賦稅官吏暴增預示著什麼？

今年，中國的財政收入每月高達一萬億，全年12萬億沒有任何懸念。在財政收入高速增長的同時，各地紛紛傳出徵收「過頭稅」的消息，很多地方甚至透支未來的稅收，並且加大了徵稅幅度，加重了企業負擔。

今年，本是通過結構性減稅、讓企業輕裝上陣的一年，但很多企業並沒有稅收負擔減輕的感覺。靠徵收「過頭稅」、罰款支撐今年的財政收入，無疑是殺雞取卵。可是，遏制地方政府徵收過頭稅、濫罰款，卻又相當困難。征過頭稅的是地方政府、濫罰款的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從中獲益，地方政府並無動力去解決這一問題。

年關臨近，很多地方的財政預算收入目標難以完成，支出壓力增大，更多地方正在加大「過頭稅」的徵收力度，這不但不利於中國經濟穩健發展，反而有可能雪上加霜。

另一方面，舉世矚目的2013年度國家公務員考試11月24日拉開序幕。數據顯示，今年公務員「國考」最終報名人數超過150萬，而最火職位競爭激烈程度甚至接近「萬里挑一」。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官本位的國家，現在的公務員其實就是官員，公務員社會地位高、福利待遇好、發展空間大，工資之外還有不少隱性利益，既包括灰色收入和隱性特權。灰色收入、隱性特權——為當今官員提供了逃避法律制裁的最好途徑，特別是「說不清道不明」的灰色收入已成為官員財富增長的主要來源。

雖然官方從來沒有統計過灰色收入，但民間智庫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在2007年和2010年先後完成了兩個灰色收入課題研究報告。根據王小魯研究，以2008年為例，居民儲蓄總額大致為11萬億--11.5萬億元，而不是按照國家統計局以住戶調查數據顯示的3.5萬億元，如果把消費遺漏也加起來，2008年遺漏的收入規模大概是9.5萬億--10萬億元，這部分資金即所謂的灰色收入，規模為9.3萬億元。
　　
今天的中國官場，幾乎所有官員都有這樣那樣的灰色收入，一年少則十萬八萬，多則百萬千萬！幾十年來，官員無論大小，財產從不公開，因而官員擁有的財富究竟是多少，外界幾乎無法知曉，只有官員突然下臺或出事了，貪腐醜聞才會得以暴露冰山一角。

賦稅官吏暴增是中國歷史上王朝由盛轉衰的一個重要信號，當皇親國戚和天潢貴冑人數暴增，各種賦稅也必然暴增，其結果是加重人民的負擔，導致人民的反抗，重複歷史上一個又一個「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王朝悲喜劇。

歷史上「官滿為患」最典型的當屬宋元明。北宋建立不久，冗官就成為一大包袱。到司馬光時代，官吏已經是北宋最初建立時的十倍，而這時候距北宋建立才100年。到了南宋，冗官更為嚴重。北宋時期以320餘郡的財賦，供養一萬多人的文官，而到了南宋，則以國土淪喪後的100餘郡的財賦，供養二萬四千多個官員。和宋朝一樣，明朝也經歷了官員人數由少到多的膨脹過程，到了明朝中後期，官員的人數比開國之初增加了5--10倍。

官多了，養官的費用就多了，向老百姓徵收的賦稅必然更多。北宋大臣韓忠彥曾給皇帝上書說：「今歲出之數，多於所入，故國計不足。臣竊計之，凡文武百官宗室之費，加倍於皇祐，而四倍於景德。三班常選吏胥之數則又過之。」宋朝的元豐年間距離皇祐年間，時間不過二三十年，而朝廷用於養活百官宗室的費用，已增加了一倍；元豐距離景德也不過80年，養官費用卻增加了4倍。北宋末年的宋徽宗時期，大臣張克公也說，「今官較之元祐，已多10倍，國用安得不乏!」當時距離元祐，也不過三四十年，官數竟然擴張十倍。南宋時期，一個叫做方岳的人指出：「今東南亦非祖宗之東南矣!而兵食之費十倍於昔，吏祿之費百倍於昔，只此二事難於支吾。」十倍和百倍或許有些誇張，但在此期間官吏官俸爆髮式增長，大概是沒有什麼疑問。

官多，自然要大肆揮霍國庫資財，但還遠不止於此。從整個社會來說，冗官過多，還有更大的社會隱患，那就是官員太多導致的爭權奪利，扯皮內耗，以及機構膨脹帶來的權力擴張，既造成政府管理的無效率也導致社會經濟民眾生活無序失衡。官員太多，除了內耗，就是將權力之手伸向社會，破壞社會秩序，瘋狂尋租自肥。

政府對於官員過剩最常見的解決之道是，在正常機構之外不斷設置新的機構，以安排冗員。那些新增的機構純粹是疊屋架床的贅疣，毫無必要，只不過是方便無所事事的官員魚肉搜刮百姓而已。

冗官是浪費和腐敗的溫床，歷代有識之士都不斷呼籲進行改革，裁撤冗員，以減輕百姓負擔，克服財政危機。據學者王子今先生研究統計，在元朝80年統治期間，罷冗官的舉措多有43起，幾乎每一代皇帝都有裁撤冗員的指令，其中元世祖在17年中進行了19起，但最終冗員越裁越多。元武宗曾經放出狠話：「去歲中書省奏，諸司官員遵大德十年定制，濫者汰之。今聞員冗如故，有不以聞而徑之任者，有旨不奏而擅令之任及之任者，並逮捕之，朕不輕釋。」這樣的威脅顯得無奈又無力。明朝的皇帝也發起過11次「汰冗官」的政治運動，同樣毫無收穫。

冗官太多，只是因為當官的好處太多，吸引了社會上很多人擠入官場大撈好處。而裁汰冗官則要砸掉官員的飯碗，遇到官員的抵抗是不言而喻的事。宋仁宗景祐三年詔令御史中丞杜衍裁汰三司冗吏，結果有吏員500餘人到宰相府第請願，又到杜衍住所「詬詈，亂擲瓦礫」，雖然首要人物被處置，但是裁員計畫也夭折。顯然，靠官僚機構自身，是無法克服官滿為患這個政治癌症的。既然皇權政治下無法自我消腫，那麼，最終只有皇朝垮臺，開始新的輪迴，才能暫時解決這個問題。

當下中國，表面看似平穩，實際正在醞釀著更大的災難。這場災難來自於執政黨自身的腐敗，以及壟斷、權力世襲和財富分配不公等等，社會的固化讓數以億計的年輕一代看不到出路看不到希望。而一把無形的大篩子，正在進行著一場逆淘汰，把一個個說假話昧良心的人送進了官僚體制之中，而把干實事有良知的人排斥在外。一個朝代走到這一步，如果再不進行脫胎換骨的改革，還能維持多久實在是一個不難回答的問題。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