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土改歲月
三、風雨為民夜三更
佔地拆房動員搬遷，是一項新的工作。那時共產黨做事還沒有強迫命令，以民為本，堅持說服，總是不厭其煩地向老百姓講清道理，哪像現在的幹部趾高氣場，一罵三瞪眼，又吃回扣又貪污，不搬家用推土機推！，你敢反抗老子有防暴隊，用皮帶打，電捧揍，再不然抓到監獄關起來再說。所以老百姓說，共產黨的官兒，哪在為人民服務？全在為自巳造金窩！變味了，早早地變味了。
我用了整整三天時間，對佔地拆遷的五百多戶人家逐個徵求意見，有什麼要求和打算。老百姓真好，人人支持修筑成渝鐵路，紛紛表態配合政府工作。我還叫他們唱：
「成呀成渝路，有話說從頭，四十年來說修路，派欵又拉夫，人民血汗化流水，不見鐵路只聽哭。共產黨，好領導，立即動工把路鋪！軍民合力修鐵路，火車奔跑笑呼呼……」
僅管折遷任務大，時間緊，我是工作組長又是組員，唯一助手是筑路指揮部一個技術員，新從唐山鐵道學院畢業的學生哥，什麼都不懂只會丈地。確定賠償經額是我。發錢記賬也是我，，成天忙得不亦樂乎。白天忙完工作，夜裡李捷團長還要我學習文化，有時還背著卡賓槍送他下村檢查工作，當義務警衛員。他總是一路走，一路向我講革命理：「黃牛呀！革命沒有文化可不行啊！打天下靠槍桿子，坐天下就要靠筆桿子了。你懂不懂，坐天下就是建設社會主義。你對黨忠心耿耿，工作能力也不錯，立場又堅定，但還不能像潘清雍、袁忠智那樣獨當一面。儘管他們出身不如你，但他們是大學生，搞建設就需要大學生。」
他說的潘清雍、袁忠智，和我參加工作的時間差不多：一是川大學生，一是華西大學學生，一直在他手下工作，很受他的器重。現在兩人一個是紅花村土改工作組組長，一個是團部秘書。由於李捷區長對我器重，兩人對我挺不錯，像大哥哥對待小弟弟。這時我才知道，他為什麼把我放在中心工作組所在的雙水碾村，原來覺得我文化低挑不起擔子，實際讓文理陽領導那裡工作。於是，我決定學習文化，趕上潘清雍、袁忠智。自此，只要一有空閑時間就拚命看書寫字，不浪費丁點時光。一次，我在油燈下看書到深亱，被他發現，忍不住笑著誇我一句：「黃牛呀，不錯，現在正是你人生發奮的時候。記住‘三更燈火五更雞，正是男兒發奮時’一個沒有知識文化的人，不能受到黨的重用！」
成渝鐵路進度很快，不到一個月時間，筑路大軍就開到佔地的村子，任務迫著人跑得翻腳板。拆房搬家，首先從街村開始，事前得搞清楚，拆多大面積的房、是木結構還是磚砌房？不僅要算出補助金額，還要為他們找到搬遷的房子，不敢半點馬虎，幹得特歡。李捷區長几次要給我調一個人來，都為我婉言拒絕。
我說：「李團長，你不是說為革命要勇挑重擔嗎？現在我能挑，何必多佔一個人呢？」
他聽後點點頭，高興興地說：「這也好，更能鍛練你。」
那天我坐鎮現場指揮老百姓折房搬家，干到晚上十點才回團部，累得渾身沒絲力氣，仍點亮煤油燈看書，不會兒竟然睡著了。八月的天空老爺的臉，說變就變。不一會兒雲黯鳳起，大雨傾盆。在迷迷糊糊中，似乎聽得有人在叫我：「黃工作隊，黃工作隊，不得了，房子垮了，周裱禙一家埋在牆下了……」
我一驚，慌忙跳下床，抓起斗笠蓑衣，拉起叫我街村農會周主席，沒命地向出亊地點跑去。
