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網站收集了上千篇《往事微痕》的文章，內容都是當事人在反右、文革等歷次運動中親歷、親見的事件。現將《往事微痕》文章整理後陸續發表；應讀者要求部分文章會重新刊出，以饗讀者。
在我這一生中，讓我刻骨銘心，永世難忘的，是我的亡妻。
那是在特殊年代裡的特殊感情。
1966年年初，我二十八歲，戴著一頂大學就戴牢了的右派帽子，在一所偏遠的農村中學教書。「文革」雖然還未正式發動，但階級鬥爭的弦，已拉得緊緊的了。空氣中瀰漫著鬥爭的火藥氣味。作為一個已定性的階級敵人，我已受到各方面的衝擊，書是教不下去的了，正在監督勞動。正是在這處境艱難的時候，經人介紹，我認識了她，我的已故的妻子。
她家就住在學校附近，貧農成份。人長得清清秀秀，很有神采。家裡有老父、哥嫂、姐弟。她排行第七，和老父、弟弟在一起生活，是家裡的主要勞動力，裡裡外外都告她。我們見了第一次面，雙方都比較滿意。介紹人要我暫時隱瞞一下自己的右派身份，我明知紙是包不住火的，可是第一次見面也沒有挑明。誰知第二天她就知道了，跑到學校裡來質問我：為什麼不把右派身份告訴她，而且表示不願意和我談下去，因為她受到了生產隊和周圍群眾的指責和嘲笑，說她不該和右派談戀愛。家裡除了大姐和老父支持外，其餘的兄嫂和姐弟，表面上雖不置可否，內心裏是不贊成的。她受到了太多的壓力（在當時的那種政治環境下，這也毫不為奇。）當她仔細傾聽了我的述訴，知道我是個外鄉人，老家還在江蘇，父母雙亡，又無兄弟和姐妹，孤苦一個，在這異鄉飽受凌辱時，她流下了同情的眼淚，決定和我繼續保持來往。
當時我的行動已受到了限制，白天是無法出校門的，只有晚上偷偷地溜出來。又不敢走大路，怕生產隊的人曉得。只得繞遠路，從她家屋後的墳山經過，到她家去和她會面。有時倆人就坐在墳山中的草地上，談談心裏話。經過半年多的接觸和瞭解，她對我的同情之心進一步加深，轉變成了對我的真摯的愛情。
沒有多久，我被押送到縣城裡去，進得隔離審查。事情很突然，我幾乎沒有時間去通知她。只是那天清早，當我擔著簡單的行李，在專案人員的押送下，從她家門口經過時，相互望了幾眼。不用多說，她已經知道我是被送往縣城去了。有一天，當我正在關押地點冥思苦想、搜腸刮肚寫交待材料時，看守人員跑來對我說，我妹妹來看我了。我感到十分奇怪，我一無兄弟，又無姐妹，從何來個妹妹來看我？到接待室一看，原來是她來了。她說天還未亮，她就從家裡出發，走了五六十里山路趕到縣城，問了無數地方，才找到我這裡。她給我帶來了一包花生、紅薯片、炒黃豆，還有十幾個熟雞蛋。她要我注意身體、吃好睡好，不要擔心，更不要胡思亂想。她的殷殷細語，連坐在一旁的看守人員都深受感動，事後對我說：我有一個好妹妹，又漂亮，又會體貼人。當天她急著要趕回去，我也無法留她住下來，我擔心她到家前，可能要走一段黑路。後來我問她，果不其然。她說那天主了家還有十幾里路，天就黑下來了。一個人走在山路上，真是怕死人。等到家時，衣服全被汗水浸透了。
我在城裡關了一段時間，材料也寫得差不多了，造反派又忙於奪權、打內戰，無暇顧及到我，於是又把我押送回學校。那時已是臘月二十八、九，快過年了。除夕之夜，當我一個人，困坐房中，面對孤燈，愁腸百結時，她來了。我也不知道她是如何躲過了看守的眼睛的。她給我帶來了甜酒、年粑、花生、紅棗、炒米糕。她是擔心我一個人過年太孤單了，跑來陪我、安慰我的。我的一顆破碎的心，受到多麼深厚的愛撫呵！
