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書回憶:江青在釣魚臺種種怪行

 

江青患有比較嚴重的植物神經失調病症，對聲音特別敏感。1966年底，她覺得5號樓距離馬路太近，車來人往不夠安靜，就提出搬家的要求。經過認真挑選，她選中了11號樓，很快就搬了過去。11號樓距離馬路較遠，周圍環境也較幽靜。

1968年秋冬之交，江青患了一次重感冒，發高燒，體溫在38℃以上，幾天高燒不退。看得出她非常不舒服，整天坐臥不寧，煩躁不安，出大汗。

病中，江青想見毛主席。

有一天，她叫我打電話給毛主席的秘書徐業夫同志，她說："讓他立即報告毛主席，就說我現在的病情很嚴重，幾日高燒不退，身體極度虛弱，請主席趕來釣魚臺看看我，否則，就可能見不到主席了。"

徐業夫將江青的請求報告了毛主席，主席既沒有表示去釣魚臺，也沒有表示不去，沒有說活。

江青焦急地等待著，等了兩天，實在忍不住了，叫我再次打電話，"讓徐業夫問問主席何時能來釣魚臺看我"。徐業夫在電話裡說，他不好催促主席，等一等再說吧，並答應過幾天他再提醒一下主席。

大約過了兩週，江青的病完全好了，吃飯、睡覺、工作都恢復正常了，毛主席才從中南海來到釣魚臺看望江青。毛主席雖然來得晚了一些，但是江青還是很高興，從二樓下到一樓迎接毛主席。那個時候主席的身體很好，毫不費力地從一樓上到二樓，他們談了一個多小時，江青高高興興地把主席送到汽車上。

回到樓裡以後，江青又回到二樓，把主席沒有吸完的雪茄煙分給工作人員，叫我們留作紀念，並說："你們會吸菸的同志可以吸嘛！"她平時最討厭身邊的工作人員吸菸，這一天她一反常態，說："你們吸吧，今天開戒啦。"

第二次調樓

1968 年下半年，江青看了一份介紹蘇聯情報機關克格勃的資料以後，便懷疑起11號樓也被安裝了竊聽器，於是，她馬上分派她信得過的人在11號樓的裡裡外外、上上下下進行搜查。查了幾天，自然是一無所獲，但江青仍然不放心，再加上秋冬時節她又得了上面說的那場病，就開始討厭11號樓，產生了再次搬家的念頭。

一天，江青對我說："小楊呀，我不想在這棟樓繼續住下去了，我總懷疑11號樓有竊聽器，覺得不安全，這算是一個原因吧。第二，這棟樓離12號樓太近，如果主席來12號樓辦公或休息的話，我怕影響主席。第三，我看10號樓比11號樓大一些，房間可能多一些，到了10號樓我可住在一層，以後不再費力地爬二層了，況且10號樓離9號樓近，我和春橋、文元同志研究工作也比較方便。你給總理打個電話，把我的想法跟總理說說，如果總理同意我的意見，你再給東興同志打個電話，請他派人到10號樓仔細檢查檢查，看有沒有安全隱患，檢查完了，再用紫外線消消毒。一切都搞完了，我再搬。"

周總理對江青非常瞭解，他接到我的電話，立即就同意，並問："江青同志還有什麼要求嗎？"我說："江青同志說要檢查一下樓的安全情況，然後再用紫外線消消毒，別的沒有提什麼要求。"總理說："請東興同志辦。"

我把總理的意見報告給江青，她非常高興，提出馬上到10號樓去看看。我說："那棟樓好幾年沒有住人了，可能很髒了，等打掃好了你再去看好嗎？"她說："不礙事，我現在就去。"我忙說："請江青同志等一等，我請釣魚臺的領導把10號樓的鑰匙送來，叫他們在那裡等，不然咱們進不去呀。"江青說："那好，還是你想得週到。"這是江青第一次表揚我。

等釣魚臺管理處的處長張振良和一位對10號樓熟悉的服務員到了那裡，我和警衛員就陪同江青到了10號樓。那位服務員把所有的套間打開，請江青看。江青看後非常滿意。

根據江青的要求，對10號樓全部整理完後，她於1969年春節前就從11號樓搬到了10號樓。

林彪賀新居

林彪和葉群專程來10號樓向江青賀新居，江青表現得還是蠻高興的。但是，我沒有想到的是，他們剛剛離開10號樓，江青就非常嚴肅地對我說："小楊，你記住，從今天起，我和毛家灣（林彪住地）的來去電話都要寫出詳細的電話記錄，電話記錄都必須經過我過目，並妥善地保存好，留作證據，否則將來我說不清楚，你也說不清楚。"

