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公務員的薪酬福利、地方投資支出受到財政下降的威脅時,結構性減稅可能難抵結構性增稅的壓力。
一切源於如急風暴雨般下降的財政收入。在財政收入多年高速增長後,中國將迎來罕有的財政緊縮期,這是隨著投資、出口、房地產經濟下行而來的正常變化。
據《人民日報》報導,一季度財政收入尤其是地方財政收入大幅下降。今年一季度中央財政收入增長12.1%、地方本級收入增長17.3%,表面上看起來是不少,但與前兩年動輒30%、40%以上的增速,不可同日而語。根據業已公布的各地一季度財政收支情況:廣東財政收入增長9.7%,較上年同期回落12.32%,創近3年來同期最低增幅;江蘇增長12.8%,增幅回落18.2%;福建增長14.7%,較去年同期回落15.4%。從直轄市來看,除北京未發布一季度數據外,上海市財政收入增長6.7%,增幅回落30.4%;重慶市財政收入增長11.3%,增幅回落達64.6%;天津市財政收入增長30.1%,增幅回落12.5%。
為了應對中小企業生存難,政府推進結構性減稅;為了應對政府財政收支困難,一些地方政府開始預徵稅。在財政壓力下,結構稅減稅剛剛啟動,結構性增稅捲土而來。
結構性增稅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預徵稅、征過頭稅、或者在上調稅收起征點時改變既有的優惠政策。有媒體披露,湖南邵陽市頒布《邵陽市企業所得稅分類動態管理辦法(試行)》,對部分企業實行「查賬徵收,定率預繳」之方式,讓企業預繳未來所得稅款。由稅務部門制定行業預繳率作為稅率,企業營業收入為稅基,然後兩者相乘確定企業應預繳所得稅額。最近,海關總署對進境物品歸類表和完稅價格表重新修訂,上海某稅務機關開始對資本公積轉註冊資本徵收25%的稅,國家稅務總局計畫在5月推出向PE徵收最低35%稅款新政。
增加財政收入主要表現在非稅收入上。
非稅收入4118億元,同比增加1432億元,增長53.3%。地方非稅收入3472億元,同比增加1158億元,增幅50.1%。據報導,天津市財政地稅網站公布,今年一季度該市非稅收入130億元,同比增加68.9億元,佔地方一般預算收入增加額的72.2%。其中國有資產有償使用收入42.1億元,行政性收費40.7億元,國有資本經營收入14.9億元。另據廣東省財政廳公布的數據計算,今年一季度廣東省非稅收入對財政增收的貢獻率也達到了69%。從記者的調查來看,目前的財政收入有可能被高估,形勢比數字更嚴峻。
從本質上說,徵稅的目的是讓社會公眾允許的人群利用稅收向社會提供公共服務,不是為了養活龐大的公務員隊伍,不是為了維持表面平衡,更不是為了讓地方政府擁有投資公司的資本金。稅收高低是表象,保有稅收合法性的要素是,建立公開透明、經正當程序通過的公共財政體制,否則多征一分則為過苛,少征一分則為不公。
政府的投資、民生保障、甚至人員的聘用都建立在財政收入非正常大規模的基礎上,吃飯財政成為一些地方的主流,周天勇先生研究認為,2007年我們政府供養人員的支出比例是全部實際支出比例的44%左右,遠高於一般標準。事實上,很多支出在不可見的「其他支出」中,筆者甚至懷疑有很多正常的開支為不可預測的「其他支出」背了黑鍋。
長期的財政增長、發展經濟的重任,已經讓地方政府患上了投資激素依賴症。
地方政府成為大地主或者大投資家的惡果暴露無遺:土地收入永遠不夠,地方政府永遠處於基建飢渴症中,一個城市會永遠欠缺一座標誌性高樓,一座留傳千古的橋樑,市政府門前永遠缺少漂亮的公園與綠地。資產能否見效於未來沒有得到評估,可以確定的是,地方投融資平臺的債務是後人可以享受到的長期財產。
地方政府可以進行公益性的基建投資,但沒有必要成為當地最大的地主與投資家。大部分非公益性的情況下,地方政府成為監管者,讓市場主體去投資、定價、建設,更符合效率與市場理性原則。在工業化初級階段,地方政府可以成為規劃者,讓專業人士輔助地方政府的規劃,而不是讓前後任地方官員今天種草、明天栽花,使財政成為失去監管的無底洞。就筆者目力所及的城市雕塑審美觀來看,絕大部分不是城市的資產,文化財富,而是讓城市羞愧的明天的垃圾。
明末有為之帝崇禎,李自成即將進北京城時,希望官員捐銀,幾乎涓滴未得,一旦李自成人馬進城,擺開刑杖,從內務府庫與官員家中輸出的白銀源源不斷,一夜之間,似乎白銀全部從地底湧出。這是暮光之城中的血色白銀奇蹟。
中國當然絕不該回到草莽時代,對財富人士以大刑伺侯逼迫他們涓滴歸公,而是指當官員人數、既得利益階層人數無法控制之時,當財政成為永恆秘密之時,而金銀成為既得利益階層失去信仰的惟一皈依之時,有多少稅收、有多少可以變現的土地都是不夠的,因為資金會成為無效的窖藏品深埋地下或者某個銀行,而不是成為推動市場企業發展、財富生成的有效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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