籐森留給當代政治家的教訓與警示

2005年底，試圖東山再起的前秘魯總統籐森剛剛從日本抵達智利就被逮捕，經過一系列交涉和法律過程，2007年9月21日，智利最高法院決定應秘魯政府要求引渡籐森回國受審，至此，持續七年的籐森出走事件終於宣告結束，而秘魯政府對籐森人權侵害和貪污腐敗的指控也有望正式走上法律程序。

擁有秘魯和日本雙重國籍的籐森是在2000年底出席APEC會議之際逃往日本的，當時，由於前總統顧問、國家情報局主管蒙特西諾斯收買反對黨議員選票的醜聞敗露，引發了全國性的政治危機，「籐森王朝」的土崩瓦解已成必然，在這種狀況下，籐森的出走並不出人意料。

但國境線並非絕對的安全屏障。2005年底，野心勃勃的籐森試圖利用秘魯和智利之間的矛盾，取道智利回國參加2006年的秘魯大選，事實最終證明，此行並非一次勝利凱旋，而是籐森個人命運的又一次滑鐵盧戰役。由於在秘魯國內仍舊具備一定政治影響力，而且秘魯政壇上的籐森派仍是目前秘魯政府需要爭取合作的力量，籐森過於樂觀地判斷了形勢，終於在離開政壇五年後決定採取冒險行動，從而使他的日本國籍再也無法為他提供保護，但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錯綜複雜的政治形勢下的錯誤判斷，卻也為「法網恢恢，疏而不漏」的古訓添加了新的明證。

如今還無法斷言籐森的政治生命徹底結束，因為在秘魯既有他的反對者，也有其支持者，二者都可以公開活動。不過，作為國際刑警組織的通緝對象，作為侵犯人權和貪污腐敗的犯罪嫌疑人，被引渡回國關押的籐森要想重新返回政壇，首先必須經過法律審判這一關並證明自己無罪。對籐森來說，這是非常困難難的，儘管一直為自己進行辯護，聲稱自己無時無刻不在做對國家有利的事，但籐森也被迫承認，他的政府曾犯下一些「魯莽的錯誤」，實際上這已在某種程度上招供。

公允而言，籐森對於秘魯的發展確實作出過許多貢獻。1990 年至2000年的十年執政期間，為了對付當時秘魯經濟的停滯，籐森曾經大力推行改革，使秘魯經濟呈現迅猛發展，不僅如此，在反恐問題上籐森也有著為人稱道的業績，在1997年的日本駐秘魯大使館人質事件中，籐森政府成功地武力解救了全部人質，不僅令日本人感激涕零，也令全世界刮目相看。

但恰恰正是經濟發展和反恐的成績為「籐森王朝」的毀滅埋下了禍根。現代社會中，經濟發展並不足以成為政治人物居功自傲的理由，反恐也不能成為侵犯人權的藉口，事實上，在蒙特西諾斯收買反對黨議員選票的醜聞敗露之前，籐森已在秘魯逐漸失去了民心，這正是現代社會不同於傳統社會的地方，民眾並不會因為政治人物對於經濟發展所起的獨特作用而山呼萬歲，從而給予他們貪污腐敗的特權，更不會對人權侵犯事件閉上眼睛。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固然重要，民主、法治和廉潔政府卻是確保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具有可持續性的關鍵。所以，蒙特西諾斯收買反對黨議員選票的醜聞被曝光只是一根導火鎖，當確切無疑的腐敗證據得以顯現，民眾便清清楚楚地表明瞭態度——沒有永遠的感激，沒有永遠的「偉大、光榮、正確」，政治家應該而且必須將自己置於民眾的監督之下。

和智利的皮諾切克一樣，籐森主要是以侵犯人權和貪污腐敗的罪名被本國政府起訴的，如果不能推翻這些指控，籐森不可能梅開二度而重新回到政壇。皮諾切克和籐森的被引渡更是清晰地表明，在人權侵害和公權私用的腐敗問題面前，政治家既無法享有豁免權，也難以長期逃脫法律懲罰，在人權觀念和法治理念成為全人類普適價值的今天，「獲罪於天，無可逃遁於天下」不再是一種誇張的比喻。相信皮諾切克和籐森的命運會對全世界的政治家們具有強烈的警示作用。

法治觀念的嚴肅性在於，它不以任何人的歷史功績而給予他們超越法律之外的特權，經濟發展之功無法抵償人權侵害和貪污腐敗之過。在傳統觀念中，籐森和皮諾切克這樣的政治人物都是國家的功臣，大刀闊斧、敢作敢為，但與此同時，他們往往重視效率而罔顧基本道德準則，在秘魯，對於籐森的評價至今仍存爭議，當政十年，用籐森自己的話說，他實行的是「推土機式的統治」，強硬、固執而獨斷專行，對當時因政治混沌而帶來的經濟停滯，這種推土機式的統治未嘗不能形成一種強制的效率，可是，統治手段本身是違背現代法治原則的，這就使其政績像一個強行堆起的沙丘，一場大雨過後就能消失得無影無蹤。不能將這種簡單化的統治方式簡單歸咎於籐森的個人性格因素，事實上，急功近利的經濟發展和罔顧人權的做法正是許多發展中國家政治家的共同行為方式，他們以為只要解決了經濟問題，民眾就會滿足，就會對他們千恩萬謝，社會就能保持長期穩定。很多情況下，當他們的精力全部集中於某一點上，他們確實可以製造出經濟繁榮的外在景象，民眾也可以從其「推土機式的統治」中或多或少地得到經濟利益，無論籐森還是皮諾切克，乃至於希特勒和斯大林，他們確實在某一短時間內成功實現了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從這個意義上說，所有這些人權侵犯者的統治時期，都可媲美甚至超過中國歷史上的康乾盛世，假如歷史倒退五百年，他們可能都是名載史冊的明君英主，但在人類呼喚法治的當代社會，他們卻必須接受法律和歷史的審判，由於罔顧人權和法治，他們的名字只能作為貶義詞而存在，而他們在國家經濟發展上的歷史貢獻，也因人權和法治問題上的劣跡而顯得黯淡無光。歷史的弔詭和公正由此充分顯現，這既是一個時代的悲哀，也是他們個人歷史的悲劇。

概而言之，政治家必須順應歷史潮流，今天的歷史潮流中，與經濟發展同等重要的是人權與法治觀念的推進，任何以犧牲人權和法治而換來的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都是廉價的。現代社會中的民眾不再是滿足於溫飽的封建順民，他們已經懂得：沒有人權就沒有尊嚴，沒有法治就沒有未來。因此，所有漠視人權與法治的政治家都不再可能獲得民眾的認同與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