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教授有一篇文章叫做《誰謀殺了中國的大學生》,或許是郎教授某個節目的文字版也未可知。看看全文,我知道其實這是一個設問句的題目。誰謀殺了大學生?不就是那誰誰麼!中國大陸人,咱們都知道。
近年有股民國熱,彷彿民國的一切都是好的,所以有人寫「赳赳民國」。可想而知,在大部分人吃不飽飯的情況下,一個社會再怎麼好也好不到哪兒去。可是,我們就是懷念,為何?因為當下的社會太糟了。
不過民國的大學確實好,好到可以放到世界上秀一秀。僅我所知,那時的生物學地質學考古學和數學的確可以稱得上世界一流,而物理學其實也是人才璀璨。以當時的物質條件孕育出如斯氣魄,實在值得國人驕傲。
光驕傲其實無用,因為它是屬於中華民國的,而非中華人民共和國,就好像四大發明是屬於封建中國,孔孟老莊是屬於春秋戰國的,他們都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係不大,因為我們繼承的少,我們只是拿著那些過去的光榮自得自樂,全然不知人家正看著我們,帶著定然鄙視的神情。所以,民國是屬於過去的,如果說現在,起碼是在對岸,與此岸毫無關係,因為此岸正進行著所謂的「中國模式」。
誰謀殺了中國的大學生?「中國模式」也。「中國模式」若沒有,那就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謀殺了中國的大學生,這話毫不客氣,沒錯,就是政客時常掛在嘴上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謀殺了中國的大學生。
民國的大學是好的,共和國的大學是爛的,這已是公認的事實,起碼對比起來是如此。所以我們可以得出,民國的「中國模式」或許不夠好,可新中國的「中國模式」必定差,因為從來也沒有聽過一個好的「國家模式」會讓這個國家的大學墮落到如此無以復加的地步。
然而,模式是人所創,亦即如今的當政者親手將中國的大學毀了。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都有推卸不掉的責任。他們要麼做了首惡,要麼做了首惡的接班,一步步將大學,象牙之塔推入萬劫不復的境地。諸位看官試想想,院校合併,大學大躍進,教育市場化,哪一步不是衝著大學最後的墳墓邁進。
更為可怕的是,在此過程中反對派聲音的缺失,或許有,可是眾人聽不到。因為知識份子被打成了臭老九,稍有微詞,即被侮辱拷打,「肉體上消滅,名譽上搞臭」,有骨氣的士子殞命,徒留一些人噤若寒蟬,即使所謂的「平反」,他們也從此沒挺值彎掉的脊樑。可是「春天來了」,當年的階下囚,如今又成各方負責人,校長,教授,院士,國策顧問了,然而,他們已不知勇氣為何物。領導成了如今登上台面的知識份子最為害怕的「東西」。替領導說話還是替學生說話?答案顯然。
所以,「獨立」這項氣質便消失了。很難想像,沒有獨立精神的校長教授,怎樣帶出一支好的教研隊伍。其實不用想像,因為對象都是現成的。如今大學的各種醜態正是其最好的體現。既然沒有獨立,便沒有自由,或者說沒有自由便沒有獨立,亦然。所以,大學要處處聽領導的,所以大學要「黨委負責制」。民國當年,國民黨黨部若進校園,誰肯?如今,各位大學生人人爭先入黨,沒有黨部,誰肯?
張鳴教授說如今中國只有一所大學,就是「教育部大學」。此言非虛,只是其中的「大學」二字還需再加引號,只有「教育部‘大學’」。科研經費,教材規定,課程安排,甚至其中的思想政治課都要下達文件加以強制。「思想」和「政治」加在一起不正是「中國模式」的最好體現麼?不正是如今大學慘狀的罪魁禍首麼?
於是,大學空虛,金錢趁虛而入。名利,欺騙,權謀,各位輪番上演,讓我們初入成年的莘莘學子如何招架得住?自然,俯首稱臣乃是他們最省力的方式。所以北師大的董藩教授的「四千萬說」正是「金」風深漸的結果,他的話不過和我們所熟知的逯局長一樣,大實話也,只不過稍顯刺耳罷了。
個個淪為金錢的奴隸,個個陷入名利的泥淖,個個成了「象牙之塔」裡的行屍走肉,高深的學問又從何做起?大學之為大學的「學術」便蕩然無存。抄襲剽竊從本科生侵襲到院士身上。院士乃是教授中的精品,此種院士,斯文敗類,已經是劣等品了,那麼教授,博導,碩士導師,研究生,本科生,他們又如何?能如何到哪裡去?那麼,列位,「錢學森之問」不還只是「錢學森之問」麼,哪會有人動手去解答。
更為滑稽的是,在這樣萎靡不振的情形下,領導竟提出要建設世界一流的大學了,還定了所謂的時間表,大有把「世界一流」當成「北京烤鴨」來做之勢。大把撒錢,或從國外聘請一些過氣的教授,或讓一些國外教授挂掛牌子,「心到人未到」,這樣也好,名頭上有了,就好像GDP有了就行,這就叫大學GDP。說到底,還是領導說了算,奈何領導無德無才,封閉式的領導只能帶出封閉無知的下手。
所以說,誰人謀殺了中國的大學生,大家都知道,只不過我要挑明瞭。四個字的答案,叫做「中國模式」,八個字的答案,叫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可是,前文講過,無論「模式」還是「特色」,皆由人造成,所以一個字的答案,就是這背後的那些「人」!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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