那個時候，黨的九大還沒有召開，他們之間正是互相保護、互相吹捧、互相抬舉、互相利用的時候，江青為什麼對毛家灣產生了戒心，直到今日我也沒有搞清楚。

修工事、防地震、學開車

1969年10月中旬，中央發出通知，為了防範蘇聯利用中蘇邊境談判之機對我國進行軍事進攻，立即加強戰備，於l0月20日之前把在北京的老同志全部疏散到外地。留在北京的最高領導人只有周恩來總理。為安全考慮，周總理和其他政治局委員住進了北京西山，江青也一同住進了西山。為了體驗在防空設施裡的感受，江青鑽進防空洞呆了十幾分鐘，就感覺缺氧不舒服。

她在西山住煩了，11月7日下午回到釣魚臺，專門看了17號樓的地下室。江青在釣魚臺住了一個晚上，又匆匆回到西山，並叫我打電話讓中辦警衛局二處把17號樓的地下室改建成永久性的堅固的防空設施。

中央辦公廳為此寫了專題報告，並做出設計方案，經周總理批准後，修建工程隨即開工。工程竣工後，江青親往檢查，表示很滿意，還陸續就防空設施提了一些要求，例如在防空工事裡存放一些壓縮餅乾、臘肉、臘魚片，急救藥棉、棉簽、紗布、酒精、碘酒、小手術器具和縫補衣服的針線等。

1970年2月初，江青又提出，在10號樓建一個堅固的防空洞，經請示周總理批准，很快建成了，還在裡面安了床鋪，備了和17號樓地下室一樣的食品、藥品等。江青還鑽下去檢查，凡她不滿意的地方，都進行改動，直到她滿意為止。1970年一二月間，傳來北京周邊地區可能發生地震的情報，江青敏感的神經又緊張起來。有一天，江青嚴肅地對我們說："保證我的安全是你們的責任，是黨中央、毛主席交給你們的任務，對我的安全問題，不能有任何閃失，要做到萬無一失。

如果我的身體、生命受到損害，黨和人民就受到損失。為了防震，保證我的安全，你們要想想辦法，不用我替你們操心吧？我建議，在我的臥室、辦公室、客廳等經常辦公、休息和活動的地方，搭建牢固的防震架，擺上救命的物品。我限你們在三天之內搞好，還不能干擾我的工作、休息和生活。"

我們首先把她的意見報告了汪東興，然後再找人進行研究，準備好材料、車輛和人員，等著她出去開會的時候立即動手。一天晚上，她到人民大會堂參加政治局會議，我們用兩三個小時就把話幹完了。在她的臥室用粗大堅硬的方木搭了大架子，還把四根柱子牢牢固定在地板上；在她的辦公室和大客廳擺放了堅固的桌子和紅木的條案，如果發生地震，她可以立即鑽進去暫避一時。

江青開完會，看了電影回到10號樓，對我們採取的防震措施表示滿意。第二天她起床後又把我叫去，說："光採取防震措施還不行，如果地震發生了，你們還得把我轉移到安全地方去，你們要練習如何背我、抬我。你把我身邊的工作人員集合起來，我現在就看你們練習。"

我把工作人員叫到樓廳，江青坐在沙發上看我們男背女、女背女的練習，練了一遍又一遍，直到江青滿意為止，個個累得滿頭大汗，氣喘吁吁。在西山躲避戰爭的一天，江青正在看文件，打鈴叫我。她對我說："小楊，現在的國際形勢很緊張，蘇聯對我國發動侵略戰爭的可能性隨時都會發生，他們的戰術很可能是首先對我們的首都進行大規模的空襲，然後是裝甲部隊的大舉進攻。

我們的軍隊雖然在‘三北地區'（東北、華北、西北）做好了戰爭準備，但是，現在的戰爭是殘酷的。咱們要做好各種準備工作，例如學會急救，包括包紮、塗藥、人工呼吸，對傷者進行轉移等。更重要的是學會開汽車，我身邊的工作人員都要學會，我自己也要學開車。你今天就召集大家開個會，進行動員。都要行動起來，你首先帶個頭。學開車不能影響工作，你們要在我休息的時候學。

咱們都會開車了，如果遇到敵人襲擊，司機被打死了，警衛員開起來就跑了；如果警衛員又被打死了，秘書開起來就跑了；如果秘書又被打死了，護士開起來就跑了；如果你們都被打死了，我自己開起來就跑了。這樣，我們增加了逃生的機會。坐以待斃是不可取的，也不是我江某的性格。"你們要把學開車當作政治任務去完成。"

我把江青的意見報告汪東興，他也很支持，並告訴警衛局交通科科長曹志秀給我們準備一輛教練車。曹科長很快給了我們一輛蘇制的舊嘎斯六九。兩個月以後，我就拿到了正式的駕駛執照。以後，其他工作人員都相繼學會開車了。

江青正式從西山回到釣魚臺以後，馬上提出也要學開車。這件事，可叫我們犯愁了，怎樣才能保證她的安全呢？我們知道，她想幹的事，非干不可，任何人也攔不住 --這就是江青的性格。我就把這件事報告了汪東興，他更瞭解江青的性格，答覆："那就叫她學吧，你們要想辦法保證她的安全，不能出任何差錯。"

