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51年11月初，我和母親分乘兩部三輪車，穿過這座工商業大城市骯髒雜亂的街道，前往坐落在南郊的南開大學。離開燕園前，負責人事調動的幹部告訴我南開會為我安排上好的住房。報到之後，我被分配到位於毗鄰的天津大學校園內一溜新蓋的平房，兩間小屋，水泥地面，門牌是「南臨八號」。我和母親各佔一間，我的臥室兼作書房丶客廳，她的臥室兼作餐廳。當天老人家就在新買的小煤球爐上做起飯來了。
我被分配教三門課：英國文學史丶美國文學選讀丶中譯英。教材供應成問題。我到圖書館塵封的書庫裡尋尋覓覓，找到十幾本老掉了牙的美國出版的英國文學史導論，勉強可供英四學生人手一冊。至於英三的選讀課，學生有二十多人，我只得先用美國「進步作家」法斯特的小說《自由之路》，因為圖書館恰好有幾十本蘇聯翻印的書。英四的翻譯課作業，我只得用從當前報刊上選來的文章。我的工作量最大，但我並無怨言，因為我是唯一年紀在四十歲以下的教授。雖然不如意的事很多，我卻十分樂於滿足青年學生求知的渴望，因為我也曾和他們一樣如飢似渴地追求知識和真理。在文學史課上，我丟掉了一年前從考德威爾那裡剽竊來的馬克思主義裝潢，集中講授英國文學從喬叟和莎士比亞到狄更斯和薩克利的人文主義傳統，標榜密爾頓和拜倫作為普羅米修斯式的為爭取自由獻身的戰士。看到有些學生受到我的熱情感染，我常感到欣慰。在講授《自由之路》時，我應用亞里斯多德學派的結構分析法，論證這本小說是一部宣傳品，而不是藝術作品，但並不對它作出價值判斷。可是，我引述了魯迅的名言：所有文學都是宣傳，但並非所有宣傳都是藝術，從而間接地對當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欽定的以政治思想正確與否決定文藝作品的優劣的教條提出質疑。我私心希望，我的分析方法可以教給學生至少一種客觀地研讀文學作品的途徑，引導他們進行獨立思考。哪知道我已經進入新中國文藝理論的禁區了。
除了要面對無形又無所不在的政治上的壓制日常生活也是枯燥無味的。物質條件差，我倒不太計較，苦的是缺少人情的溫暖丶性靈的交流。一群中老年同事，人人謹小慎微，唯唯諾諾，緊緊地抱成一團，在他們中間我感到格格不入。他們每人教一門已經教過多年的課，悠哉游哉。高教授，耳聾，面容枯槁，一有機會就要大唱黨的讚歌，因為他根本不上課，而偉大的黨卻准許他保留「鐵飯碗」。他們恪守古老的明訓：明哲保身。而我既不「明哲」，又不知如何「保身」。
英語教授中唯一在國外學習過的是司徒小姐，五十多歲了，還是單身。她出生在美國，父母是廣東移民，國內也沒什麼親人。三十多年前，大學一畢業，她就懷著滿腔熱情，飄洋過海，來為「祖國」效力了。儘管在中國生活了那麼多年，她講的漢語還是遠不如她的英語。她的宿舍是一棟小小的平房，一室一廳，門口有一堵半塌的圍牆，彷彿把她和周圍的同胞隔開。她喝咖啡，彈鋼琴，愛上市內唯一的西餐館，對表面客氣的同事們的非議懵然不覺。每逢上午一連上兩三節課後，我就到她家去喝杯咖啡。一架豎鋼琴，像主人一樣久經風霜，佔了小半間屋子。有時候，應我的請求，她會為我彈一兩支諸如蕭邦的《序曲》之類熟悉的樂曲。我們倆用英語交談，談各自的生活經歷丶談文學丶談音樂丶談那些跟她特別親近的學生。可是我們從來不談政治，因為司徒教授奇蹟般地和周圍發生的政治事件絕緣，她也不看報紙。雖然我和她都同樣被目為「異己」，她的處境可比我強，因為她超然置身事外，而我還無法超脫。
