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黑暗的日子還遠未到來

經濟危機上次（即2008年底）肆虐美國和歐洲時，中國大陸調動政府主導型經濟的力量，推動本國經濟有力反彈，帶領全球經濟隨後步入復甦。但這一次，北京方面卻感到力不從心。上一次抗擊經濟危機的努力令中國大陸元氣大傷，以至於今天該問的問題不再是中國大陸能否再次帶領全球經濟駛離暗礁區，而是自己是否還能有效地掌控本國的經濟槓桿。

在大陸改革開放以來的三十年裡，金融是當中最薄弱的一環。而北京方面對中國大陸經濟信貸供應和信貸定價的控制，從未像今天這樣軟弱無力。這種狀況，恰恰是2009-2010年刺激計畫的「政府主導」性質造成的。它也是成功的刺激很難重現的原因之一。

2009年初，北京方面鼓勵地方政府大舉借債，為基建開支設提供資金。之後，它想方設法把利率保持在儘可能低的水平，部分原因是為了減輕地方政府的債務利息負擔。據官方估計，地方政府債務總額已達10.717萬億元人民幣。但由於銀行存款利率長期處在遠低於通脹率的水平上，儲戶們紛紛提現、把錢存入提供更高收益率的影子金融機構。

國有銀行不斷流失的存款養肥了不受監管的影子銀行體系。根據英國《金融時報》旗下研究服務機構《中國大陸投資參考》的數據，如今影子銀行體系每月為中國大陸經濟提供的貸款金額已超出正規銀行。這意味著，已把金融管制當作黨權關鍵工具的北京方面，今天卻發現自己在很大程度上要受無監管的信託公司、錢莊、影子放貸機構和高利貸者的支配。

儘管影子銀行體系中最龐大、最完善的部分是信託公司（它們大多是擁有固定辦公場所的註冊企業），但這個體系的眾多「地下」從業者卻存在於一個由空殼賬戶、無擔保貸款組成的灰色世界。城市報紙的末版上可以看到他們打的五顏六色的廣告，通常只印有一個手機號碼，外加一個誘人的名稱，例如「易天投資」、「盈馳」和「寶麗金」。這類機構不受政府監管，因此，對於政府通過有力干預、放鬆銀根以推動經濟增長的努力，它們是不會樂於配合的。此外，只要影子銀行仍舊大量存在，監管部門也會喪失之前擁有的能力，無法命令大型國有銀行掀起另一輪低息放貸熱潮。這是因為，正規金融體系不再滿足於6.5%的官方一年期貸款利率，而是選擇放貸給信託公司以獲得通常兩倍於此的貸款年利率，甚至放貸給地下錢莊以獲得通常高達30%至70%的貸款年利率。

銀行財務報告顯示，2011年上半年，國有銀行最賺錢的經營活動不是向企業放貸，而是為信託公司和地下錢莊提供融資。事實上，這生動地向人們展示了受監管金融體系的萎縮狀況。銀行希望實現利潤最大化也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是在當前存款不斷流失的情況下。例如，在9月份的前15天，四大國有銀行存款總額出現了4200億元人民幣的淨流失，超過同期貸款總額的四倍，原因在於儲戶轉而選擇了提供更高收益率的影子銀行。

北京方面發起逆週期刺激的能力已經減弱，這並不僅僅體現在金融領域。如果北京方面再次要求地方政府擴大投資的話，地方政府是否有能力執行也得打個問號。在2009-2010年的地方政府借債熱潮中，土地是主要的抵押品形式。但現在，房地產開發商由於房屋銷售萎縮、並且揹負著向影子銀行體系償債的沈重負擔，因而出現了現金流問題，導致多數城市的土地銷售額同比急劇下降。

