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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佛教的鼎盛 全靠这些帝王积极护持!(williamhill官网 )

 2016-07-20 11:00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2

佛教在北周武帝时受到很大的伤害,由于隋文帝与炀帝积极复兴,为中国佛教全盛期的唐代佛教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隋文帝

结束纷争,下诏复佛:隋文帝结束中国南北纷争数百余年的局势,即位后,下敕:“好生恶杀,王政为本。”在京城及诸州置官立寺院,行道日禁绝杀生,修复荒废的寺院,奖励建立寺院。开皇十一年(西元591年),诏称:“朕位在人王,绍隆三宝,永言至理,弘阐大乘。”此后,不论公私,寺院如雨后春笋般林立,从皇帝、皇后到庶民、信众,皆行敬施,供养绢疋、净财等。

造寺抄经,僧众教化:文帝在位期间,建造寺院共三千七百九十二所,抄经四十六藏十三万二千零八十六卷,整理经典三千八百五十三部,造石像大小十万六千五百八十尊,修复旧像一百五十万八千九百四十尊,对佛教事业的护持不遗余力。此外,文帝为怀念父母深恩,启建舍利塔,共有八十三处之多,成为中国佛教史上的巨擘,影响后世极大。

隋文帝兴建大兴善寺为国寺,殿堂雄伟宏大,是隋唐以来,长安最大的佛寺,也是隋代唯一的国策寺院。文帝在此设有“二十五众”执行佛教教化的工作,所谓“二十五众”,是由二十五位通达佛教义理的高僧组成,专门弘扬佛法的组织。另外又设五位熟谙诸经论的“五众”,从事弘法教化。因此培养了许多学者僧及教化僧,提升佛法研究及对大众的教化工作。

宿植善根,简朴淡泊:隋文帝在冯翊(陕西大荔县)出生,由般若寺智仙尼师抚养长大。七岁时,尼师告诉他:“儿当大贵,从东国来,佛法当灭,由儿兴之。”十三岁时,才回到父母家。

隋文帝性喜简朴,喜欢寺院里的钟声,偏好豆类制品,曾自言:“可能前世为一修道人。”文帝登位后,尼师已圆寂,不仅在群臣前屡次提及尼师的德行,并且亲自作传纪念,对尼师孺慕之情油然可见。文帝与佛教的因缘深远,以复兴佛教为己任的发心,不难想见。

隋炀帝

隋炀帝在历史上褒贬不一,有人以为他好大喜功,劳役百姓,但也有人以为他为国建设,福利社会。尽管如此,他对佛教的贡献,却是不可磨灭的。他敬僧迎僧,建立道场:隋炀帝是文帝的次子,笃信佛教,为扬州晋王时,曾延请天台智顗大师到扬州,智顗大师为他授菩萨戒,法号“总持菩萨”,他也敬赠“智者大师”名号,相惜之情,传为历史上一段佳话。

隋炀帝即位前,对佛教护持已相当热心。他曾创建二所道观及慧日、法云二佛寺。其中,慧日道场会集了当时江南佛教界高僧,并且迎请三论宗嘉祥寺的吉藏大师入寺住持,是为江南一大盛事。另外,他也在长安建日严寺,高僧彦琮、智脱、法澄、法论、智炬等,皆曾住此大振法雷,讲学之盛,冠于当世。

启建道场,弘扬文教:大业三年(西元607年),以佛法治国的日本圣德太子派遣学者、僧侣来华留学,隋炀帝特别启用洛阳鸿胪寺四方馆,聘请高僧负责留学僧的教育工作,举办讲座、法会,从事经典的校勘等。

隋初来自印度的高僧如那连提耶舍、阇那崛多、达摩笈多等,陆续应请入住长安,从事翻译工作,到了炀帝时,更在洛阳设立翻经馆,网罗译经人才,对佛教的文化、教育事业可说相当重视。

隋朝立国虽仅三十余年,然政治的统一,经济、社会、文化的稳定发展,加上文帝与炀帝对佛教的贡献,上承南北朝讲经、禅坐之风,下开唐宋各宗大盛之门,成为中国佛教史上重要的转捩点。

唐朝

佛教在隋朝奠定复兴的基础,唐高祖统一全国后,由于帝王对佛教的护持,使得中国佛教在唐朝达到了顶峰,各宗争鸣,百花齐放,高僧辈出,随着国家的威势,将佛法传播到东亚各地区。佛教在这个时候达到了成熟期,呈现完全的“中国佛教”,在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文学上都有很深的影响与成就。

唐太宗


大唐的佛教鼎盛、译经事业盛行,源自唐太宗的大力推行。图为阎立本描绘贞观十五年,唐太宗接见吐蕃使者禄东赞来迎文成公主入藏时的情景。(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唐太宗是位英明的帝王,他广纳谏言,知人善用,轻赋宽刑,海内升平,威及域外,世称贞观之治。这一时期也是我国政教合一的典型时代。太宗护持佛教,崇敬三宝,历代罕见,因此在大唐盛世,高僧硕学辈出,译经事业空前大盛,尤其佛教寺院林立,佛画推陈出新,诸宗并弘,文物灿然大备,为中国佛教最辉煌的黄金时代。

祈福建寺,度僧护法:唐太宗即位后,诏请有德高僧为国祈福,在七处战场建立寺院,延请有德僧侣住持,令朝暮钟鼓不断,举行超度法会,以慰亡灵。他曾下令全国三千七百多所寺院,每一寺院度僧五人,授权地方官府度人出家。

唐太宗为报答亲恩,将自己的旧宅改为兴圣寺。他为表明思慕太后之情,亲自撰写疏文,自称“菩萨戒弟子”。

崇敬三宝,护持文教:唐太宗对高僧大德相当礼敬,曾礼请华严祖师杜顺和尚入宫,畅谈佛法,赞叹和尚:“深得我心。”因而赐号“帝心”。玄奘大师西行求法回国后,太宗对他的精神敬佩不已,几次劝请大师还俗辅政,但都为其所婉拒。后来,太宗为玄奘大师建弘法寺,寺内设置翻经院,一切经费由国家供给,成就玄奘大师的译经事业。玄奘大师白天与太宗论道,晚上译经,先后译出经论七十五部一三五五卷,为唐宋以下千百年佛教奠定弘化的基础。

唐太宗本身也深入经藏,曾研读《菩萨藏经》,致力于菩萨道的实践;并亲赐《瑜伽师地论》序,刻于石碑,即闻名至今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碑文”。太宗于驾崩前,专注于佛法研讨,不仅感动于佛法的妙理,甚至表示与玄奘大师相见恨晚,未能好好弘传佛法。事实上,他一生崇法护法,礼遇高僧,促使唐代佛教兴盛,功不唐捐。

唐高宗

译经事业的护持:唐高宗与佛教有相当因缘,当他还是太子时,依玄琬法师受菩萨戒;即位后,为感念母恩,在长安建造大慈恩寺,设立译经院。高宗的太子李显出生时,便皈依玄奘大师,法号为佛光王,并设斋供养五千僧众。

高宗对佛教最大的贡献,是对译经事业的护持。太宗崩殂,玄奘大师驻锡大慈恩寺,全心从事译经工作,译场开支,全由高宗供养。此后,玄奘大师也陆续在洛阳积翠宫、玉华寺等从事翻译工作,译有《大般若经》、《大宝积经》、《成唯识论》、《唯识二十论》等等,都是佛教经典中的巨擘。

麟德元年(西元664年),玄奘大师圆寂,高宗痛失国宝,为此暂罢朝政,举行隆重的国葬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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