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利用了林彪和江青

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定義，中共《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說：「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對此，江青的第一任秘書閻長貴表示，在文化大革命中，不是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利用毛澤東，而是毛澤東利用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

閻長貴1967年1月至1968年1月任江青機要秘書，後被投入秦城監獄近8年。1979年被中共「平反」，次年調回中共黨刊紅旗雜誌社。閻長貴在中國共識網發表文章《究竟誰利用誰--對<決議>中關於文革定義的評析》表示，把文革說成是被反革命集團利用只是政治的需要而已。閻長貴說，所謂文化大革命「由領導者錯誤發動」：這是敘述歷史事實。毛澤東在1966年10月舉行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說：「文化大革命這個火是我放起來的！」所謂「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是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定性，一般沒有爭議，但所謂「被反革命集團利用」，其爭論就多了。

閻長貴對《決議》中認為，文革是「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的，表示強烈反對。他認為，在文革中不是毛澤東「被反革命集團利用」，而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利用了林彪、江青。閻長貴在文章中引述文革研究者王年一教授的觀點：文革的「偉大戰略措施」都是毛作出的，無一是林、江作出的。林、江在文革中所做的壞事，都是在毛的「偉大戰略部署」下作的。......江在打倒劉少奇的問題上做了不少手腳，但是打倒劉是毛下的決心，不能歸罪於江。

吳法憲在其回憶錄也認為：「文化大革命中，在劉少奇、鄧小平等中央相當一部分領導幹部受迫害的問題上，毛澤東及周恩來應當負主要和直接的責任。毛澤東是決策者，而周恩來是主要執行者。其他的人，不要說我們幾個人（指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就是包括江青、康生、陳伯達等人在內，對此都不是說了算的。」

毛澤東利用江青及互相利用

閻長貴在文章中列舉文革中毛澤東對江青的利用以及兩人互相利用的事實。在文革中毛江的關係主要和基本是政治關係。批判吳晗的《海瑞罷官》，是毛澤東點燃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把火，這件事實際上是毛背著中央，利用江青到上海通過張春橋組織姚文元做的。這把火點得有些失利，受到他沒想到的抵制；毛澤東又出新招，利用江青懂點文藝的本領，叫她去找林彪，所謂「請尊神」，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發表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這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很重要的一步棋--也是把江青送上政壇的關鍵一步棋，這樣使江青在他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中發揮更大的作用，也就是使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更好地為他所利用。

毛澤東對江青最大的利用是讓江青任中央文革小組長。毛澤東為了發動和開展文化大革命成立了代替中共中央書記處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中央文革小組，並任命江青為該小組的第一副組長（並一度任代組長），實際上是叫江青掌控中央文革小組。江青也不負毛澤東的「厚望」。江青作為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先鋒--急先鋒，是他最直接、最密切而又始終如一的合作者和支持者。毛澤東關於文革的每一個重大戰略部署，不論是如前面所說的組織批判《海瑞罷官》，還是起草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個綱領性文件《五一六通知》，還有打倒劉少奇、打擊林彪、「批林批孔」以及「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等等，毛澤東都充分利用了江青，而江青也都是積極響應和千方百計地變著花樣去做，所以毛澤東稱讚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特別是批判劉少奇、批判林彪都立有大功。

而江青對毛澤東也是忠貞不二的。江青在特別法庭的辯護詞《我的一點看法》中對著廣大聽眾公開說：「......你們藉助國家名義，拚湊了一個特別法庭，給我羅織了一大堆罪名，這些罪名一條也不能成立。......現在你們逮捕我、審判我，就是要醜化毛澤東主席......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條狗。為了毛主席，我不怕你們打。在毛主席的政治棋盤上，雖然我不過是一個卒子，不過，我是過了河的卒子......」江青說"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條狗"，這話雖不雅，卻是江青和毛澤東關係的真實寫照。毛澤東對這條「狗」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充分利用了的。而江青作為毛澤東的「狗」，她一方面常常「狗仗人勢」，在文革中江青利用毛澤東的身份來抬高她自己的地位。同時，她又以其特殊身份迫害文藝界和其他界的這個或那個人。

林彪致死被毛澤東利用

閻長貴認為，在文革中，主要是毛澤東利用林彪，而不是林彪利用毛澤東。但從總體上和根本上講，說林彪利用毛澤東及其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是不能成立的。比如關於打倒羅瑞卿。這是文革還未正式開始時的事情。羅瑞卿是被拿來為文革祭旗的第一個高級幹部。中共史書上還是這樣說：是林彪的誣陷和誣告，是林彪要毛澤東除掉羅瑞卿，毛澤東答應和滿足了林彪的要求。閻長貴認為，事實是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毛澤東批判彭德懷時，林彪本來沒有出席會議，是毛澤東要求林彪上山出席會議，並安排林彪取代彭德懷任國防部長。林彪按毛的旨意上山，加入批判彭德懷之列。林彪擔任國防部長後，提名羅瑞卿擔任瞭解放軍總參謀長。本來毛澤東有些猶疑，但林彪堅持，又經過周恩來做工作，毛澤東才同意了。