地方政府、尤其是全國各地方政府旗下約一萬家投資公司承受的壓力水平顯而易見：它們已經開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拋售優質企業資產。地方國資委在今年1月到7月期間，出售了33.1億元人民幣的企業資產，而2010年全年出售的企業資產為23.5億元人民幣。這一切意味著，假如北京方面希望出臺新的刺激計畫，它或許會發現，自己無力再像2009年那樣調動出迅速而堅決的反應。當然，北京方面的手中還擁有一些武器：發行政府債券，或者發起對銀行和地方政府投資公司的紓困，可能會為此動用3.2萬億美元外匯儲備中的一部分。不過這些方法應該不會對經濟增長產生像2009年那樣的立竿見影的效果，也不能解決另一個現實問題：只要提供高收益的影子金融體系繼續存在，資金就會從國有銀行流到影子銀行，政府主導的刺激計畫可調動的資金就會進一步減少。

近來，大陸一度自命不凡的經濟規劃者們的聲望一直在下降，自由市場的支持者們正在提高批評的聲音。北京大學教授張維迎評價國家發改委時說，「一大批聰明的人幹了一件傻事」。國家發改委是專門負責經濟控制的部門。對中國大陸人而言，在政府干預和由自由市場力量決定的趨勢之間找到平衡，會非常困難。

更重要的是，中國大陸農村人口行將成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捆稻草。農村城市化的進程持續加快，未來10年城鎮將新增1億多農村人口，使城鎮人口超過8億。這種推動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趨勢，同時更加重了城鎮農村人口面臨的各種挑戰和問題，為社會不穩定埋下隱患。國家人口和計畫生育委員會日前公布的《中國大陸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1》預測，未來10年，環渤海、長三角、珠三角三大都市圈新增農村人口4000多萬，哈長(哈爾濱、大慶，齊齊哈爾，長春，吉林)、閩東南等18個城市群新增7000多萬，其它1000多個中小城市和城鎮新增3000多萬。國家計生委辦公廳主任張春生表示，人口流動和遷移是個經濟問題，社會問題，也是資源問題，說明中國大陸經濟正處在一個快速轉型，加快推進城鎮化進程的關鍵時期，它已經成為影響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問題。

根據大陸官方的資料，自從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陸城鎮人口從1978年的1億7200百萬(人口基數9億6200萬)，佔總人口約18%，猛增到2010年的6億6600萬(人口基數13億7000萬)，約佔總人口的48.6%。33年間，中國大陸城鎮人口增加了近5億。官方預計，到2020年，中國大陸的城鎮人口，將從目前的6億6600萬，增加到8億，在從2010年算起的今後30年，城鎮將增加3億農村人口。

農村人口持續大量地進入城鎮，為中國大陸經濟高速，持續發展提供大量源源不斷地廉價勞動力。但大量「沒有城市戶口」的農村人口進入經濟發達的大中城市，也帶來和產生了一系列的問題，包括貧困，強拆，資源與環境的可持續性挑戰，健全的社會管理，以及教育，醫保等公共服務等。旅美中國問題專家程曉農博士說，中國大陸農村人口進入城鎮，是中國大陸經濟發展階段的一個積極、重要的過程，至少為一部分農民擺脫原來的貧困處境提供了機會；但這些為中國大陸經濟騰飛在最辛苦，最危險，最勞累，最惡劣條件下工作的農民工，卻並沒有得到他們應該得到的尊重和權利；「中國大陸城市人口始終存在一個問題，城市居民，特別是一些大都市居民，對農民工存在一種利用和排斥的雙重心態。另一方面，城市政府對農民工的子弟，長期以來一致奉行歧視政策，不為他們提供城市居民同等的，必要的社會服務，例如教育、醫療，住宅等。」