此時，天黑不見五指，風刮得塵土狂飛，豆大雨點打得人睜不開眼。到了出事地點一看，原來是他家那堵封火牆因緊鄰的房屋被拆去，它便孤立無援地裸露在風雨中，又因封火牆是泥坯壘砌的，被雨水一泡，大風一刮，就轟然坍塌了，把熟睡中的周裱禙夫婦深深埋在地下。此時我全身沒個干的地方，雨水順著下巴流，屏住呼吸聽去，只聽得從泥土的隙縫中發出一種求救的微弱呼喊：「救命呀！救命呀！」
「救人，救命」無聲的命令！爭分奪秒刻不容緩。
此時若再去組織人或有半點怯懦猶疑，都是對人命的不負責任，不關心，也是良心上的犯罪。我立即扑上前，蹲下身，不顧個人安危，不停地用雙手扒抓泥土。
街村農會周主席在旁提醒我：「黃工作隊，太危險了，封火牆還在坍塌啊！」未待我回荅，又一堵封火牆坍了下來，所幸距我稍遠，未傷著。
我臨危不懼的勇敢精神，深深打動了圍觀群眾，他們迅速擠身上前，也用雙手扒抓泥土。人多力量大，大約花了三個多小時，才把埋在泥土下的周裱褙鋪夫婦，扒了出來。但他們一身是傷，多處骨折，人已經昏迷過去。我當機立斷：「趕快送醫院掄救。」我和七八個群眾，臨時找來兩付滑竿，輕輕地把夫婦両人放上去，抬起就往成都市青龍街省醫院旋風似地跑。
街上沒個人影，靜得來只有我們的呼吸聲和腳板聲。即到了省醫院送到急診室，經醫生檢查，須立即開刀搶救。但開刀需要有親人簽字。哪有親人？我也顧不得那麼多了，在簽字人的關係上填上「兒子」二字。醫生看著搶救單上的簽字，又注目地望我一眼，喃喃地說：「兒子，你是他們兒子？」
我點著頭，道：「對，我是他們兒子！」
周裱禙夫婦兩人保住了性命，我十個指頭有八個沒指甲蓋了，充血紅腫像蘿蔔頭，整整疼我了半個多月。李捷區長知道後心疼地批評我說：「黃牛，怎麼不叫團裡同志？下次可不行啊。」我笑笑，不好意思道：「這是我的工作沒做好，造成的事故。」
他拍拍我的肩頭，深深地動了情感，說：「不錯，小小年紀敢一肩挑責任。」
四、也算欠下的血債
我在土改團部是個招人喜歡的小孩，見事做事，喜歡做事，知道我綽號的叫我「黃牛」，不知道我綽號的叫我「小鬼」，有些女同志還叫我「小弟弟」。我不知道什麼叫愁？什麼叫憂？快活得像只小麻雀，純潔得像塊白玉。我一個心思在革命上，在工作上，對共產黨、毛主席感恩戴德。記得當朝鮮戰場傳來黃繼光以胸口堵住美國大兵的機槍，光榮犧牲的消息時，我幾個亱晚不成眠，多次向李捷團長提出「去朝鮮打美國鬼子，為黃繼光報仇」的請求，請組織批准。李捷團長批評道：「黃牛，什麼叫革命？革命就是需要。現土改工作需要你，你就一心一意搞好土改工作。上朝鮮打美國鬼子想法好，但當前革命不需要你這樣做，你報仇的決心就是搞好現在的工作！」我只能服從。
征地拆遷工作告一段落，土地改革也進入尾聲分田分地分財產的階段。為了讓農民放心分到的土地，不被地主再奪走，在這個時候要召開公審大會，殺一批有血債的惡霸地主和反革命，以資「慶祝土地還家」的勝利。
那時殺人很簡單，不需任何法律程序，只要土改團團長點個頭就行了。佈告也是手寫的，只需識字人當眾念一遍，便把殺的人挿上死標，拉出去斃了就是。在召開公審大會前一週，李捷團長把我叫到他辦公室，關上門極秘密地說：「黃牛，給你一個特別任務，從現在搬去和看守犯人的武裝住在一起，一天要去‘倉裡’（即關押死囚之屋）查看幾遍，決不准許跑掉一人，如出了問題我會處罰你。」
不用問，他的談話意味著什麼？
土地改革在發動群眾的階段，各村都要召開幾次鬥爭大會，每次鬥爭大會都要抓幾個人，不是惡霸地主便是反革命，以及會道門頭目、保長、甲長等。駟馬鄉一共抓了三十幾人，加上「四大運動」（清匪、反霸、減租、退押）遺留下來未處決的人共有五十多人，全關押在距團部不遠的幾個穀倉裡，一日三餐均由家裡人送。看守他們的是各村派來的武裝（民兵）。那時人特老實，不知道逃跑，如想逃跑易如反掌，那關人的穀倉用拳頭就能打開一個洞，可他們不跑，一天老老實實地等死。
