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到1986年之間,我的工作讓我得到很多機會深入一般遊客去不到的地方,觀察和體會人們的生活。
例如,我來到北京之後,臨時要從北京到別個城市去,要自己擠火車站買車票,或者是親自來到民航總局購買機票。這兩個地方的秩序非常非常混亂,這讓我真正體會到當一個普通中國老百姓的滋味。
民航總局的售票大樓還算好一點,比較之下有秩序一點,火車站售票處簡直是戰場。那些售票處都是約六到八英吋闊乘八英吋高一點的視窗,實際上是個成年人人頭大小的小洞。售票的小洞不多,任何班次的票都在這幾個小洞發售。
大概來到了1985年,民航和火車站出現了為外國人、港澳同胞和海外華僑服務的專用售票廳,採取一票兩價制,同樣的座位,比國內同胞貴一倍甚至以上。據說,若果不幸,例如飛機摔下來,購買非國內票價者可獲更高的賠償金。
在火車站一角為國內同胞服務的售票處前面,人群沒有明確的輪候隊伍,都擁集在這些為數不多的小洞前,沒有人維持秩序,你推我擁,互相冒出敵視的目光,吵架爭執乃等閑事。
經過多番打拚終於來到洞前,我發現分隔小洞前後是一道厚近一英尺的牆壁,所以洞後面是怎樣的一個世界,能看到的實在不多。
我不明白為什麼售票處是個小洞,後來在北京開始跟一些朋友熟絡了,談起來,得到了一個答案。
據說在改革開放之前的許多年,帝修反隨時會一起打進來,而鐵路線這些交通樞紐屬於兵家必爭之地,必定成為戰場,這些細小的視窗可以作為槍眼,在後面作頑抗。換言之,火車站的售票小洞是備戰心態下的產物。
爭先恐後購買火車票時,我更大的感觸是,眼看身旁這些和我同出一源的炎黃子孫,他們狼狽不堪,疲於奔命,失魂落魄。
能擠上火車,我還有下一段的打拚。有一回,要從南京趕往上海,坐了幾個小時火車,大概是中午,抵達上海火車站了。
前一天買車票已夠累死,這一天來到上海的火車站更要命。
我帶著一大堆行李、文件和有關材料,在火車站外苦候的士,塬來上海的的士服務仍未全面恢復,火車站外見不到一輛的士。
我看到遠處有公車經過,但人生路不熟,不敢擠公車,也不懂得坐哪一路公車,拿著這麼多的東西,不可能上公車,我更不知道要往何處去,因為我沒有預訂房間,我坐公車到哪兒呢?火車站附近雖然也有招待所,可是當年規定,這些地方不是「對外」的,只能接待國內旅客。
我只能厚著臉皮,主動向一個又一個在我身旁走過,看來是派駐上海工作的香港人請求,因為有車來接他們。
我說,只要到任何一家酒店都可以。有好幾班火車到站,折騰了好幾個小時,天色漸暗,心中極度彷徨之際,才獲得一位好心人容許我坐上他的車,來到此人已訂了房間的錦江飯店,更非常順利,還有空出來的房間,我不用在錦江截的士到別的飯店碰運氣。
80年代的北京沒有商業大廈,大批外商港商湧進北京來找尋機會,只能在飯店設立臨時辦事處,飯店房間因此奇缺。
到北京出差,除非是住一流的飯店,可以在香港訂房,或及早通知老闆在北京的生意搭檔代勞,否則很多時只能於抵達後才上門找房間。
這次我抵達北京,時間已晚,特別是航班延誤,已經過了凌晨十二點。我事前沒有訂房間,心裏忐忑不安,於是在機場召了輛的士,逐家飯店去找房間,直到找到房間為止。
沒有空房間也沒關係,因為飯店的服務員沒有顧客隱私的觀念,他們會很合作,讓我翻閱房客名單,以找尋熟悉的名字。
當我發現了熟悉的名字,於是打電話進房間,跟對方說我是某某,只求借宿一宵,翌日再找辦法。這個方法很奏效,因為這次我求人,下次人家求我,我也曾經收留過別人。
其實這都不是相熟的朋友,往往是平日在機場、餐廳,或飯店見過面,聊過天,交換過名片而已,可是大家都懂得出門靠朋友的道理,如此相助帶有點江湖救急的味道。
廣交朋友的確重要,出差當然不會把秘書也帶到北京去,住的飯店也未必設有提供打字機、收發電傳之類服務的商務中心。我曾試過要到朋友的房間(駐京辦事處)打文件,或收發電傳,打了一整天,當然要自己打,人家有秘書,總不能要求人家的秘書為我服務。
港商愛與一些本地人當成搭檔,這些生意搭檔其實什麼都干。他們收取若幹活動費,好辦理購買車票、機票、訂房間等沒有經濟效益但必須要辦的小事,或做耳目、中間牽線等與找尋商機有關的事情。
老闆有好幾個這樣的生意搭檔,其中老A是我最熟悉的一位,我視他為友,從不頤指氣使。
對我來說,北京算是我熟悉的城市。一次,為了前往上海這個我不熟悉的城市,老A配合我,比我先到了上海,並且打點了一切之後,到機場來接我。
我這次來到上海的時候,身體不適,甫下飛機,仍得招唿老A和他在上海的朋友,到餐廳進餐談天說地,因為無論為公為私,他們都曾經替我辦了點事。
除了吃飯之外,還要滿足一下他們若干小要求,讓他們飯後回到我的房間,先看看電視,然後洗一個痛快的熱水浴。
80年代之前在大陸,一般百姓在家裡要洗個熱水浴很不容易,國內電視節目也很悶,在飯店房間看電視可以看到外國的電影,我不能不陪著看電視,不能整個晚上躲到洗手間去。
- 關鍵字搜索:
- 孤身
看完那這篇文章覺得
排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