江青要求學開車，組織上又同意了，具體工作還是由我們來辦。用嘎斯六九當她的教練車肯定不行，挂擋、起步、換擋這些活兒她幹不了。只能用自動換擋的紅旗轎車。為了保證安全，我們和警衛局汽車修理廠的技術人員一起研究，想出一個好辦法，就是在副駕駛的位置上安裝一個輔助制動器，在緊急情況下教練員也可以採取剎車措施，以防止碰撞。經過試驗，效果不錯。訓練場地定在釣魚臺院內，因為那裡院子大，車輛少，人員少，道路平坦。

江青學車的教練員是她的司機李子元。江青第一、二次學開車，比較小心謹慎，也能夠聽從教練員的指揮，沒有發生任何問題。

第三次開車，她的膽子比第一次大多了，油門也加大了，車速快了。教練員幾次提醒她開慢點，她可就不怎麼聽了。在17號樓西側由北向南行駛到10號樓路口時，向右打輪往西拐彎，她既沒有減速，也沒有收油門，拐過去後來不及回輪。這時，她慌了神，手忙腳亂地加大了油門。教練員一邊踩輔助制動器，一邊幫她回輪。一個手不能提籃、肩不能挑擔的柔弱女人，不知道那時從哪兒來了那麼大的勁兒，李子元硬是沒有把方向盤轉過來。

汽車一下子就上了30度的土坡，撞到一棵楊樹上才停下來。車前的大燈、小燈全撞壞了，機器蓋也鼓起來了。一輛很好的大紅旗轎車撞成那個樣子，她毫不心疼，從車上下來，看了一眼說："不礙事，沒有關係，我還學。"嘴上雖然說得輕鬆，但事實上她害怕了，從此以後再也不提學開車的事了。

"看電影"風波

1973年6月11日晚上，江青叫我請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陪她到17號樓看南斯拉夫電影《瓦爾特保衛薩拉熱窩》，王洪文說晚上有事不去看了，張春橋、姚文元說這部電影看過了，也不去了。

當我把他們的回話報告給江青時，她就不高興了。帶著一肚子氣，她獨自看了大約半個小時。她越想越有氣，越想越覺得不是滋味，就霍地站起來，氣沖沖地跑到9號樓質問張春橋、姚文元到底看沒看過那部電影。老姦巨猾的張春橋看到江青來勢不對，就撒謊說："我沒有看過呀。"姚文元也見風使舵說："看沒看過我不記得了。"

江青對他們的回話半信半疑，於是就命令她的警衛員到放映室查看登記本，查的結果是張春橋、姚文元均已看過，江青知道他們撒了謊，但當著大家的面，她對張、姚又能說什麼呢？雖然不高興，又不能對他們怎麼樣。於是，她惱羞成怒，大發雷霆，遷怒於我和警衛員，誣蔑我們謊報軍情，犯了"欺君之罪"，有意挑撥他們之間的關係，是"現行反革命分子"。他們三個人跑到中南海西花廳，逼著周總理把我們立即關進監獄。要不是毛主席、周總理和汪東興同志的保護，我們的下場可就慘了。

釣魚臺的霸主

那個時候，有個不成文的規矩，凡是江青經常用的東西，別的中央領導人就不好用、不能用、不敢用。如果用了，叫她知道，她就會不高興，甚至發作出來，弄得大家都很不愉快。

釣魚臺當時共有18棟樓，其中兩棟是工作人員用房，一棟是綜合活動樓，其餘的15棟是接待樓。江青一個人就住過三棟接待樓，還霸佔著綜合活動樓，再加上陳伯達、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住在裡面，所以有人說，釣魚臺的南半部是一個禁區，江青是釣魚臺的霸主。我認為這種說法是貼切的。

江青不但長期獨佔著兩棟樓，還有4匹軍馬長期供她獨用，即使是到北戴河休息，去八達嶺遊玩，馬匹也上專列與她一同前往。放映廳的近百部電影，由她一個人霸佔著，沒有她同意誰也不敢拿出去看，包括周總理、陳伯達、康生和葉劍英在內。

江青在釣魚臺散步時，如果有汽車經過，司機在很遠的地方看到江青散步，就會立即停車、熄火，靜靜地等江青走過去；如果行人發現江青，會立即繞道避開，如果無道可避，就會往回走，不能也不敢和江青碰面。

江青處處以毛主席夫人自居，總想自己說了算。她是"中央文革小組"的副組長，陳伯達是組長，她卻高居於組長之上。討論起草九大的政治報告時，有一次江青公開跟陳伯達大吵，當著"中央文革" 碰頭會其他成員的面，對陳說"我看不起你"，並在陳的面前狠狠摔了一個水杯。在那次會上，張春橋、姚文元沒有說話。會後，她把張春橋、姚文元叫到10號樓，批評了他們在關鍵時刻不堅持原則立場，不幫她說話。他們回去以後，給江青寫了檢討並恭恭敬敬地到10號樓遞給江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