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在一次演講中再度指出,「中央銀行保持對利差的適當管理,將有利於調節銀行業對實體經濟提供服務的積極性。」周小川指出,危機之後一些歐美國家抱怨本國金融機構在經濟復甦期間出力不夠,這凸顯中央銀行應該給金融機構提供正向激勵體系的必要性。
這一演講承接了他在2009年11月20日的演講。周小川當時就指出,從這次危機來看,利率過低會影響銀行服務實體經濟的動力,並導致銀行選擇發展其他非信貸業務,利差還得保持在一定水平上。發展中國家在利差方面應保持一定的水平,因為利差過小會影響金融機構發放信貸獲取利潤的動力,會影響銀行體系服務實體經濟的動力。
易綱的思考
2009年12月,現任中國央行副行長易綱先生出版論文集《中國金融改革思考錄》。在書中,易綱說,「我篤信市場經濟,堅信市場經濟能給中國人民帶來福祉,一直不遺餘力地推動利率市場化改革。但近來我變得有些保守,對於中國如何進一步推進利率市場化沒有想清楚。」
書中詳細開列了易綱的「困惑」。他指出,推動利率市場化,也就是放開貸款利率下限和存款利率上限,會產生銀行業之間的競爭,而如果競爭失敗,退出機制的約束又是否存在呢?易綱認為,這個問題的背後是,利率完全市場化和國家對大銀行的控股、存款保險以及國家注資銀行等是有矛盾的。產權清晰和所有制多元化、打破壟斷、有序退出、預算硬約束是利率市場化深層次上的必要條件。
此外,易綱還指出,發展中國家由金融抑制向金融自由化發展的過程中,需要一個「金融約束」階段,也就是用政府「有形的手」為金融業發展一個涵養期,通過價格和市場准入管制,培育微觀機構競爭力。在一定時期內維持適度的貸款存款利差,可以為提高金融業競爭力贏得時間。
可以說,以上週小川先生和易綱先生的思考,代表了危機之後中國央行對利率市場化改革的新思考,那就是擱置利率市場化,繼續「在一定時期內」維持利率管制,維持中國銀行業的壟斷利潤。這可以總結為是危機給中國央行的「經驗和教訓」。
兩位中國央行掌舵人為利率管制辯護的邏輯,是成立的麼?筆者的答案是否定的。尤其是「維持利差提高銀行業服務實體經濟的積極性」,在筆者看來,是對危機之後美國經濟金融體系的誤讀。
筆者認為,無論是從維護銀行業利差,保持對銀行業服務實體經濟的激勵、涵養,還是從實際負利率對儲戶利益和宏觀經濟的影響來看,利率市場化的推進已經是當下就應該做的事。
診錯病、開錯方
一個簡單的數據,就可以對此進行反證。
的確,雖然美聯儲啟動了史上規模最大的「貨幣創造」,充裕了市場流動性,但美國銀行體系並沒有將此轉化成「信用創造」,實體經濟信貸規模的確在持續萎縮。美國佔信貸總量超過40%的居民房屋抵押貸款,已經從2008年至今持續8個季度萎縮;居民消費信貸至今已經連續7個季度下滑;工商業信貸規模已經比峰值減少了25%;小企業信貸總量已經連續6個季度下滑……
這是由於利差水平不足引起的麼?是由於零利率、存款成本低廉,銀行沒有動力去發放信貸麼?
