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奥马搞不好,曾荫权下台",对曾荫权本人,增加了政治压力。因为讽刺的是:奥马这件"面子工程",是前朝董建华捡回来的,曾荫权不幸继承了这个地雷。奥马在香港,早已实行"高官问责制",由唐英年领衔督师,爱国商家霍震霆、马术专员林焕光,还有民政事务局局长,有一套制度执行监督。
中国现在忽然揪住曾荫权个人来问责,不但间接否定了"高官问责制",而且只要下面的大小主管,暗中松几口螺丝,关键处故意疏忽,以香港特区政府连记者区的一块假天花板倒塌也吓破胆的脆弱心防,马上可以陷曾荫权于不义。
这等中国式政治的小动作,在中国官场打滚惯了的政治动物,敌对阵营或闭目养神,暗中破坏,或办事故意矫枉过正,激发民间谤议,令最高领袖灰头土脸,一定优于为之,曾荫权的处境,到了其人"从政"以来最危机四伏的凶险时刻。
因为亲中元老开出了条件:任何会损害中国或中国人颜面的事,都将构成"搞不好奥马"的罪责,此一标准,相当抽像,不一定是疏于保安,恐怖分子袭击,奥马办得冷冷清清,或一匹马突失前蹄,运动员堕马受伤,医院失救,遭到国际传媒讪笑或抨击,以中国人极为激动脆弱的民族情绪,"奥马面子无小事",舆论起哄,网民追击,都可以升格为令十三亿人民丢脸的大罪。
即使奥马过后,由于国际油价急升、美元贬值、大陆和香港股市过热、国际农产品价格飞涨引致的香港高通胀,曾荫权本人也必须负责。更要命的是,九月立法会选举前后,连曾荫权视同己出的亲中政党和候选人,为了选票,也绝不会对曾荫权先生捍护痛惜,发动反通胀、高燃油税的大游行,掀起对"母语学"的声讨,亲中保皇势力翻脸不认人,立心要踩曾荫权的身躯上位,这就是为一个带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当代理人而付出的人格代价。
在如此凶险的形势下,曾荫权政府为求一洗颓风,只能诉诸民间的同情支持。然而捐赠四川拨款一百亿,却激起民愤;新闻记者被逐,却又一字不敢评论,"三权互相支持谅解"之说,引起司法界巨大质疑,特区政府也不敢澄清重申香港的核心价值。凡此种种,对曾荫权未来四年的施政意志,都是极大的破坏,令人狐疑,曾荫权及其政治化妆班子,比起两年前虎虎生威的姿态,为何像突然废了全身武功?
这种表现,即使不是"董建华症候",也类似今日英国的"白高敦综合症"──白高敦上台之初,遇到伦敦"七七"恐袭,表现也勇猛果断,但两年以来,因为以财相的部门心智,无法统摄首相职责的政治大局,声望大跌:增加汽车税、内政部遗失公民电子资料,在北海道八国会,又提出空泛远大的环保"目标"。
在白高敦积弱的时候,连俄国也来占便宜,直欺上门,指摘英国收容异见分子,掀起间谍风暴,白高敦六神无主,民意压力之下,被迫取消十便士的燃油税政策。
弱政的形象一旦形成,即难扭转,白高敦在北海道的八国会参加晚宴,八道菜从鱼子酱到饭后饼一条龙,一面却谴责全球浪费粮食,也成为公众嘲笑的话题。白高敦的悲剧,说明在这个资讯高科技时代,任何政治领袖都可以是被高价沽售的股票,选民没有耐性与高民望的政治家谈恋爱。
曾荫权比白高敦不幸之处,是白高敦的头上没有一个神明一样的"阿爷",周围也没有一群随时诠释神谕的祭司;比白高敦幸运之处,是英国的选民见惯三百年民主的世面,思想成熟,要求极高,不如香港人之容易讨好摆布;白高敦也没有丰富的外储备可以"开仓派米"。
曾荫权大有选择,只须学澳门特首的一点点江湖气派,派钱、派钱、再派钱,把"为普选培养政治人才"的空话,包括再委任什么副局长、政治助理之类自寻烦恼的举动永久搁置,然后提出"港深大合并"、"珠三角大融合"之类的学术蓝图,交学者慢慢"论证",稳住中共政府的焦虑情绪,再动用政治化妆师,向香港人讲上一千次:香港的通胀,受国际油价和粮食影响,也受中国大陆的经济股市牵制,香港没有实业,董建华的"知识经济转型"又没有完成,这一切都不是特区政府的责任。
香港人很容易洗脑,然后把"邮轮码头"和"西九文娱中心"这两大"玫瑰园工程"不断渲染,其他任何重大事项,包括势必自找麻烦的种族歧视条例,一样也不做,在无为之中,混过一两年,再任由下届特首的热门候选人四出篡夺议题、骑劫施政,在未来的权力内斗之中坐稳钓鱼船,实现提早半归隐,四年之后,香港往何处去,是晴空万里,还是洪水滔天,一概不管,如果能避免为一个畸形的制度陪葬,大前提是,先写好一封辞职信,妥善收藏,就算是不幸中之大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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