中國大陸都市化迅猛發展，已經產生很多社會問題，農民工被稱為「二等公民」，他們雖在城市居住，有其中一部分「農二代」甚至在城市出生和長大，但他們的戶口仍在原籍，幾乎沒有什麼社會保障。與他們的父母不同，「農二代」無論從知識和時代感方面，都比他們的父輩更具有權利意識，對他們在城鎮受到的待遇也越來越不滿。大約76%八十年代出生的「農二代」，希望永久生活在城鎮，但是他們面對著在城市生活的高成本，以及缺乏應有的教育，醫保，住房，社會保障等福利的挑戰。由於無法享受跟城裡人一樣的教育，以及職業培訓，「農二代」當中的4.5%每月收入低於人民幣500元，27%每月不足1000元，20%因在城裡住不起而不能在城鎮工作。不到一半的農民工有醫療保險和養老保險。

中國經濟問題專家程曉農警告說，中國大陸政府如不採取有效措施解決「農二代」的疾苦和問題，可能為社會不穩埋下隱患：「對政府來講，可能醞釀著更大的社會衝突。因為這批農二代生長在城市，他們掌握的信息和觀念，與城市居民差別並不很大。對於一批現代化了的城市農二代，長期受現代化城市的歧視和排斥，他們的不滿會隨著他們年齡的增長，而逐漸逐漸地增加。當他們需要成家立業，當他們發現在這城市塊土地上沒有他們的份，他們的不滿會更加集中。那個時候，政府就會真的很頭疼了。」

今年6月，廣東潮州和增城發生了兩起以農民工為主體的騷亂事件，凸顯了農民工對他們的就業，社會保障，以及其它各方面的待遇不滿情緒，已經到了非要宣洩不可的程度。程曉農說，中國大陸權貴希望加快都市化的步伐，但面對越來越多的農民工進入城鎮，當局沒有做好準備，動用必要的資源，為農二代在城鎮生存和發展創造條件，因為他們要滿足現有城鎮居民的需求，在財力上已經捉襟見肘。在這個情況下，當局空喊城市化，卻不為城市化落實，改變制度，創造條件，那麼城市化產生的結果，就是負面的。

維繫中國大陸廉價勞動力比如農民工等生存的，則是中國大陸的民營私人企業。現在，民營私人企業資金鏈斷裂風波愈演愈烈，風暴眼浙江溫州連月來不斷出現暴力討債、企業老闆出走和自殺事件。而中國大陸中小企業困境是全面的，只不過溫州、東莞、上海尤為突出。

造成中小企業生存難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通貨膨脹，人力、原材料成本增加，內需不振，外部經濟環境不佳，人民幣升值，央行收緊信貸等因素之外，政府的苛捐重稅也給企業增加了沈重的負擔。而且，民營私企最大的困難，還是國家沒有貸款，而民間融資風險太大。很多企業貸了高利貸，想維持下來，後面卻倒閉了，債也欠了一屁股。「大家都在苦苦支撐，利潤很低也在做，維持生存。」比如在東莞經營困難的最少30％，經營不下就倒閉了。由於今年國際經濟形勢不好，導致中小企業本身就不好經營，「沒辦法賺錢」。對於報紙所說的中小企業減負行動，他們並沒有看到：「贊助費、管理費等每年都有，對於今年來說，本身利潤就少，這些都是企業的負擔。政府對中小企業的收費、稅呀，都是跟以前一樣，也沒有減賦。」所以老闆在毫無徵兆的情況下卷款跑路，而後供貨商上門追討貨款，最終員工獲悉消息，集體上門討要薪水……。

