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社會為什麼要保護房霸？

前天一位在深圳工作的親戚來拜年並辭行，於是我就問起了深圳龍崗街道南聯社區村委主任周偉思在當地擁有私家住宅、別墅、廠房、大廈超過80棟的事；他說這事公開後他還去現場看過，這週偉思家的房產的確有很多；他說當地人稱這是少見多怪，說當地人哪個家裡不是有多套房。正因為如此，所以當地人才感謝改革開放；是改革開放使他們名下擁有多套房產，從而真正成為名副其實的房霸。正因為有這麼多的房霸，所以中國的房地產才永遠是剛性需求；如果中華人民共和國按照戶口一戶一套住房的話，中國的房地產早就破產了；所以他說我們的各級政府實際感謝房霸，是房霸使中國的房地產永遠紅火。正因為如此，所以春節前很多地方出臺政策來保護房霸；因而老百姓估計今後更難知道誰是房霸了。 

2012年好像是房霸最多暴露的年份，隨著‘房叔’、‘房嬸’曝光後；緊接著就是‘房妹’、‘房姐’的曝光。正當大家感嘆我們社會的住房不公時，這‘房爺’的曝光使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因為在這‘房爺’面前，什麼‘房叔’、‘房嬸’、‘房妹’、‘房姐’都弱爆了。更為重要的並不是這‘房爺’有幾十套甚至幾百套房子，而是他老人家根本說不清自己究竟有多少房子；‘你到底有多少房子’？‘我不清楚’；這才叫霸氣，這才叫‘房霸’；正是這‘房霸’的底氣與境界構築起了中國房地產的永遠紅火。

中國房改最先傷害的是下崗人員，這些人由當初能在企業排隊等房而變成了終身無望住房；因為沒有哪個下崗人員能夠買得起商品房，就連房改的國有企業、事業單位和政府機關；它們不是還在變相修建住房嗎？正因為如此，商品房當年實際只是針對港澳臺老闆和中國第一批個體戶老闆的住房；因為我們的全民單位還是我行我素的自己修造住房。正是這住房的永遠供不應求，才使得城市拆遷日新月異。在這日新月異下，我們分配住房的單位照樣買商品房；如鐵道部不就是為其分局負責人而在北京買商品房嗎？相反我們社會的下崗人員成為了城市的貧困群體，是我們社會永遠統計的住房分母；因而年復一年地統計，我們社會永遠是住房剛性需求較大。因為從開始實行商品房到現在，下崗人員這個群體能夠買得起商品房的還真的是鳳毛麟角；再加上他們又沒有單位分配住房，所以他們成為了永遠沒有住房的人。就這樣一方面是需要住房的人永遠被統計成剛性需求，另一方面是我們社會的商品房總量每年翻番。於是就有人問，‘中國的住房究竟誰住了呢’？感謝2012年，它使我們知道了中國還有這麼多的‘房霸’；這才是消化我們社會住房每年翻番的群體。

是啊！中國的房地產，已成中國經濟肌體和社會肌體上的最大毒瘤。這些年來，賣了那麼多地；蓋了那麼多房。卻未曾‘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反倒是前無古人地創造出了一個‘住房難’的時代；培養出無數中國特色的房奴。當老百姓反映有些新商品房小區晚上亮燈的不到百分之三十時，我們的官員還是說中國的住宅供不應求；然而正是住宅供不應求，我們卻將商品房的開發延伸到了風景區；結果這裡的住房銷售更加紅火，而入住率則更低了；有的小區除度假有人來外，平常竟然只有物業的管理人員。中國的住房空置率到底有多高？這應該是一個哥德巴赫猜想，估計短時間內是沒有具體的統計數據；既然我們社會還是沒有真正解決老百姓的住房，那麼這麼多的房子都落到了誰的手裡？開始老百姓都認為是炒房者和投機者，因為只有他們才會囤積了不少房子。然而當社會住房通過網路曝光後，我們才第一次知道‘房霸’等於公僕；原來房子最多的不是炒房者和投機者，官員才是中國大地房子最多的人；哪怕房子不是官員本人的名字，但這房子還是通過官員的手而獲得的。

的確中國社會所有腐敗現像在房子過程中都能體現，而且還發揚光大；所以中國的房地產是官商勾結的最大灰色地帶。從征地到拆遷，從工程到銷售；可以說每一個環節都是權房（錢）交換的結果。2012年的‘房叔’、‘房嬸’、‘房妹’、‘房姐’等事件讓我們知道，房子都與公僕有關；就連我們這村委會主任，難道不是我們社會最小的公僕嗎？也就是說我們下崗人員肯定成不了‘房霸’，而只有公僕才有資格成為‘房霸’；這也應該是中國特色吧，他們才是我們社會擁有房子最多的群體。

我們不要總拿剛性需求說事了，估計下崗的8000多萬人這輩子是沒有房子的指望了；除非我們社會對下崗人員按照戶口分配一套住房，不然到死他們永遠是中國社會住房剛性需求的分母。因為我們社會的住房分子被官員壟斷了，中國即使遍地開花是住房；最後這住房的名字還是官員，這就是我們住房改革的成果；一個專門培養房霸的途徑。

我們社會為什麼要保護房霸？因為他們才是中國房地產經濟的主力軍，這就是各地紛紛出臺政策保護他們的原因；如果沒有他們，我們社會的房地產經濟早就破產了；這既是中國特色同時又是中國經濟的秘密。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