完全不是。實際上恰恰相反,美聯儲創造的接近零利率的水平,大幅放大了美國銀行業整體利差水平。根據統計,在新世紀,美國銀行業整體利差水平在1.5%左右,2006年時依然不足2%。但危機之後利差水平持續攀升,2008年第四季度至今已經連續維持了多個季度在3%及以上的水平。
以2010年第一季度為例,美國三家主要商業銀行摩根大通、美國銀行、花旗銀行的存貸利差分別高達3.3%、2.9%、3.3%,平均為3.2%。這比危機之前翻倍,甚至目前美國銀行業存貸款利差還高於中國銀行業。
危機之後,美國金融業出現利差翻倍提高,其表現,是貸款利率基本沒動,而存款利率則大幅下降。原因正如周小川行長所指出的,是央行的激勵——美聯儲大幅下調市場利率,存款利率走低,這直接擴大了存貸款利差。
利差巨大,但信貸依然萎縮,是危機導致銀行業無資金可貸麼,是銀行業資金流動性緊張麼?完全不是。從整體流動性形勢來說,危機之下,美聯儲資產負債表規模擴張了270%,基礎貨幣供應量從過去的8000億美元瘋狂上漲到2萬億美元;從銀行業具體來說,光美國銀行業存放在美聯儲的超額存款準備金,就從危機前的30億美元暴增至目前依然高居的8000億美元。而且美國大銀行累積了史無前例的現金,花旗集團賬面現金達到1840億美元,佔其資產的10%,美國銀行現金達到1750億美元,摩根大通也有850億美元。
資金充裕、利差高企,但卻依然信貸萎縮。周小川行長理解錯了美國「美國銀行業不支持實體經濟」的原因。原因不在於利差低,不在於因為存款成本低就沒有動力去發放貸款。
為了更好的理解這個,我們可以嘗試開列兩個真正的原因。
其一,經濟形勢惡化,銀行體系擔憂信貸資產風險,連續收緊「信貸標準」。
美聯儲每個季度都會公布《銀行高級信貸主管調查報告》(Senior Loan Officer Opinion Survey on Bank Lending Practices),根據2010年五月發布的新一期《調查報告》,就美國工商業信貸市場來看,銀行已經連續十個季度的「信貸標準環比收緊」,在被問及為何要收緊信貸標準時,銀行回覆的主要依據分別是:「進一步削減了風險偏好」、「對經濟前景更加不看好」、「對某些目標行業的前景更加不看好」。
說到信貸風險,目前美國住房空置數量高達1902萬套的歷史最高水平,平均每5.5個家庭就有一套空置住房,這注定了房地產市場的高風險。在工商業領域,產能利用率依然只有74%,低於歷史平均水平80%,顯示出信貸潛在風險。
其二,是信貸需求本身的萎縮。
工商業信貸的需求方面,企業已經連續14個季度削減了信貸意願。該調查還顯示,導致企業信貸需求環比持續減少的多個因素中,最顯著的就是「企業設備投資意願進一步減少」。這同樣表現在地產領域,美國商業地產信貸需求在經歷了十六個季度的下降趨勢之後,目前環比依然繼續下降。美國居民消費信貸需求也是萎靡不振,由於失業加劇、收入減少,美國居民信貸意願減弱已經持續了近20個季度,當前仍有高達20%的居民在削減信貸意願。
也就是說,在以上兩個真正的原因面前,美國銀行業即便流動性充裕,即便享有了美聯儲為其創造的高利差環境,也並沒有推動對實體經濟的大幅放貸,甚至不惜放棄高利差,去美聯儲尋求極低的超額準備金利息。
對於危機教訓的總結,很顯然,周小川行長診錯了病情,也開出了錯誤的要維持壟斷利差的藥方。
利率市場化迫在眉睫:宏觀不穩
對於中國來說,周小川強調,中央銀行保持對利差的適當管理,將有利於調節銀行業對實體經濟提供服務的積極性。但問題相反性的在於,中國銀行業對實體經濟提供服務的積極性,是太強了,而不是太弱了。
2008年底至到2009年,中國銀行業逆週期投放了超過10萬億元的信貸。進入2010年,官方開始憂慮信貸資產質量,憂慮經濟過熱,並開始反向調控。如果說保持利差可以放大銀行業信貸積極性,那目前在啟動的信貸控制,是否要下調利差,以減弱銀行業發放信貸的積極性?