我們決定結婚。按照當時的規定，去公社打結婚證還要各自單位的證明。學校給我開的證明是：「該人系右派份子，關於結婚一事，我們不負任何責任」。她的生產隊乾脆拒絕給她開證明。拿著學校的那份「證明」，我們還是去了公社。公社秘書也拿不定主意，還一再勸她要慎重考慮，一個貧農女子，怎能嫁給一個右派呢？她的態度卻十分堅決。好在當時的一位公社書記和一位武裝部長還比較開明。當他們聽了我們的申訴後，他們說，右派歸右派，結婚歸結婚，這是兩碼事，不要混到一起去。他們還批評學校說，你們那些知識份子就愛搞這鬼名堂，難道右派就不是人，就不准結婚了？這樣，我們終於領到了結婚證，成了正式夫妻，真正的患難夫妻呵！
當天晚上，在她家裡，她自己炒了五六個菜、擺了幾碗甜酒，算是我們的婚宴，除了她的老父和弟弟外，其他哥嫂都沒有來。天地神明，作了我們的證婚人。我不知道她是否料到：嫁給了一個右派，今後會有無窮無盡的苦難。在我來說，總算是在無邊無際的苦海裡，找到了一個棲身之地，一處庇護之所，一棵遮陽之樹，一塊停船之港；找到了一個能和我同生死、共患難的忠實的伴侶。眼前的一切苦難，似乎都煙消雲散了。
生米既已煮成熟飯，生產隊也無可奈何，加上她又是貧農成份，只好同意她繼續留在隊裡勞動，但譏諷、嘲笑、謾罵，卻是日日不斷。她背上個「右派婆」的臭名，更遭受不少的白眼和歧視，連在勞動工分上都要受到剋扣。所有這一切，她都忍受下來。但我知道，為了我，她是受足了氣的！
不久，她懷了孕，但一直咬著牙堅持出工，挖土、插田、胱擔，樣樣都干。直到分娩前兩天，她還跑到十幾里路遠的地方去擔石灰。1968年的一月，她生下了我們的女兒。而這個時候，「文化大革命」正在如火如荼的開展。我在學校裡，批鬥不斷、勞動加嗎。白天根本不可能回去看望她們母女。只有在夜深入靜、看守不注意時，我才能翻牆溜出學校，跑回去看一眼，然後又急急趕回學校。撫養女兒的全部重擔，都壓在了她的肩上。
這時，她已和老父、弟弟分開過日子。在她們家的閣樓上，安了一張床。閣樓矮得人都站不直。天晴就透進陽光，雨天就漏下雨水。除了一把鋤頭，兩根扁擔，一擔籮筐外，什麼生產工具都沒有。在如此艱難的條件下，她又要出工，又要帶小孩，還要時刻掛念著在學校裡受批鬥、搞勞動的我。她的身體和精神，該受到多大壓力和摧殘呵！
記得有一次，造反派別出心裁，搞了一次遊街示眾。他們用繩子把我捆綁起來，在我的胸前掛著一塊大紙板，上書「老右派份子」。要我自己提個銅鑼在前面邊走邊敲「我是死不悔改的老右派」。後面跟著兩個人舉著竹帚不停地抽。再後面跟著長長的全校師生排成的隊伍，就像送葬的行列一樣，邊走邊喊口號。他們把遊街示眾的路線確定在我妻子所在的生產大隊和生產隊，還要特別地從我岳父屋前的階沿下經過，他們除了想要把我在這塊地方搞臭外，還要特意去刺激我的妻子我的老岳父以及我的其他姻戚，讓他們抬不起頭來，無法做人。這種用心狠毒的精神折磨，只有在那個野蠻的年代，那些具有野獸心腸的「造反派英雄們」才想得出來！
當這支示眾隊伍經過岳父房屋的階沿下時，親戚們都低下了頭，默不作聲。只有我的妻子，我那堅強又苦命的妻子，抱著我那還不滿一負的女兒，衝了過來，當著那些凶神惡煞似的造反派們，大聲對我喊到：別怕！這不丟人！這沒有什麼大不了的！那麼多大人物都遊街示眾你怕什麼！她還對那些造反頭頭喊道：你們少造點孽！造多了孽會不得好死！她邊喊邊跟著隊伍走。她頂住了周圍人們投來的鄙視、嘲笑的眼光和謾罵聲。示眾隊伍轉了彎，在我的模糊淚眼中，她還抱著我們的女兒，站在那小山坡上，目送著我。那些禽獸不如的「造反派英雄們」，之所以要這樣做的目的，無非是要刺激我的妻子，氣氣她，讓她精神上受到摧殘。看來這一罪惡的目的是得逞了。
貧困的生活，產前產後又缺乏營養和休息，平時成年累月的白眼和歧視，加上這一次的如此強烈的刺激，她病倒了。但她捨不得花錢吃藥，仍咬著牙堅持出工。背上背著女兒，挑擔、挖土、插田，一刻也沒有停止過。
當我在會上被鬥得死去活來時，當我被逼著跪玻璃渣，雙膝鮮血淋漓時，當我被打得頭破血流，關在黑屋子裡奄奄一息時，我曾產生過輕生的念頭，我曾想盡快地結束我的生命，從而結束這非人的磨難。但當我想到的我女兒，我的妻子以及她對我說的那些鼓勵和安慰的話語；想起她們對我的柔情，對我的期望，以及我對她們為夫為父的責任，我馬上打消了這些念頭。不，我對自己說，我要活下去！為了妻子，為了女兒，無論如何，我也要堅持活下去！
