佛法当灭，由儿兴之。”十三岁时，才回到父母家。
隋文帝性喜简朴，喜欢寺院里的钟声，偏好豆类制品，曾自言：“可能前世为一修道人。”文帝登位后，尼师已圆寂，不仅在群臣前屡次提及尼师的德行，并且亲自作传纪念，对尼师孺慕之情油然可见。文帝与佛教的因缘深远，以复兴佛教为己任的发心，不难想见。
隋炀帝
隋炀帝在历史上褒贬不一，有人以为他好大喜功，劳役百姓，但也有人以为他为国建设，福利社会。尽管如此，他对佛教的贡献，却是不可磨灭的。他敬僧迎僧，建立道场：隋炀帝是文帝的次子，笃信佛教，为扬州晋王时，曾延请天台智顗大师到扬州，智顗大师为他授菩萨戒，法号“总持菩萨”，他也敬赠“智者大师”名号，相惜之情，传为历史上一段佳话。
隋炀帝即位前，对佛教护持已相当热心。他曾创建二所道观及慧日、法云二佛寺。其中，慧日道场会集了当时江南佛教界高僧，并且迎请三论宗嘉祥寺的吉藏大师入寺住持，是为江南一大盛事。另外，他也在长安建日严寺，高僧彦琮、智脱、法澄、法论、智炬等，皆曾住此大振法雷，讲学之盛，冠于当世。
启建道场，弘扬文教：大业三年（西元607年），以佛法治国的日本圣德太子派遣学者、僧侣来华留学，隋炀帝特别启用洛阳鸿胪寺四方馆，聘请高僧负责留学僧的教育工作，举办讲座、法会，从事经典的校勘等。
隋初来自印度的高僧如那连提耶舍、阇那崛多、达摩笈多等，陆续应请入住长安，从事翻译工作，到了炀帝时，更在洛阳设立翻经馆，网罗译经人才，对佛教的文化、教育事业可说相当重视。
隋朝立国虽仅三十余年，然政治的统一，经济、社会、文化的稳定发展，加上文帝与炀帝对佛教的贡献，上承南北朝讲经、禅坐之风，下开唐宋各宗大盛之门，成为中国佛教史上重要的转捩点。
唐朝
佛教在隋朝奠定复兴的基础，唐高祖统一全国后，由于帝王对佛教的护持，使得中国佛教在唐朝达到了顶峰，各宗争鸣，百花齐放，高僧辈出，随着国家的威势，将佛法传播到东亚各地区。佛教在这个时候达到了成熟期，呈现完全的“中国佛教”，在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文学上都有很深的影响与成就。
大唐的佛教鼎盛、译经事业盛行，源自唐太宗的大力推行。图为阎立本描绘贞观十五年，唐太宗接见吐蕃使者禄东赞来迎文成公主入藏时的情景。（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唐太宗是位英明的帝王，他广纳谏言，知人善用，轻赋宽刑，海内升平，威及域外，世称贞观之治。这一时期也是我国政教合一的典型时代。太宗护持佛教，崇敬三宝，历代罕见，因此在大唐盛世，高僧硕学辈出，译经事业空前大盛，尤其佛教寺院林立，佛画推陈出新，诸宗并弘，文物灿然大备，为中国佛教最辉煌的黄金时代。
祈福建寺，度僧护法：唐太宗即位后，诏请有德高僧为国祈福，在七处战场建立寺院，延请有德僧侣住持，令朝暮钟鼓不断，举行超度法会，以慰亡灵。他曾下令全国三千七百多所寺院，每一寺院度僧五人，授权地方官府度人出家。
唐太宗为报答亲恩，将自己的旧宅改为兴圣寺。他为表明思慕太后之情，亲自撰写疏文，自称“菩萨戒弟子”。
崇敬三宝，护持文教：唐太宗对高僧大德相当礼敬，曾礼请华严祖师杜顺和尚入宫，畅谈佛法，赞叹和尚：“深得我心。”因而赐号“帝心”。玄奘大师西行求法回国后，太宗对他的精神敬佩不已，几次劝请大师还俗辅政，但都为其所婉拒。后来，太宗为玄奘大师建弘法寺，寺内设置翻经院，一切经费由国家供给，成就玄奘大师的译经事业。玄奘大师白天与太宗论道，晚上译经，先后译出经论七十五部一三五五卷，为唐宋以下千百年佛教奠定弘化的基础。
唐太宗本身也深入经藏，曾研读《菩萨藏经》，致力于菩萨道的实践；并亲赐《瑜伽师地论》序，刻于石碑，即闻名至今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碑文”。太宗于驾崩前，专注于佛法研讨，不仅感动于佛法的妙理，甚至表示与玄奘大师相见恨晚，未能好好弘传佛法。事实上，他一生崇法护法，礼遇高僧，促使唐代佛教兴盛，功不唐捐。
唐高宗
译经事业的护持：唐高宗与佛教有相当因缘，当他还是太子时，依玄琬法师受菩萨戒；即位后，为感念母恩，在长安建造大慈恩寺，设立译经院。高宗的太子李显出生时，便皈依玄奘大师，法号为佛光王，并设斋供养五千僧众。
高宗对佛教最大的贡献，是对译经事业的护持。太宗崩殂，玄奘大师驻锡大慈恩寺，全心从事译经工作，译场开支，全由高宗供养。此后，玄奘大师也陆续在洛阳积翠宫、玉华寺等从事翻译工作，译有《大般若经》、《大宝积经》、《成唯识论》、《唯识二十论》等等，都是佛教经典中的巨擘。
麟德元年（西元664年），玄奘大师圆寂，高宗痛失国宝，为此暂罢朝政，举行隆重的国葬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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