目前中小企業的負擔很重，這些負擔讓中小企業很難生存。首先是17％增值稅，屬於流轉稅，稅率很高，如果有些小企業進來的發票，不一定有進項，不能抵扣，導致生意很難做，而且還有企業所得稅等。有形無形的費用令企業很無奈；如企業的各種證件，營業執照、許可證之類的，每年都要來收一次錢，所謂的年檢就是收錢。各個政府部門還要搞各種培訓，實際也是收些費用，企業是不得不交。除此之外，一些亂收費、亂罰款的現象還很嚴重，比如上海的民營老闆陳女士說：「上次當地工商分局罰款人們企業10萬元，開了5萬元的白條，上面蓋了一個很模糊的財務專用章，不是他們單位的，這根本就是‘智能套現’。」對於工商局對陳女士所在企業的亂罰款開白條，舉報的作用並不大。「我告他們，可寫了舉報信給上海市工商局，最後這舉報信反而轉到被舉報的單位」。為了在政府機關辦事能夠順利，她透露，中小企業還要不斷的給政府機關送禮，「你要是不給他，辦什麼事就卡住了。」除了這些之外，企業還要應對贊助、授課之類的。陳女士說：「有一家企業被當地鎮政府要求每年贊助多少多少，說是為解決當地貧困戶的問題，最後給一個白條。上次還有教育局的什麼領導，來上課，上的課根本沒用，現實根本不是那樣的，又忽悠了老闆2萬元去了。」而最令陳女士心中憋屈的是，相關單位「不去整央企、國企、政府機關，專門整小企業。」

陳女士還透露，中小企業現在融資很難，不得不通過一些擔保公司融資，「我有一個企業，現在融資的年利率達到22％。」她說，由於中小企業各種成本加在一起負擔太重，導致經營困難，「幹什麼都虧」；為了生存，一些企業不得不開始靠造假來降低成本。陳女士透露，有一些老闆，經營不下去，就大量讓供應商供貨，再低價拋出去，變現大量現金，然後用集體旅遊或其他辦法支開員工，最後老闆消失了，工廠關門了。「最近青浦區就有兩個搞汽配的老闆跑了，以前還是納稅大戶。」

如果企業不小心違規，則罰款從數千到數萬，全憑當官的說了算，關係好按最低，關係差就按最高。加上當前經濟環境不佳，這些都構成了當地企業經營困難的原因。

近幾年，中國大陸權貴一直在購買美國國債，截止2011年7月份為止，中國大陸持美國國債已達到1.17萬億美元，成為美國最大的債權國。自2008年美國發生金融危機，由於官媒的刻意喧囂和引導，使不少大陸人認為美國已開始走下坡路，目前已窮得向中國大陸借錢。連50多歲的農村婦女都知道：美國欠中國的錢，平均每人5000塊（人民幣）。

雖說中國大陸這幾年GDP不斷增長，已成為全世界介於美、日之間的第二大經濟體，但與美國的差距仍然很大。2010年，美國的GDP是14.5萬美元，中國大陸只有5.9萬美元，美國的GDP是中國大陸的兩倍還要多，即便美國的經濟再不景氣，也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中國大陸的人均GDP更在全球百位以下，和美國相比可是天壤之別。

最近有一首流行於網路的順口溜《中國人，了不起》很能說明普通國人的生存狀況：油，用不起；路，走不起；病，看不起；學，上不起；房，買不起；墓，死不起；菜，吃不起；債，還不起；狀，告不起；官，惹不起；娃，養不起；愛，傷不起；良心，對不起；跌到的老人，扶不起；我們竟然還活著，真是了不起！……

中國大陸權貴不斷向美國投錢，是一種十足的劫貧濟富的行為，權貴當局是「自己的屁股流鮮血，還給他人整痔瘡」。事實上中國大陸窮的是絕大多數國人，官員們尤其是高、中層官員都特別富有。著名網路作家陳丹青指出：「中國大陸目前是0.3％的人控制著86％的財富，3000名億萬富豪中有2895名是高幹子弟，官員家屬96％移民國外，民眾3萬人無家可歸，上訪冤民突破一個億，2000萬小孩沒學上，每天餓死186人！」中國大陸的官員，錢多得讓人想像不到。正因為這些權貴富的流油，所以才不管老百姓怎麼窮苦。

中國大陸人如此窮，權貴們為什麼還要大筆大筆的購買美國國債？原因是中國大陸權貴是想用經濟來利誘美國，套住美國，從而在政治上獲取更大好處。說的委婉點，是大陸權貴「在下一盤很大的棋」，說的直白點，就是權貴拿中國大陸人民的血汗錢來擴展它在國際上的活動空間、延續它罪惡的權貴專制統治。大陸權貴深知，美國是世界上的頭號強國，套住了美國，差不多就套住了全世界。