從1963年起，林彪因身體不好需要休養，毛澤東指定賀龍主持軍委工作，羅瑞卿與賀龍的關係就親近、密切了，加上羅瑞卿作風「霸道」，和其他元帥、大將的關係很緊張，他們紛紛向林彪報告（也向毛澤東報告），林彪對羅瑞卿確有不滿，批評過羅瑞卿，但羅瑞卿是他的手下愛將，是他提名擔任總參謀長的，同時他也知道羅瑞卿是毛澤東信任和重用的人，人稱是毛的「大警衛員」，因此林彪不會提出打倒羅瑞卿。要打倒羅瑞卿，只能是毛澤東的決策。實際上，毛澤東打倒羅瑞卿是他利用軍隊的派系（或曰「山頭」）矛盾，以及林彪、葉劍英、聶榮臻等老帥和羅瑞卿的矛盾，而作為打倒劉少奇的一個前哨戰。另外，現在中共黨史書上還在說，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是在林彪的「完全支持」下召開的，最後形成了一個座談會《紀要》。這個座談會及其《紀要》是「江青與林彪相互勾結、相互利用」的產物。事實是毛澤東指示江青到蘇州去找林彪「請尊神」（「尊神」者，軍隊也），是她要召開一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請求林彪支持。江青打著毛澤東的旗號，林彪不能不支持。1966年3月22日林彪在給軍委常委的信中，巧妙而又十分明確地說：「送去江青同志3月19日的信和她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請閱。」

毛澤東為什麼指示江青去請「尊神」，正如江青所說，只有請了「尊神」，「才嚇得他們屁滾尿流」，「他們怕人民解放軍」。當時情況是，姚文元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沒有打響，沒有像毛澤東所想像的那樣「一呼百應」，而是受到許多學者的非議，特別是受到一些中央領導人（如彭真、陸定一等）的頑強抵制。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要江青去找林彪，要把林彪及其代表的軍隊拉上文革的戰車。毛澤東還在《紀要》的標題加上「林彪同志委託」六個字，拉林彪支持他發動文化大革命。《紀要》的炮製和出籠，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步驟。再一個例子是，是林彪要打倒劉少奇嗎？閻長貴認為，絕對不是，是毛澤東寫了打倒劉少奇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在這個過程中，是毛澤東主動利用林彪，依靠軍隊打倒劉少奇，而決不是相反。

林彪的上天和入地

中共八屆十一中全上，林彪被捧上第二位，成為接班人。當年林彪本來是請假不出席八屆十一中全會的。當時林彪不在北京，在大連休養，毛澤東一定要請林彪到會，讓人一次又一次地打電話，因為毛澤東要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通過"法定程序"換接班人，他需要林彪的一票，來換下劉少奇。閻長貴認為，毛澤東就是要讓林彪在這個位置上為他所用。林彪也正是在接班人的位置上，從積極支持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到消極、到應付以致到準備「九大」時希望迅速結束文化大革命，再到1970年九屆二中全會，林彪講話批評文革的極左代表張春橋。張春橋等人「四面楚歌」，江青攜張春橋、姚文元到毛澤東處哭告「御狀」。毛澤東「龍顏大怒」，認為反對張春橋就是反對文化大革命。

在「槍桿子」和「筆桿子」大鬥爭中，毛澤東堅定地站在「筆桿子」一邊，從此林彪和毛澤東分道揚鑣，最後釀成--或者說「逼出」震驚中外的「九一三事件」。閻長貴列舉事實指，在文革中，主要是毛澤東利用林彪，而不是林彪利用毛澤東。連林彪之死都成了毛澤東利用的對象。李德生回憶，對林彪出逃摔死，毛澤東說：「這是最理想的結果！」邱會作也在回憶錄中稱，毛澤東曾說過林彪（出逃摔死）幫了他一個大忙。閻長貴認為，縱觀從文革開始到林彪折戟沉沙的「九一三事件」，一樁樁驚心動魄的歷史事件，哪一樁不在毛澤東的掌控之中，林彪只不過是他所利用的工具罷了。「文革定義」說林彪利用毛澤東及其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基本沒有什麼根據；而所以要這樣做，顯然是一種政治需要。

（本文略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