第二年，情況有所好轉。當年我在芝加哥大學英文系的同學丶詩人查良錚，和夫人周與良丶芝大植物學博士，回到天津。在我的慫恿下，他們夫婦都接受了南開的聘請，分別到外語系和生物系任教。同時，李天生丶我在燕京教過的一個男生，也經我推薦被調來任英語助教。他們一來，我的孤獨生活有了緩解。我們住的宿舍靠得很近，隨時可以互相串門兒聊天。為了調劑單調的生活，週末往往相聚小飲，放言無忌。良錚常領我們一道騎自行車去逛舊城的南市，欣賞與當前政治宣傳無關的民間藝人表演，那是他當年上南開中學時的舊遊之地。
良錚在大學時代就以寫新詩聞名，回國後卻停止創作。教學之餘，他集中精力從事文學翻譯。他的專業是英語，但也精通俄羅斯語言文學。為了介紹蘇聯的「先進」文藝理論，他首先趕譯了一部蘇聯出版的《文學概論》，出版之後立即風行全國，成為大學文藝理論課的基本教材。然後，一本接一本翻譯普希金的詩作。
我自己翻譯的第一本書是我從芝加哥帶回來的《莎士比亞在蘇聯舞台上》，作者是一位蘇聯的莎士比亞專家。莎劇演出在蘇聯如此風行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接著，我翻譯了巴金推薦的《白求恩大夫的故事》，作者是兩位加拿大人。這位國際友人捨身忘死丶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獻身的精神令我感動不已，也鼓舞我繼續為新中國效力。
生活中最頭痛的事是硬性規定的政治學習，每週兩三個下午。規定的學習材料包括毛主席著作丶黨報社論丶黨中央文件等等。每次開小組會，首先洗耳恭聽一名積極份子朗讀文件，彷彿我們都是目不識丁的大兵。接著進行討論，人人都得發言，暴露思想，聯繫實際，說明學習文件如何幫助自己認識錯誤，提高覺悟。沉默是不可思議的，因為沉默就被認為抵制思想改造。不久我就發現，你永遠是錯的，黨永遠是正確的，提高政治覺悟是永無止境的。大家發言都小心翼翼，聽上去都很真摯。小組長認真記錄，散會後向負責政治學習的黨員幹部匯報。
除此之外，晚上全校教師還得上「馬列主義夜大學」。一位年輕的男教師每週兩次從北京來，朗讀他在新建的人民大學聽蘇聯專家講授馬列主義的筆記，一字一句，照本宣科。我們得做筆記，因為期終還有考試。大多數人忙於記筆記，也有些人顯得無聊，不停地抽煙，或是乾脆打磕睡。我從不記筆記，煙又薰得我無法入睡。有一次，我隨便對年長的同事們說：「這簡直是對教授先生們智能的侮辱！裝模作樣記筆記還不如打磕睡。」有人聽了一笑了之，有人悶聲不響，也有人在背後甚至當面說我思想落後。我越來越公開地對缺少思想言論自由表示不滿。只有良錚和天生與我有同感。我發覺有些教師跟我越來越疏遠了。他們的冷淡我並不太在乎，讓我憂心的是他們在權勢面前卑恭屈膝對學生的影響。「初生之犢不畏虎」，我冒冒失失對系領導成員提了意見，不知道老虎是從來不怕初生之犢的。
1954年春的一天下午，我又按時到系裡去參加政治學習，以為無非是老一套的聽文件，加上輪流發言。我並不晚，可沒想到長會議桌兩邊已坐得滿滿的。二十來名英丶俄語老師全到了，會議室卻鴉雀無聲。長桌一端，系主任李教授坐在他專用的籐椅上，身後牆上高掛著無所不在的毛主席標準像。李主任身材矮小，頭髮花白，小眼睛顯得比平時更加冷漠。我在長桌另一端唯一的空椅上坐下，恰好和他正對面。我才坐下，他就宣布開會，會議的議程是「幫助巫寧坤同志認識他來外語系任教一年半以來在思想上和其它方面所犯的錯誤」。受到突然襲擊，我成了一頭走投無路的「初生牛犢」。若是我有一點牛勁，我或許會挺身而起退出會場，他們愛怎麼辦就怎麼辦。實際上我無能為力，只有呆呆地癱在椅子上接受「幫助」。