我去了後，立即召集武裝開會，把李捷團長壓在我頭上的任務轉壓到他們身上，說：「為了慶祝土地改革工作的勝利，防止敵人的破壞活動，從現在起，對關押的犯人要加強看管，這是革命任務！要做到倉裡飛不出一隻蚊子，爬不進一隻螞蟻。」
武裝全是貧下中農子弟，擁護黨擁護革命的堅定分子。我是工作隊，雖然年齡比他們小，卻是黨派來的，敢不服從？大家異口同聲應著：「請黃土作隊放心，保證完成任務！」
話雖如此，我不敢掉以輕心，白天晚上提著槍不停地查看巡示，以防萬一。聽說在「四大運動」中，就因為不注意防範，槍斃人的頭天晚上，有個反革命分子聽到風聲，竟開了小差跑掉了，至今還沒有抓回來。如果這些人放在今天，判兩三年徒刑可能都不夠條件，那時為了「革命需要」，他們只能作「替死鬼」。應了老百姓一句話，「閻王呌爾三更死，怎能留你到五更」？
在公審大會三天前，我才知道他們中有四個人要槍斃：一個姓劉的棒老二（即土匪），解放前多次拉過「肥豬」（即綁架），1950年又參加叛亂；一個姓李的袍哥大爺（哥老會頭目），是駟馬橋鄉的舵把子，很吃得開，並無什麼血債，但民憤大；一個姓何的惡霸地主，天生怪脾氣，解放前逼死過佃戶；還有一個姓王的年輕人，在1950年3月參加過土匪暴亂，打死兩個解放軍，後混入新津機場當防空兵，新近才被抓回來。
公審大會會場設在場背後，一塊收罷莊稼的田壩裡，主席臺是用十五張方桌搭成的，左、右、後面三方，用晒墊遮蓋住，前方上首挂有一條紅布長幅，上面寫著「駟馬鄉群眾公審大會」七個大字。
公審會由土改團秘書袁忠智主持，李捷團長講話之後，叫帶犯人。區公安局小隊，押著一溜被關押的人犯，五花大綁走進會場。每個犯人胸前挂有一塊紙牌，寫著各自名字，名字上用紅筆劃了XX。當人犯魚貫而入地來到公審會，全場群眾立即高呼口號：
「堅決鎮壓反革分子！保衛革命勝利果實！」
「堅決鎮壓惡霸地主，為死去的農民弟兄報仇！」
跪在主席台面前的一干人犯，個個嚇得屁滾尿流，低著頭，不敢正眼看會場，只那個何姓惡霸地主，幾次爬在地上向群眾磕頭，不停地說：「農民弟兄，寬大寬大，我有罪，我有罪……」公審會先由受害苦主上台面對面的揭發控訴，控到激動處，苦主揮手便打，舉腳就踢，打得人犯鼻青臉腫，以示自已立場堅定。還有些不是控訴苦主，也跳上臺來打「欺頭」（四川方言，討便宜之意），要不是有武裝攔著，當場定會打死幾個。這就是「階級鬥爭」。其實都是工改團我掌控，為怕冷場，三天前便分頭向群眾作了佈置。另外，在這種場合，一些人也喜歡表現自已，爭當極積分子，想爭取當幹部，特別是些年輕人，誰願失去機會？
控訴結束後，由紅花村工作組長潘清雍，代表土改工作團，向臨時組成的人民法庭提起公訴，並要求給下列罪大惡極，怙惡不悛，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反革命分子，劉、李、何、王等四犯，予以嚴懲。接下來，是文理陽代表臨時人民審判法庭宣判，實際上是自編自演的獨腳戲。
宣判判處死刑的犯人，背上立即插上死標，由區公安武裝押下去等候，待公安局長李雲成講話結束後執行。
