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年的「黑民」路——我們不後悔(組圖)

Carey·白和Gary·高在自家店前

櫻桃小溪華人協會會長Ken·葉(Ken Yap)（左一）和副會長劉朱瑞貞（右一）、Hornsby市議員橋普拉(Dilip Chopra)（左二）、Carey·白（左三）、Gary·高（左四）在松麗海鮮店前合影

【看中國記者曾妮悉尼採訪報導】按一般的概念，位於悉尼北部的松麗（Thornleigh ）屬於「北岸富人區」。走入此「富人區」的松麗購物中心（Thornleigh Market Place），看到正對著Woolworths超市的明亮、潔淨 「松麗海鮮店（Thornleigh Seafood）」，不會有人將這樣一個寬敞、氣派的店面與「黑民」兩個字聯繫起來。

老闆與「黑民」

不幸的是，在現實中，這種看似不會存在的聯繫卻實實在在發生了。此家海鮮店的華人老闆Gary·高和Carey·白兩位，目前正「前途渺茫」，甚至面臨被遣返的危險中。

為什麼會這樣？這還得從十三年前講起。

1997年12月6號，當時在中國遼陽一家化纖廠做技工的Gary和中學教師Carey，隨一個由當地外經委組織的商業考察團，持一個月的商務簽證來到了澳洲。

很快，他們便愛上了氣候宜人、環境優美的澳大利亞，並在一個月內，在朋友的幫助和建議下，做出一個決定：留在這裡，不回去了。

接下來的路，也許跟很多人一樣：以某個宗教組織的名義申請難民，希望能得到永久居留。

五、六個月之後，他們的申請被移民局拒絕了。按法律程序，他們如果不向難民復議庭RRT（Refugee Review Tribunal）申請復議，就必須回去了。

他們選擇了「不理它」，就這麼「黑」了下來，從此走上了漫漫黑民路。

身陷囹圄

就這樣一直「黑」到2002年，Carey在Campsie打工時被移民局抓獲，在Villawood黑民營被關了十幾天，後來交了兩萬元保釋金由律師保出來。

2005年，輪到Gary運氣不好，在大年三十那天被移民局抓到，在Villawood黑民營足足呆了三個月。

據Carey講，本來，因為他們黑的歷史比較長，律師都認為辦保釋很難了，擔保金也不菲，正當Carey試著找人時，移民局自己也「出了事」，因抓錯人而受到很大輿論壓力，所以在五月初突然找Gary談話說，你可以出去了，這樣也沒用擔保金，也沒有其他手續，就給他放出來了，並讓他到Parramatta移民局報到。

幾天之後，Gary到移民局報導，並得到了有工作許可的過橋簽證A。又過了一段時間，移民局告知他們可以對自己的難民申請提出復議。

這樣他們又到了RRT；但再次被拒。這樣又到聯邦法庭，還是沒有批。

一條路走到……

到這時，他們只剩下兩條路可走了，一個是到高等法庭，再一個就是申請移民部長干預。但採用後者的話，也就相當於放棄了到高法的權利。

受一位朋友申請移民部長干預獲得成功的鼓舞，他們決定也走這條路。

2010年8月底，他們收到移民部長的信，讓提交體驗、經濟擔保等資料。他們很快準備齊全交上去，滿懷希望的等著，最後卻等來不予考慮的通知，讓他們覺的「一下子從天上掉到地下」。

從理論上說，他們的路似乎已走到頭了。除了自願或被遣返回中國外，已不知還有什麼路可走。

「黑民」的老闆經

那麼，這一對有著「黑民」歷史的夫婦，又是怎麼當上店老闆的呢？

Carey說，「我先生有十幾年做魚店的經驗。有個朋友告訴我們說，松麗開了一個新商場，我們來看了一下，覺的挺好，就想租下一個店面，開個自己的店。」

他們從05年9、10月就開始聯繫，但到06年8月才開始正式運作。這期間也有很多猶豫彷徨，不知道在沒有正式身份的情況下，到底該不該簽下這個店。

也許是想有個自己的店的願望太強烈，再加之這個店面一直沒有其他人問津，商場經理也一直鼓勵他們租下來，並說，只要有工作許可就可以。如果出了什麼問題，經理還願意幫忙說話。朋友也說，有個店，對拿身份應該有幫助。