楊教授帶頭「幫助」我。他是英語教研室主任，五十來歲，瘦削的面孔，光禿禿的腦袋。他平常說話斯文，頗有長者風度。此刻卻一反常態，一開口就大喊大叫：「巫寧坤先生是以愛國知識份子聞名的，因為他不到三年前從美國回來。但是，他的言論和行動證明他名不副實。所有愛國知識份子無不熱切希望進行思想改造，而他卻說思想改造是‘洗腦，我們大家都知道那是美帝國主義捏造的反動讕言。他認為政治學習是‘對教授們智能的侮辱。他譏笑集體朗讀《人民日報》社論和其它黨的文件只適用於目不識丁的大兵。他諷刺教師馬列主義夜大學是一場‘鬧劇他誇口說自己從不記筆記，又嘲笑記筆記的同志是‘裝模作樣。他親口對我說：‘裝模作樣不如打瞌睡。他經常埋怨他所謂的‘缺乏言論自由。我倒想知道他要什麼樣的言論自由。高教授由於耳聾不能授課，黨卻准許他保留教授待遇，他表示對黨由衷的感激。黨的關懷備至和高教授的感恩戴德使我們大家都深受感動。而巫某卻在背後誹謗他是‘一個用靈魂換取鐵飯碗的馬屁精。他的政治觀點和熱愛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愛國知識份子的大不一樣，這不是很明白嗎？我不給他戴任何政治帽子。不過他確實影響很壞，不僅在外語系，而且在全校。」
我感到很惱火。這位仁兄，我對他英國文學方面的素養很讚賞在和我交談中他也經常表示認同我的政治觀點，現在卻搖身一變，干落井下石的勾當。有人對我說過，他有怨氣，因為我失言挑剔過他翻譯的文稿，但我做夢也想不到一位堂堂的教授，為了一點瑣碎的個人恩怨，竟會下流到不惜以他本人根本不信的共產政治的名義大泄私憤。其它同事接著發言，揭出一些我這沒遮攔的嘴巴隨便說過的話作為罪證。四十來歲，開始禿頂的李秘書是李丶楊二教授的門生，他首先批判我對他的兩位恩師有失尊敬，接著憤怒譴責我對斯大林大逆不道。「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丶社會主義陣營敬愛的領袖斯大林同志不幸逝世以後，南開大學全體師生懷著十分悲痛的心情，整隊前往蘇聯總領事館，哀悼中國和世界人民的巨大損失。只有巫寧坤一個人非常勉強地參加了隊伍，而且毫無悲痛的表現。」連我在教學方面取得的的成功也被譴責為表現自己丶損害同仁。有人說我：「狂妄自大，目中無人」！也有人說我：「個人英雄主義」。只有司徒丶良錚丶和天生沒有參加大合唱。我沒有權利為自己辯護。
最後，系主任做總結。他指出，我的思想受到美帝教育的毒害而我又不願拋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接受思想改造。他希望我虛心接受同志們的善意批評，「懸崖勒馬」。我不知道那些批評有多少出於善意，因為以後那些先生們就更加和我疏遠了。連司徒教授也不再請我喝咖啡了。我也沒去猜測懸崖那邊是什麼。我對那些先生們落井下石感到氣憤，我更氣憤的是我本人在與他們交往中那麼天真幼稚。良錚和天生非常同情我，也提醒我，我們不是生活在一個自由社會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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