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事件背後的媒體思考

富士康員工連續自殺事件已經成為本週公共領域中的焦點。公眾盡可以從各種角度進行解讀，例如，作為中國大規模製造，大規模出口的經濟模式的代表，富士康的信任危機，是否也是中國模式某種程度上的危機。

富士康員工連續自殺事件已經成為本週公共領域中的焦點。

公眾盡可以從各種角度進行解讀，例如，作為中國大規模製造，大規模出口的經濟模式的代表，富士康的信任危機，是否也是中國模式某種程度上的危機。

而連續自殺事件發生在八零後這一群體中，而非承擔更大勞動強度的更為年長的勞動者群體，也使社會學家，勞動經濟學家對「新生代農民工」這一群體以及未來可能帶來的社會危機敲響了警鐘。

從媒體從業者的角度，除了追蹤事件，警示社會外，富士康事件的新聞倫理也令人思索。

5月26日，富士康的老闆、臺灣首富郭台銘邀請國際外兩百多名記者進入富士康參觀，並參與採訪富士康召集的兩岸心理專家研討會。

郭台銘此人素來對媒體十分強硬霸道，此前，他在臺灣幾次起訴媒體，並以強大財力封殺許多負面報導，而在大陸，富士康在四年前起訴上海媒體《第一財經日報》，扣押兩名記者資產，求償3000萬，也引發中國媒體軒然大波。

而在連續自殺事件後，郭台銘也展現了相對柔和的身段。在幾百名記者面前，除了否認自殺事件肇因富士康的管理問題外，郭台銘向社會和死者家屬致歉，幾次鞠躬，並要求媒體「多報導光明面，避免惡性傳染效應」。

問題就此出現，富士康事件果真是一起媒體事件嗎？真是因為中國媒體報導了太多的非「光明面」了嗎？媒體報導是否真是推波助瀾的黑手，而媒體應該如何自律，更好地報導這樣的公共事件。

記者注意到，在富士康員工自殺事件成為中國輿論熱點後，有部分中國媒體從業者引述世界衛生組織與國際預防自殺協會（IASP）研究結果，呼籲媒體謹慎報導自殺事件，並把握機會對公眾進行自殺教育，在滿足公眾知情權和不要危害公共精神健康之間取得平衡。

國際預防自殺協會提供的相關研究綜述顯示：媒體對自殺的報導可能引起模仿性自殺行為。模仿性自殺的數量與時間相關，在自殺報導後的頭三天內達到頂峰，而反覆報導、轟動報導之後通常都能見到明顯的模仿性自殺。

在富士康事件的報導的頂峰，也就是郭台銘出面說明的當夜（26日），富士康就再次發生一起墜樓事件，而第二天，相關的跳樓傳聞不斷出現，當天GOOGLE中文搜索的最熱詞都是相關話題。

因此，北大新聞系的副教授胡泳就提出，首先，「呼籲媒體和所有網民立即停止使用「N連跳」這樣的標題和說法，似乎大家都在期待記錄的打破。這樣的說法是冷血的，缺乏同情心的。」

但這份由國際自殺預防協會下屬的「自殺與媒體專責小組」成員提供的對自殺事件的報導指南指出，「鼓勵在報導自殺時保持謹慎，但並非鼓吹新聞審查。基於新聞價值標準，自殺需要被報導。我們只是建議如何可以最大程度保證有關自殺的報導是準確、可靠並且符合倫理操守。」

同樣，有媒體工作者認為，媒體自律，將避免給中國輿論監管機構宣傳部等借自殺報導或之前的襲擊校園事件對媒體報導進行限制和審查提供進一步的藉口。

胡泳也呼籲富士康公司正視現實，收回「該公司工廠的管理並無問題，而與員工天生的個性和情緒管理有關」的「初步結論」。

就目前來看，富士康事件中，中國媒體對自殺的渲染性報導太多，而對富士康公司的企業文化，管理機制反思性報導太少。

目前，很多關於富士康的議論都是圍繞富士康是不是「血汗工廠」，其實已經模糊了重點。富士康工資雖然不高，但能按時發放，勞動條件尚可，雖然強度很大，但至少沒有大規模出現勞動事故和勞動傷害事件。從這個角度看，富士康不是「血汗工廠」，但這就夠了嗎？

且不說富士康一線員工全面性一天工作12個小時，一個月只有1到兩天的休息日這一基本事實。也不說富士康的保衛系統，如何與當地警方相互勾連，直接成為廠區的小政府。

且說有兩個真實的小故事，或可以略見富士康企業文化。

郭台銘的妻子幾年前過世，富士康在中國大陸的所有廠區裡設立靈堂，而廠裡的台籍中層帶著大陸籍幹部排隊磕頭祭拜，有沒有人問問這些大陸員工的感受？

而郭台銘弟弟郭臺成罹患白血病，需要骨髓配型，富士康幾萬北方籍員工一聲令下，全部被要求驗血，卻沒有人告知他們原因。

作為目前中國乃至全球最大的IT代工企業，富士康的是否給了員工一個有尊嚴的勞動條件？郭台銘先生應思考這個問題。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