就這樣，他們還是把這個店簽下來了。

看的出，Gary 和Carey真的是把一顆心全扑在店裡了。光是裝修店面就花了二十七萬。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只有聖誕節能休息兩天，其餘時間天天都得開店。

進貨則是Gary的事，一週至少去兩次，有時得去六次。早上四點半就得趕到悉尼魚市，挑貨、參加Auction競買，再拉回，到店裡時，一般都是十一點左右了。

然而，Gary樂在其中。他說：「我對自己挺有信心的，我知道顧客喜歡什麼，我的店干乾淨淨，一點味道都沒有，不像有的華人店，味道很大，所以顧客願意來。」

Carey說，開店的頭兩年，由於經驗還不足，只能勉強維持。但現在做到第五年，已經越做越好了。一年營業額有七十多萬，也可以開始通過僱用全職員工、交納稅金等方式回饋社會了。他們的店還被松麗區扶輪社（Rotary Club of Thornleigh）授予「最佳技巧獎（Pride of Workmanship Award）」呢。

「這個國家的慈悲上哪兒去了？」

2月8日，Carey按規定再次到移民局報到，又得到兩個星期的簽證。移民局要求他們去中領館辦理旅行證件，然而，Carey說，他們不敢。他們已拿到中領館辦理旅行證件的申請表，裡面要求填寫父母姓名等諸多信息。一般來說，申請難民，會被視為「國家敵人」，他們怕連累國內的親人。中國是一黨制，公安很厲害，這誰都知道。

也許，在移民局眼裡，Gary和Carey的案例，只是「滄海一粟」，無甚特別，移民局必須按法律和政策辦事；但對Gary和Carey來說，這卻是「生死攸關」、「命懸一線」的事：十三年了，他們沒有回過一次國，當年出國時留在國內才七歲的獨生女，今年已經二十了，都沒有見過一面；十三年了，Gary的父母也已相繼去世了，去世前都未能回去見最後一面，不就為了能留下嗎？現在就這樣回去，怎麼甘心？

再說，這個店面怎麼辦呢？他們的租期合同，要到今年八月才到期，急切之間，將店面讓給誰呢？這麼多年的心血，就這樣付諸東流嗎？

法與理，理與情，在許多時候是很難統一到一起的。按法律，他們當然是錯了，可是——「這個國家的慈悲上哪兒去了（What has happened to the compassion of this nation）?」

這是一名叫作阿提肯（Bill Aitken）的記者在當地的英文報《每月大事》（Monthly Chronicle）上發出的詰問。據Gary講，這位記者同時也管送報紙，因為總到他們店裡來送報紙，大家就認識了，聽說他們的事後很震驚，主動寫了這篇報導，呼籲當地居民給移民部寫信替他們求情。

看到報導後，Horsby的市議員橋普拉(Dilip Chopra)第一個來了。據Carey說，她自己哭了，議員橋普拉也哭了。按橋普拉的邏輯，這事簡單的很：「不要看過去了，看現在！他們已經是社區的一員了，他們為社區服務、為澳洲經濟做貢獻，我們需要的是人道！人道！華人社區應該行動起來，幫助他們！」

櫻桃小溪華人協會（Cherrybrook Chinese Community Association）的會長葉先生(Ken Yap)和副會長劉朱瑞貞也來了。據他們講，是，Gary和Carey的確是犯了錯誤。但是，他們已經知錯了，付出代價了，而移民局也有責任，因為他們沒有給予華人社區足夠的資訊和教育，以致於許多有語言和文化障礙的華人不知道應怎樣更好的處理各種事情。

「十三年了，我們不後悔。」

目前，他們的案子正處於十分關鍵的時期：移民局讓他們去辦理回國旅行證，用意十分明顯；而像市議員橋普拉這樣的熱心人士，則仍在想辦法為他們奔走呼籲。

情與理，法律與人道，誰會佔上風？目前誰也不知。

採訪中，最讓記者震撼和動容的，卻是Gary一句平淡道來的話：「十三年了，我們不後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