問題還在於,中國宏觀調控、中國金融業和銀行業改革,都已經到了必須要動「利率管制」這根硬骨頭的時候了。這不僅是一場銀行業金融業的改革,更是中國整體社會利益分配的大改革。如果推動利率市場化,會帶來什麼?
從國際上看,美國上世紀70 年代推行的利率市場化,即直接提高了商業銀行的存款成本。後來,商業銀行主動調整,追求更高回報的貸款業務,增加非利息業務的佔比,這才使得商業銀行的淨息差整體變化不大。但美國銀行業的資產收益率ROA水平還是不可避免地經歷了下降階段,直到1992 年才恢復到利率市場化之前的水平。另外,東亞地區日本、中國臺灣上世紀的利率市場化也給出了完全一致的經驗,臺灣銀行業還曾因為利率市場化出現過整體虧損。就中國來說,利率市場化之後,利差會收窄,這是當前的普遍預期。
在連續多年負利率態勢之下,利率市場化必然將導致存款利率上行。今年以來,以股份制銀行為代表,已經通過變相高息的手段去拉攏存款。此外,由於直接融資市場的發展,大企業客戶融資渠道拓寬、議價能力提高,大企業將享受到更低的貸款利率。而一些中小企業、農村金融等則將維持目前的貸款利率上浮格局。
因此,利率市場化正是一個銀行體系還利於儲戶、還利於實體經濟的過程。在這一時期,利率市場化將體現為銀行體系利潤規模萎縮。
我們可以用數據來進行衡量,看銀行業目前的畸形高利潤,是吸納了多少壟斷財富。
2009年底,美國知名智庫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兩位高級研究員Morris Goldstein和Nicholas R. Lardy(拉迪是美國最知名的中國經濟專家之一)發表了一份關於人民幣匯率問題幾萬字的研究報告,報告中列述了他們對中國負利率問題的研究。
報告測算了中國家庭面臨的金融抑制的總水平,在2008年上半年家庭儲蓄利率收入應該比實際值多6900億元,約等於2008年上半年中國GDP的5.3%。
報告測算邏輯如下,2002年後中國消費者價格指數出現上升,但名義利率僅上調了很小的幅度,或者活期存款利率則保持不變。測算公式是,假設2008年上半年的實際利率維持在2002年的收益水平,那麼計算家庭在存款上獲取的利息收入能增加多少。
計算結果是,在2002年(當時的CPI下降了0.8個百分點)到2008年上半年(廣義CPI上漲了7.9%)期間,通過降低銀行給儲蓄存款支付的實際利率,中國家庭實際上被徵收了隱形重稅,這一規模高達6900億元。
最近幾年,尤其是金融危機後的兩年,中國銀行業在利潤、規模、市值的排名上在全球披荊斬棘。英國《銀行家雜誌》新近公布了2010年全球1000家銀行排名,按一級資本排名,中國工、中、建三大行排名第7、 14、15位;按資產排名工、建、中分別排名第11、18、21位,但是按利潤排名,工、建、中三大行卻名列全球銀行業第一位、第二位、第七位,包攬了冠亞軍。整體入榜的中資銀行一級資本只佔千家銀行的8.9%,但是稅前利潤卻佔到了25%。
這是中資銀行靠經營實力得到的利潤麼?不是,這本質上主要是拜利率管制創造的壟斷利潤所賜。
通過利率市場化改革,將壟斷利潤還利於民、於企業,這恰恰正是應該走的路。不能再讓全體儲戶民眾去承擔銀行業的風險損失了。這是一個巨大的綁架式道德風險。
實際上,利率管制不僅扭曲了居民、銀行、企業的利潤分配結構,也是中國2003年以來宏觀經濟基本不穩、泡沫壓力大的根本原因。
2003年以來的近8年,是中國利率水平最低的階段。8年期間1年期實際存款利率平均為-0.15%。其中2003∼2007年GDP增速連續超過10%的5年裡,1年期實際存款利率平均為-0.7%。存款實際負利率加劇了居民的投資衝動,這在需求端加劇了泡沫。