李局長是個大胖子，講話的主要內容是，農民弟兄不要怕地主反攻倒算，不要怕反革命分子威脅，有共產黨撐腰，有毛主席壯膽，江山永遠是貧下中農的！蔣介石八百多萬匪軍都被解放軍消滅了，幾個小毛賊地主還怕他們嗎？
他反反覆覆講了兩個小時，我提著手槍和區公安武裝，也就守候了這四個被槍決的人，兩個多小時。
這四個人犯表現各不一樣，那個姓何的惡霸地主，早癱瘓在地上，像散了架的一堆肉；姓劉的那個棒老二，一幅無所謂的樣子說，「二十年後又是一個小夥子」；那個袍哥大爺說，人總得死，唯一是死前沒有看見兒女；姓王的那個年輕人直直站著，像在想什麼心事。他突然衝我一笑，說：「小同志，請你把我頭上帽子摘去。」
我準備上前去摘，一位區公安武裝，叫他先蹲下，以防他用足踢我。我想，臨死的人還會這樣兇惡嗎？多此一舉吧。看來我自幼屬於那種階級鬥爭覺悟不高的人，怎不犯「錯誤」當右派份子嘛！
區公安局李局長講完話，便是最後一齣戲：槍斃人。參加公審會的群眾，人擠人的往殺場擠，都想站在最前面看槍斃人的情況。有的人還用麻線吊塊銅錢，用來沾人血，說掛在家門上驅邪；有的還準備饅頭來醮血，說吃了可以治癆病。
殺人的地方在河邊不遠的亂墳壩裡，早由區公安武裝紮成人牆，劃了警界線，警界線外是農會武裝。這四名被執行死刑的人犯，由八名區公安武警押提著，依次進入刑場。我威風凜凜地提著那支「可爾特」，緊跟在區公安武警後面，儼然是個監斬官。
到了刑場，區武裝叫犯人跪下，那劉、李、張，都乖乖跪下，姓王的卻不跪。一個武警上前飛起一腿，踢在他的足彎上，王一個蹌踉倒了下去。一聲口哨，槍栓嘩拉一聲，再一聲口哨瞄準，第三口哨，四只黑森的槍，同時「呯、呯、呯、呯」地射出一團綠茵茵的火，呼嘯的子彈一觸到人體，人犯即應聲倒地。區公安武裝不打回頭槍，見人犯倒下轉頭就走，由我和團部另一位同志逐個檢查被槍斃的人，是否已經斃命？劉、李、張全沒有了惱袋，躺在血泊裡一動不動，只有那個姓王的足手還在動。我立即扣動手中「可爾特」，對著他胸口「叭，叭，趴」三響，他再也不動了。
警戒解除後，圍觀群眾一湧而上，用銅錢醮血的醮血，用饅頭沾血的沾血，有的人還用石頭砸屍體，以示仇恨。亂哄哄的，煞是熱鬧。
待圍覌群眾散盡後，家屬便備上香燭、紙錢、棺木前來收屍，有的哭，有的嚎，有的一邊哭一邊嚎，一邊數落死者生前的功與過。有個三十多歲的女人，背上背個小娃娃，手裡牽個半大子，頭纏孝布，跪在地上給那個何姓的惡霸地主燒紙帛，一邊長聲鳴鳴哭說：「死人呀，誰叫你活著不聽話，上前年張家交不出租子，我說算了，你卻偏要去追，追得別人上了吊，欠下命債，這下成了惡霸地主，把老命都丟了。你倒走了，丟下我們娘娘母母，怎麼活啊！鳴，鳴，嗚……」
在土改團離開駟馬鄉前，不少翻身農民前來送行，依依不舍，難分難解。在人群中我看見了馬師，他穿著一身不合體的陰丹士林長杉，頭戴一頂青絨瓜皮帽，不倫不類，滿臉紅光，腰間還別著支二十響手槍。他笑嘻嘻走上前，得意地向我說：「黃工作隊，真感謝你們，這下我們窮光蛋翻身了，我分到了鐘家大瓦房，還有三畝地。你看，還穿上了鐘老大的衣服，合身不？」說到這裡，猛然放開嗓門：「我現在是村農會武裝隊隊長！狗日的哪個敢作亂，老子就斃了他！」
他說得眉飛色舞，手舞足蹈。我無言，心裏在想：這就是農民翻了身，他們還會窮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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