前不久，有大陸官媒載文，大意說投放在美國的這筆錢人民分不得，政府動不得，原因是這筆錢是國家的錢。按照人們正常的思維，既然是國家的錢，那就應該取之於民用之於民，人民為什麼就分不得？其實這裡的「國家」就是「黨」的代名詞，實際意思是這筆巨款是黨的，當然人民和政府都沒有份。也許有人問：照這麼說，這筆錢是不是永遠不會返回到中國大陸人民手中？那也不一定。也許這筆錢是上天以一種特殊的形式留給未來國人的。如果現在留在中國大陸權貴腐敗集團手中，它是不會給中國大陸人民的，用不了多長時間也就花光了或貪沒了；但如果中國大陸人民早日覺醒，拿出自己的智慧和勇氣，摧毀權貴統治之日，也就是這筆錢返還中國大陸之時。

目前，隨著溫州中小企業家出現跑路、跳樓、倒閉等棄守多年心血的現象，溫州經濟風暴越發讓人認為這是中國大陸經濟崩潰的前兆。有國內政治經濟觀察家表示：民間中小企業老闆出逃的原因除了指向做「實體經濟」的企業越來越少外，民間借貸被認為是壓垮企業的最後一根稻草，但這兩方面指出的只是現象，其根本原因卻是政治體制問題。因為政治體制導致實體經濟非常難做，稅太重、必須要打通的官僚太多。

權貴專制體制，對民間中小企業「允許存在，限制發展」；這種限制，既從資金上也從稅收上著手。資金上，銀行可以不融資給企業；而對於企業，查賬永遠是一個利器。中國大陸100%的中小民企沒有一家不偷稅的，因為不偷稅無法生存。由於資金取得不易，因此中小企業從高利息的民間借貸取得資金就成為一個手段；雖然有觀點認為「民間借貸有客觀存在的必要，也有積極作用，因此對民間借貸要疏導不是封堵」，但該說法亦存在誤區，因為一個能夠透過合理途逕取得銀行貸款的國家，就不會有高利貸存在的必要。正因為中國大陸不是一個正常的社會，才會存在大量企業需要依賴民間借貸的情形。而查稅，向來就是中國大陸權貴打擊任何企業的利器，因為在中國大陸，沒有一家企業不偷稅。2011年的財政稅收目前已經完成，收到的稅款是10萬億，相當於每個中國大陸人平均繳稅1萬元，很多家庭一年的收入都不到一萬，稅賦之重可見一斑。

由於上述原因，造成企業主難以發展實體經濟，因此，中小企業老闆轉向投機炒作的泡沫經濟。而各級政府也誘使、迫使實體經濟資金轉移到泡沫經濟，因為政府需要錢來維持這個龐大機構的高消費。這主要指的是官員吃喝玩樂的開支；人們都知道，中國大陸的維穩費用節節高升，但維穩費還不到「三公費用」的十分之一。每年僅公務車的消費，就超過維穩費用。所以，要解決中小企業資金的問題，從民間借貸著手不是治本的方法，只能從解決整個機制著手。

然而，人們也知道，解決整個機制的辦法，就是從政治上實行民主，在經濟上實現真正的市場經濟，在文化上為了落實自由平等，在社會建設上貫徹人權法治。然而，權貴體制為了一己私利，是「絕不」這樣做的，而只會恰恰相反。所以，只會變本加厲地維穩和剝奪民眾的權益。當前，雖然中國大陸已見經濟崩潰的前兆，通脹加劇且百姓各方面生活日益痛苦，但這還遠遠不是最黑暗的日子。

最黑暗的日子，也就是黎明前的時光。而現在，至多是子夜時分而已。屁民們，在被幸福中，偷著樂吧！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