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奧馬搞不好,曾蔭權下臺",對曾蔭權本人,增加了政治壓力。因為諷刺的是:奧馬這件"面子工程",是前朝董建華撿回來的,曾蔭權不幸繼承了這個地雷。奧馬在香港,早已實行"高官問責制",由唐英年領銜督師,愛國商家霍震霆、馬術專員林煥光,還有民政事務局局長,有一套制度執行監督。
中國現在忽然揪住曾蔭權個人來問責,不但間接否定了"高官問責制",而且只要下面的大小主管,暗中松幾口螺絲,關鍵處故意疏忽,以香港特區政府連記者區的一塊假天花板倒塌也嚇破膽的脆弱心防,馬上可以陷曾蔭權於不義。
這等中國式政治的小動作,在中國官場打滾慣了的政治動物,敵對陣營或閉目養神,暗中破壞,或辦事故意矯枉過正,激發民間謗議,令最高領袖灰頭土臉,一定優於為之,曾蔭權的處境,到了其人"從政"以來最危機四伏的凶險時刻。
因為親中元老開出了條件:任何會損害中國或中國人顏面的事,都將構成"搞不好奧馬"的罪責,此一標準,相當抽象,不一定是疏於保安,恐怖份子襲擊,奧馬辦得冷冷清清,或一匹馬突失前蹄,運動員墮馬受傷,醫院失救,遭到國際傳媒訕笑或抨擊,以中國人極為激動脆弱的民族情緒,"奧馬面子無小事",輿論起鬨,網民追擊,都可以升格為令十三億人民丟臉的大罪。
即使奧馬過後,由於國際油價急升、美元貶值、大陸和香港股市過熱、國際農產品價格飛漲引致的香港高通脹,曾蔭權本人也必須負責。更要命的是,九月立法會選舉前後,連曾蔭權視同己出的親中政黨和候選人,為了選票,也絕不會對曾蔭權先生捍護痛惜,發動反通脹、高燃油稅的大遊行,掀起對"母語學"的聲討,親中保皇勢力翻臉不認人,立心要踩曾蔭權的身軀上位,這就是為一個帶有中國特色的政治制度當代理人而付出的人格代價。
在如此凶險的形勢下,曾蔭權政府為求一洗頹風,只能訴諸民間的同情支持。然而捐贈四川撥款一百億,卻激起民憤;新聞記者被逐,卻又一字不敢評論,"三權互相支持諒解"之說,引起司法界巨大質疑,特區政府也不敢澄清重申香港的核心價值。凡此種種,對曾蔭權未來四年的施政意志,都是極大的破壞,令人狐疑,曾蔭權及其政治化妝班子,比起兩年前虎虎生威的姿態,為何像突然廢了全身武功?
這種表現,即使不是"董建華症候",也類似今日英國的"白高敦綜合症"──白高敦上臺之初,遇到倫敦"七七"恐襲,表現也勇猛果斷,但兩年以來,因為以財相的部門心智,無法統攝首相職責的政治大局,聲望大跌:增加汽車稅、內政部遺失公民電子資料,在北海道八國會,又提出空泛遠大的環保"目標"。
在白高敦積弱的時候,連俄國也來佔便宜,直欺上門,指摘英國收容異見分子,掀起間諜風暴,白高敦六神無主,民意壓力之下,被迫取消十便士的燃油稅政策。
弱政的形象一旦形成,即難扭轉,白高敦在北海道的八國會參加晚宴,八道菜從魚子醬到飯後餅一條龍,一面卻譴責全球浪費糧食,也成為公眾嘲笑的話題。白高敦的悲劇,說明在這個資訊高科技時代,任何政治領袖都可以是被高價沽售的股票,選民沒有耐性與高民望的政治家談戀愛。
曾蔭權比白高敦不幸之處,是白高敦的頭上沒有一個神明一樣的"阿爺",周圍也沒有一群隨時詮釋神諭的祭司;比白高敦幸運之處,是英國的選民見慣三百年民主的世面,思想成熟,要求極高,不如香港人之容易討好擺佈;白高敦也沒有豐富的外儲備可以"開倉派米"。
曾蔭權大有選擇,只須學澳門特首的一點點江湖氣派,派錢、派錢、再派錢,把"為普選培養政治人才"的空話,包括再委任什麼副局長、政治助理之類自尋煩惱的舉動永久擱置,然後提出"港深大合併"、"珠三角大融合"之類的學術藍圖,交學者慢慢"論證",穩住中共政府的焦慮情緒,再動用政治化妝師,向香港人講上一千次:香港的通脹,受國際油價和糧食影響,也受中國大陸的經濟股市牽制,香港沒有實業,董建華的"知識經濟轉型"又沒有完成,這一切都不是特區政府的責任。
香港人很容易洗腦,然後把"郵輪碼頭"和"西九文娛中心"這兩大"玫瑰園工程"不斷渲染,其他任何重大事項,包括勢必自找麻煩的種族歧視條例,一樣也不做,在無為之中,混過一兩年,再任由下屆特首的熱門候選人四出篡奪議題、騎劫施政,在未來的權力內鬥之中坐穩釣魚船,實現提早半歸隱,四年之後,香港往何處去,是晴空萬里,還是洪水滔天,一概不管,如果能避免為一個畸形的制度陪葬,大前提是,先寫好一封辭職信,妥善收藏,就算是不幸中之大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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