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長遠看，只要不斷地排除地區和地區之間，或者國家和國家之間的貨物和資本流動的障礙，那麼在經濟發達和經濟不發達的地區和國家之間就會持續產生一種發展水平趨同的效應。著名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索羅在一九五六年提出的經典經濟增長模型中論證這一經濟趨同的理論假設。這個理論假設在其後的許多實證研究中也得到了證明。其實這個理論假設背後的經濟學原理甚至可以追溯到更早。例如，著名的著名瑞典經濟學家赫克瑟爾和俄林就已經做出了自由貿易將導致資本從資本充沛的發達國家向資本不足的發展中國家流動，而這種資本由發達地區向不發達地區的流動則正是經濟趨同理論背後的一個重要的經濟原因。
從近期看，去年九月間開始的由美國次級房貸危機所引發的世界金融震盪是發達國家的經濟放緩的一個直接原因。這次金融震盪主要集中在發達國家，這主要是由於他們的資本市場比較發達，不僅各種衍生的資本交易工具種類較多，而且它們之間的資本交易行為也非常密切。雖然這對他們的技術創新和經濟增長能夠起到積極作用，但是在危機來臨時，危機在它們之間的傳導速度十分更迅速。中國、印度、巴西等發展中國家則對這場危機捲入不深，所以這個危機對這些國家經濟增長的直接影響不大。
在世界銀行的報告發表之後，也有不少經濟學家認為世行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過於樂觀。世行關於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將緩衝發達國家經濟減速的一個重要論據是：發展中國家的大量進口需求，這種進口需求將促進發達國家的生產。不錯，發展中國家對資本品和其他技術密集型產品的需求對發達國家的經濟減速會起到一些緩衝作用，但是發展中國家對能源和原材料的高需求則將抬高這些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而這將對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起到負面的作用。世行的報告似乎對後者的負面作用估計不足。
不僅如此，還有一些非經濟的因素也不容忽視。近年來，由於經濟全球化的加速，發達國家的製造業遭受到來自發展中國家出口產品的巨大衝擊。這對發達國家的國內政治生態正在產生嚴重的影響。發達國家的貿易保護主義正在抬頭，甚至不少過去大力主張自由貿易的經濟學家也在重新審視自由貿易對發達國家的低收入人群所帶來的衝擊。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減速勢必加大這些國家貿易保護主義的勢力。而這些則將對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像中國這樣的高度依賴出口的發展中國家產生巨大的影響，從而減緩他們自身的經濟增長。
同時，發展中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也不盡相同。有的國家的政治和經濟制度已經進入了一種良性的循環。例如，由於不同的社會階層的訴求均能夠通過民主政治和自由媒體等渠道得以表達，資源利用和財富的分配相對合理，發生大規模破壞生產力的社會動盪的可能性不大。有的國家則不同，在那裡政治集權和資本的聯姻導致資源的過度開發、環境的極度惡化、社會分化十分劇烈。在這樣的國家，縱使經濟能夠得到一定時期的增長，但是終將難以持續。不僅如此，不可避免的經濟和政治衝突將使得這些國家老百姓付出巨大的代價。從長遠來看，後一類國家融入世界經濟越深，將來對世界經濟秩序的破壞性影響也就越大。我希望那些把中國看作世界經濟救世主的人們也能夠看到這一點。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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