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收集諸種有關告密的第一手資料已有不少，包括古今中外的。外國的告密資料主要是用作研究中國告密史的參考資料，同時也對比他國是怎麼處理告密的，對我們反省自己的告密歷史有一定的好處，將來或許會在《中國告密史》多卷本做一章"中外告密之比較"的附錄。不出我所的閱讀經驗和史料預判所料，四九年後的告密是中國歷史的高發期，其增加速度是空前的，其涉及的面之廣，波及之深，人數之眾，幾乎無一漏網之階層。前年文革四十週年的時候，《今天》雜誌出了一期文革研究專號，我用第一手告密原始資料（58頁），寫了篇萬字長文《文革告密個案研究：以吳大昌為例》，朋友們也多有誇獎，其實這只是我對眾多四九年後告密個案的研究之始。我也許會在寫《中國告密史》之間隙寫一本《文革告密運動》或者叫做《"新中國"告密運動》的書，來進行細緻縝密的學術研究。比如文革豈止是小老百姓互相之間告密，很多高級幹部子女也告發自己的父親，這也是可以做非常好的專題研究的。順帶說一句，四九年後的許多研究還未開始，但在已開始的領域，各種重複之多，也是令人尷尬之事。一方面學術研究應該避免重複，另一方面學術研究應該獨闢蹊徑，才能有真正的創獲。要做真正的當代中國研究頗不易，但就是在這樣不易的情況下，重複之作亦復不少。
四九年後對中國的歷史、制度、文化諸方面的破壞乃至毀滅，絕對是空前的。別的且不說，單是以前親親相隱制度的沿用，也被視全民為嫌疑犯，到處草木皆兵的政權所破壞，因此夫妻反目、兄弟鬩牆、父子相告、同事攻訐、親友互拱，告密的大網遍佈生活的各個角落，幾無一讓人傾訴真心話的空隙。生活在這樣的恐怖氛圍之下，對人的傷害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法律當中的包庇罪，以及規定所有人不分親疏皆須作證乃至告發的義務，讓中國民眾心驚肉跳，不得安寧，極大地破壞了民眾的生存環境和信任土壤。這種破壞，至今由於制度的缺失，尚未恢復過來，這對中國社會和民眾的傷害，你是無論怎麼估計都不過份的。
四九年後的法律客觀上鼓勵告密，但中共高層也直接或者間接地做了不少鼓勵。一場革命或者一個革命家，連自己的親友都保護不了，甚至要告發他們，這樣的革命和革命家還值得自豪嗎？這樣的革命家在我看來連做一個普通人的底線都沒有，因此我以前寫過一篇文章叫《可怕的職業革命家》，其中談及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其文獻來源皆有案可稽。毛澤東的革命生涯裡充滿許多次告密經歷（當然是別人向其告發，這些都可以從各種材料裡稽查到），他本人受惠於告密甚多，因此說他對告密比較有心得，不是誣枉不實之辭。
下面這封信，是值得仔細研究的他對告密態度的公開樣本。戴毓本作為楊開慧的同學，新朝得鼎，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所以寫信給毛澤東"解告"，希求得到毛澤東的指點。毛澤東果然給她以指點，一是"爭取光明的前途"，二是對於她的丈夫"似可不必再有檢舉"。"爭取光明的前途"，我們暫且按下不表，且說對丈夫"似可不必再有檢舉"一項。這說明四九年後親人互檢是一種常態，也得到公開的指引與號召。毛澤東這句話可堪玩味，一來他絕不反對告密；二來他只是勸戴似可不必，並沒有說你一定不要再告密，且表明戴告發丈夫至少是一次以上，否則不會有"再"；三來，"似可不必"，也就是允許有後續手段，並沒有堵死你以後還告其他之密；四來，戴的丈夫已經"虎落平陽"，只是湖南省參事室參事。參事是四九年後的低等閑職（主要由稍有影響的舊軍官和舊職員組成），無實際作用，其實際的政治待遇甚至連文史館所養之遺賢都不如。毛澤東這封與告密有關的信，選自《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P233（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1月），大家可自行體會，因此我連註釋一併抄錄如下：
毓本同志：
給我的信收到，甚為感謝，很久以前的一信，也早已收到，因忙未復，幸諒。希望你繼續努力工作，爭取光明的前途。敬祝
健康
毛澤東
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三日
以習梅現在所處地位，似可不必再有檢舉。
註釋：
[1]：戴毓本，毛澤東夫人楊開慧的同學，曾在毛澤東等在長沙創辦的自修大學學習。當時是北京蘇聯紅十字會醫院醫生。
[2]：習梅，彭習梅，戴毓本的丈夫。當時任湖南參事室參事。
2008年11月28日8：50分於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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