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京生：《中國的出路》之五十五

九十年代初，中國的官方媒體輿論一致的評論，蘇聯和東歐的革命失敗了，人民陷入貧困之中等等。其實當時的俄羅斯人平均收入是中國的好幾倍，所謂的貧困正是經濟結構不合理造成的暫時現象。中共的宣傳總是以偏概全，像高明的騙子一樣。

隨著俄羅斯經濟改革的進程，結構不合理得到了緩和，人民的生活逐漸正常化，中共媒體的酸葡萄理論也就很少有人提起了。反倒是中國本身社會矛盾尖銳化，貧富差距急劇擴大，使得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思考一個問題：到底是革命的陣痛損失大？還是長期陷入貧困損失大？有些人想不付代價就從天上獲得餡兒餅，這種弱智不必計算在內。

從不知道多少年前開始，人們漸漸的傾向於代價較小的蘇聯和東歐的模式。以最小的代價獲得同樣的結果，當然是最佳選擇了，所以最近不但是國內的輿論，就連國際輿論也特別關注下一代中共領導班子會不會進行民主改革或革命。習近平、李克強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連美國副總統訪華都把習近平當作訪問的重點，現任領導被晾在了一邊。

中國文化裡的清官情結，總是把希望寄託在幾個救世主的身上。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也差不多。可是歷史並不支持這種結論。沒有哪次成功的變革是由幾個救世主造成的。就算埃及和利比亞沒有這樣的領袖人物，人心所向仍然要推翻獨裁專制的統治者。就算敘利亞的領袖們正在犯愚蠢的錯誤，獨裁政權也不過再多維持幾天而已。人心的向背，人民的決心，是革命的第一位的決定性因素。埃及和利比亞沒有戈爾巴喬夫也照樣革命成功。即使在古代信息流通不發達的時代也如此，何況現代。

於是又產生了第二個問題，革命成功後的道路是否順利，和革命的形式有什麼關係呢？和平的革命就一定是代價最小的形式嗎？最近俄羅斯的政治給了大家一個新的思考。看上去代價最小的和平轉型，帶給俄羅斯的是普京的十幾年獨裁統治，而且看上去還要繼續十幾年，已經接近於皇朝政治了，已經引起俄羅斯人民的憤怒。

好幾年前我和蘇聯東歐的前反對派領袖們每年都有一次聚會。談論革命的利害得失。他們敏銳地觀察到，太便宜的革命帶來的是後續民主進程的困難，甚至是難以克服的困難。俄羅斯和多數東歐國家正在像後共產黨的集權模式，甚至比共產黨時代還要腐敗和殘酷。這些都預示著還需要第二次革命，而且因為專制和大資產的結合，困難比和平的革命還要大。

遺憾的是這個預言比我們想像的還要來得快。俄羅斯和東歐國家的體制正在逐漸接近所謂的中國模式。就是資產階級和政客們正在結為堅強的同盟，為所欲為；貪污腐化。貧富差距逐漸拉大，平民百姓正在一步步的淪為貧困階級。這是大資產階級夢寐以求的政治；也是推動國家走向崩潰的政治。

有人以為俄羅斯的革命造成了選舉政治，就算是開始了民主。可是現實卻說明他們開始的是和中國差不多的新權威主義政治。選舉是可以操縱的，媒體是可以收買的，反對派是可以鎮壓的。大資產階級雖然是以不同的方式操縱政治，結果沒有多少不同。政治仍然是少數人的政治而不是民主，財富仍然集中在少數人手中而不是大眾的福利。和平的革命代價會更小嗎？

結論是不一定。革命的方式不是最重要的因素。阿拉伯之春的革命無論是和平的還是暴力的，結果都取決於反對派的力量是否足夠強大。是否能夠成為制約政府行為的力量。蘇聯和東歐的反對派領袖們總結的最大教訓，就是革命來得太快太容易，沒有快速的形成反對派力量制約政府。即使是前反對派領袖當權，也不能改變走向新權威主義的趨勢。而新的獨裁者們也不會比老的共產黨更仁慈，甚至有的國家比共產黨更殘忍。可以直接殺光本國大大小小几千名反對派領袖，來維持新權威主義的市場經濟。

和普京的新權威主義一樣，以增加收入收買一部分人的支持，以殘酷手段消滅人們以為不重要的民主權利。一來二去的人們就陷入到了新的獨裁統治之下。溫水煮青蛙的策略使得短視的民眾再一次接受了獨裁專制的社會制度。一切都改變了，又好像一切都沒有改變。就好像趕走了沙皇得到的是比沙皇還不如的共產黨。

東歐的朋友們都說，看來只有你們中國最有希望了。我問為什麼，他們說你們最艱難，最堅定，最有可能在國內形成強大的反對派。還有就是，你們最少可能得到一個快速和便宜的革命，所以革命以後的反對派會更成熟，民主的進程會更順利。

我當時很懷疑這種說法，但是最近看到艾未未事件凝聚了那麼大的民心支持，看到了楊佳事件得到網上輿論那麼強烈的支持，等等。再反過來看，那些號召和共產黨良性互動的什麼憲章之類的越來越受到人們的冷淡。我開始改變了我的懷疑。我們中國可能要付出比較大的前期代價，但後續的道路可能走得更穩當。更有希望。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