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京生：《中国的出路》之五十五

九十年代初，中国的官方媒体舆论一致的评论，苏联和东欧的革命失败了，人民陷入贫困之中等等。其实当时的俄罗斯人平均收入是中国的好几倍，所谓的贫困正是经济结构不合理造成的暂时现象。中共的宣传总是以偏概全，像高明的骗子一样。

随着俄罗斯经济改革的进程，结构不合理得到了缓和，人民的生活逐渐正常化，中共媒体的酸葡萄理论也就很少有人提起了。反倒是中国本身社会矛盾尖锐化，贫富差距急剧扩大，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思考一个问题：到底是革命的阵痛损失大？还是长期陷入贫困损失大？有些人想不付代价就从天上获得馅儿饼，这种弱智不必计算在内。

从不知道多少年前开始，人们渐渐的倾向于代价较小的苏联和东欧的模式。以最小的代价获得同样的结果，当然是最佳选择了，所以最近不但是国内的舆论，就连国际舆论也特别关注下一代中共领导班子会不会进行民主改革或革命。习近平、李克强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连美国副总统访华都把习近平当作访问的重点，现任领导被晾在了一边。

中国文化里的清官情结，总是把希望寄托在几个救世主的身上。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也差不多。可是历史并不支持这种结论。没有哪次成功的变革是由几个救世主造成的。就算埃及和利比亚没有这样的领袖人物，人心所向仍然要推翻独裁专制的统治者。就算叙利亚的领袖们正在犯愚蠢的错误，独裁政权也不过再多维持几天而已。人心的向背，人民的决心，是革命的第一位的决定性因素。埃及和利比亚没有戈尔巴乔夫也照样革命成功。即使在古代信息流通不发达的时代也如此，何况现代。

于是又产生了第二个问题，革命成功后的道路是否顺利，和革命的形式有什么关系呢？和平的革命就一定是代价最小的形式吗？最近俄罗斯的政治给了大家一个新的思考。看上去代价最小的和平转型，带给俄罗斯的是普京的十几年独裁统治，而且看上去还要继续十几年，已经接近于皇朝政治了，已经引起俄罗斯人民的愤怒。

好几年前我和苏联东欧的前反对派领袖们每年都有一次聚会。谈论革命的利害得失。他们敏锐地观察到，太便宜的革命带来的是后续民主进程的困难，甚至是难以克服的困难。俄罗斯和多数东欧国家正在像后共产党的集权模式，甚至比共产党时代还要腐败和残酷。这些都预示着还需要第二次革命，而且因为专制和大资产的结合，困难比和平的革命还要大。

遗憾的是这个预言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来得快。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体制正在逐渐接近所谓的中国模式。就是资产阶级和政客们正在结为坚强的同盟，为所欲为；贪污腐化。贫富差距逐渐拉大，平民百姓正在一步步的沦为贫困阶级。这是大资产阶级梦寐以求的政治；也是推动国家走向崩溃的政治。

有人以为俄罗斯的革命造成了选举政治，就算是开始了民主。可是现实却说明他们开始的是和中国差不多的新权威主义政治。选举是可以操纵的，媒体是可以收买的，反对派是可以镇压的。大资产阶级虽然是以不同的方式操纵政治，结果没有多少不同。政治仍然是少数人的政治而不是民主，财富仍然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不是大众的福利。和平的革命代价会更小吗？

结论是不一定。革命的方式不是最重要的因素。阿拉伯之春的革命无论是和平的还是暴力的，结果都取决于反对派的力量是否足够强大。是否能够成为制约政府行为的力量。苏联和东欧的反对派领袖们总结的最大教训，就是革命来得太快太容易，没有快速的形成反对派力量制约政府。即使是前反对派领袖当权，也不能改变走向新权威主义的趋势。而新的独裁者们也不会比老的共产党更仁慈，甚至有的国家比共产党更残忍。可以直接杀光本国大大小小几千名反对派领袖，来维持新权威主义的市场经济。

和普京的新权威主义一样，以增加收入收买一部分人的支持，以残酷手段消灭人们以为不重要的民主权利。一来二去的人们就陷入到了新的独裁统治之下。温水煮青蛙的策略使得短视的民众再一次接受了独裁专制的社会制度。一切都改变了，又好像一切都没有改变。就好像赶走了沙皇得到的是比沙皇还不如的共产党。

东欧的朋友们都说，看来只有你们中国最有希望了。我问为什么，他们说你们最艰难，最坚定，最有可能在国内形成强大的反对派。还有就是，你们最少可能得到一个快速和便宜的革命，所以革命以后的反对派会更成熟，民主的进程会更顺利。

我当时很怀疑这种说法，但是最近看到艾未未事件凝聚了那么大的民心支持，看到了杨佳事件得到网上舆论那么强烈的支持，等等。再反过来看，那些号召和共产党良性互动的什么宪章之类的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冷淡。我开始改变了我的怀疑。我们中国可能要付出比较大的前期代价，但后续的道路可能走得更稳当。更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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