我想活下去，妻子又何償不想活下去。她這樣和我一起受煎熬，在苦海中苦苦掙扎，無非是還抱有一線希望：希望我能摘帽，希望世道會好起來，希望總有一天能過上安穩的日子。可是老天爺偏偏不睜眼，沈重的最後一擊終於來到，希望完全破滅了。
1969年末，學校造反派們藉口我在日記中「醜化、污蔑社會主義新農村」（日記是1966年前寫的，抄家時被抄出），把我清洗出教師隊伍，就地安排在我妻子的生產隊，勞動改造。我們沒有房子住，沒有一點生產生活資料，幾乎什麼都沒有。岳父家的小閣樓，就是我們的棲身之地，一口破皮箱，裝了我們一家三口的全部衣服。三塊土磚，一隻爛鼎，一個小鍋，幾個飯菜碗，就是我們的全部家產。此時的我，可說是完全絕望了。妻子卻很樂觀。她一再說，到農村來也好，一家三口人在一起，免得牽掛。還一再安慰我，要我別著急，人家能活下去，我們也一定能活下去。她說這些話，無非是鼓勵我，讓我不要灰心喪氣，讓我充滿信心活下去。實際上，她內心裏的痛苦、絕望，儘管沒有表現出來，她的身體，卻越來越瘦，病，也越來越沈重了。終於，她再也掙扎不起來了，首先腫腳，又腫到大腿，最後，連腹部也腫起來了。到了這個時候，她還不願去住醫院，她捨不得花那一百多塊錢的安家費，那是一家三口人的保命錢呵！最後，我幾乎是哀求加強迫，才請人將她抬到醫院。醫生檢查後，說是心臟病已到晚期，只有搖頭嘆息的份兒了。
此時離過年只差幾天了，她躺在病床上，還在叨念著沒有辦好年貨，沒有讓我們父女過上個好年。
我背著女兒，在她身邊守了三天三晚。這時的她，也自知性命難保了。但她還是一再安慰我，要我放寬心別著急。她說，她死後，要我好好對待女兒，女兒命苦，這麼小就沒有媽媽。她說我的命也太苦了，沒有一個親人，沒過一天好日子。在這生離死別的時刻，我的眼淚已經流乾，我的腦子已經麻木，我真有一種末日來臨的感覺。三歲的女兒，也許知道媽媽不久於人世，緊緊抱著她，又哭又喊。
正月初三，是我最黑暗的、永遠難忘的一天。先一天晚上我靠在床邊迷糊了一會兒，天還未亮，妻子喊醒了我，說心裏不舒服，出氣不贏，要我扶她起來站一會。當我剛扶住她站起來時，她拉住我的手，深情地望了我一眼，突然地倒了下去，我喊她、搖她，已毫無反應。我急急地喊來醫生，醫生進行搶救，又打針、又輸氧，已完全無濟於事了。望著去了的妻子，我忍不住放聲嚎哭起來，我好像跌進了無底的深淵，我的生命，也隨著她一起去了。
妻子去時，臉色蒼白，很平靜，似乎帶有訴不盡的遺憾。她是放不下心我和我們的女兒呵！我記得先一天晚上，妻子對我說的最後一句話是：「我對不起你，沒有給你留下一個兒子！」
妻子去世後，內兄和生產隊長到學校去再三懇求，才恩賜了幾塊薄木板，草草釘了一付棺木。裝殮時，大姐找遍了衣箱，也找不出一套完整的像樣的衣服，氣得把我大罵一頓，又扑到妻子身上，大哭苦命的妹妹。
……
妻子去世已二十五年了。她躺在那屋後的亂墳山中，一堆不起眼的黃土，掩埋了她那僅度過了二十五個春秋的瘦弱的軀體。我和她最初相戀之時，我們經常在這裡相會。僅僅三年，這裡又成了她的葬身之地。
二十多年來，我經常懷念我的亡妻。三歲就失去了母親的女兒，在極其艱苦的環境中活了下來，長大成人。現在做了媽媽，也有一個可愛的女兒。
假如妻子能活到今天，那該多好呵！
忘不了你，我的亡妻，我的救命恩人！
一九九五年八月寫於淚中
發表於廣州《南方人物週刊》2004年第9期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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