而貸款方,實際上也在享受超低的資金成本,這則在供給方加劇了泡沫。2003∼2010年,中國1年期名義貸款基準利率年均為5.9%,下浮10% 的優惠利率為5.3%,實際貸款利率為2.6%(年均CPI漲幅為2.7%)。在此期間,1年期實際最優貸款年均利率美國為2.9%、印度為5.7%、新加坡為3.5%、印尼為8.3%,國際比較顯示中國利率屬於最低類水平。這放大了所有供給方的投資衝動。
繼續通過利率管制來保持這種格局,早就是中國經濟最大的系統性風險。
利率市場化迫在眉睫:微觀不順
在周小川、易綱先生對利率管制的辯護中,都強調了對銀行業的保護態度,比如維護對金融業的正向激勵,維護金融業給實體經濟提供服務的積極性,以及所謂創造金融業發展的「涵養期」。
這些聽起來都是為了銀行業改革和發展好。
但問題在於,在2003年迄今這一輪國有銀行改革中,政府巨資剝離銀行業不良資產、增加資本金,已經實現了內部清理,並明確了這是「最後的晚餐」。在股權多元化之後,政府已經沒有理由再去「涵養」,目前銀行體系極低的不良率,銀行業自身機制完全有能力消化。這種基礎上的「正向激勵」、「涵養」,只會放大壟斷利潤,而利潤則直接分配了,並沒有用於清理壞賬。
更嚴重的問題在於,正是利率管制,讓銀行業還在維持「開門就賺錢」的格局,沒有動力去創新產品、開拓新客戶,真正提高競爭力。這已經是中國銀行業進一步改革發展的最大阻礙。
進入2010年,民生銀行、招商銀行先後提出了「二次改革」、「二次轉型」,其方向就是尋找中小企業等高收益資產,積極準備利率市場化,應對未來「真正的改革」。
銀行業已經做好準備,並準備迎接這一場肯定要到來的利率市場化洗禮。但央行卻在刻意維護壟斷利潤,收縮銀行業改革創新的動力。央行對利率管制的刻意維持,已經成為銀行業改革發展的最大阻礙。
說央行是銀行體系發展的阻礙。還來自於另一個層面,即目前銀行業整體資產中收益最低的部分,恰恰是與央行有關——銀行體系購買了大量央行票據,以及將巨額資金放到央行存款準備金賬戶。
根據前述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報告,到2008年中,銀行體系持有的央行未償票據總額達到4.24萬億人民幣;銀行體系存放在央行的法定存款準備金比高達率17.5%,如果6%算是正常的話,銀行體系多放了5.2萬億元。
這共同給銀行體系帶來了沈重的負擔,央票平均收益僅為4%,法定存款準備金利率則只有1.89%。從銀行的角度看,這些資金本來可以用來增加貸款,當時貸款的基準利率是7.47%,一年期貸款的實際平均利率為8.47%,這意味著銀行體系被徵收了巨額的隱形稅,2008年超過4000億元,這一數額接近2007年整個中國銀行業的稅後利潤。
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將這一格局的根源,定義為人民幣匯率不市場化,是被動沖銷機制導致的後果。
這一格局,讓人們懷疑,央行是否通過利率管制,來彌補在這一領域對銀行業利潤的傷害?央行前任貨幣政策委員會成員余永定教授在2007年一篇論文中也鮮明地指出,持續大規模地出售低收益的央行票據,以及存款準備金率的反覆上升,都會阻礙中國的銀行業向完全商業化經營轉變。
繼續維持利率管制,已經毫無理由。對利率管制的辯護,其意義等同於對銀行業壟斷利潤體系的辯護,用一句時髦的話說,銀行業壟斷利潤實際上是目前利率管制格局之下的「既得利益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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