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向》9月號編輯手記開門見山寫到：離開10月15 日沒有多少日子了，17大進入了倒計時，中南海這一輪權力鬥爭也進入了最後衝刺階段。對此，編輯認為還有兩個看點需要強調，一則是近來不斷有高官因為生活腐化的"情婦門"而中箭落馬，昔日"共產共妻"的罵名儼然變成了"公共情婦"的事實，中共官場政治的徹底墮落固然是根本原因，但從上倒下全面腐敗為何只有這幾個"倒霉蛋"被揪出來？一個直接原因是國安部和軍方情報系統正式介入了權力鬥爭，也就是說，中共不但用特務手段打擊各類反對力量，而且也用這種手段來對付自己的官僚體系，尤其是對付黨政軍的高級幹部。這在相當程度上坐實了坊間對中共黑社會化、特務政治的批評。
中共的腐敗早已路人皆知，其程度之惡劣，遠非世人所料，所以對"情婦門"這個看點本無須在意。但由此引出的第二個看點，從多數人腐敗少數人落馬，看國安部和軍方情報系統正式介入了權力鬥爭，倒是值得大家關注的。如果編輯的判斷無誤，事實上他給公眾透露出這樣一個信息：中共的政治生活至今沒有走出斯大林、毛澤東一黨專制、個人獨裁的陰影。極權專制的權利爭奪，仍然在暴力的血腥和冷酷的陰謀中進行。在極權政治制度下，對社會的控制主要依靠強制和暴力手段，斯大林、毛澤東專制政治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警察、特務的橫行，而最臭名昭著的莫過於斯大林的貝利亞和毛澤東的康生。這種對於警察、特務暴力控制社會的惡習，可以得逞於一時，卻很難得逞於一世，因為這種手段最終會降低一個社會制度運行的有效性。人類學的常識告訴我們，運用暴力控制社會所需要的資金和人力投入都是巨大的，而且這部暴力機器的實際操縱者們，本身就可能成為一股政治勢力，並直接威脅這個國家的安全。強調暴力也會造成被壓制對象的憤恨，因而削弱了社會的協作。因此，警察國家一般是短命的，多數社會都選擇非極端的社會壓制形式。這就是說，無論從政治安全和成本的角度，通過警察和特務來控制社會的政治生活，都是危險的選擇。
也許政治家們會認為自己是可以掌控這一切的，然而事實上這種可能性微乎其微。一旦貝利亞們成為一股政治勢力，即便是斯大林、毛澤東那樣的政治強人也不是說扔掉就能扔掉的東西。除非你還有比這部機器更血腥、更陰險的手段。事實上，一旦選擇了專制集權的道路，警察國家的陰影就難以揮之而去。而這個陰影下的政治遊戲，將無任何規則可言；暴力、陰謀就將在這個陰影下反覆上演，所有的人——包括這部暴力機器的構件本身，都可能成為這個邪惡工具的犧牲者。貝利亞這個陰謀和迫害的化身，不就是在一個更大的陰謀中倒下的嗎？在貝利亞之前，秘密警察的頭目有哪個不是在另一個陰謀中的犧牲品？雅戈達就是一例。
雅戈達曾是蘇聯內務人民委員、秘密警察頭子，在斯大林的肅反大清洗中，被打成布哈林反黨集團成員。在此之前的 1934年7月，格別烏為內務人民委員部的一個下屬機構，秘密警察同黨、同政治局脫離，成為內務人民委員部的核心，而他本人卻只向斯大林負責。為了滿足斯大林個人獨裁的政治目的，雅戈達動用了秘密警察可能採取的一切手段對付他的政敵。其中包括對列寧的老戰友都蒐集了材料，高級官員的服務人員，全由雅戈達的部門批准；清潔女工、司機和各色勤雜人員，每個月要告密好幾次，總之，無所不用其極。克里姆林宮貴族的風流韻事，也都記在厚厚的卷宗夾裡，並成為打擊政敵的工具。例如，政治局候補委員魯祖塔克強姦了莫斯科一位黨員幹部的15歲女兒；巴黎用公款嫖娼……全俄中央執委書記葉努基澤和外交人民委員部領導人之一卡拉漢同芭蕾舞女演員尋歡作樂……這些色情文學作品定期送到斯大林手中。為投斯大林所好，雅戈達還在許多老布爾什維克的卷宗夾裡放進了這樣的假罪證：同沙皇密探局合作。所有的一切不外是要蘇聯人相信：蘇聯受到眾多間諜的威脅，受到受控於國外秘密機構的破壞分子的威脅；因此，他們就可以名正言順地制伏一個個的政敵，並由此而拉開了肅反——實則是大清洗的序幕。可是雅戈達並沒有想到，災難很快就降臨在他頭上，一個布哈林反黨集團成員的罪名，就把他送上了昏慘慘的黃泉路。
他在被捕後留下了一段供詞，就是對社會暴力控制、秘密警察背後的實質最好的說明。"我一生戴著假面具，冒充布爾什維克，而我從來就不是。裝相的人不只我一個，幾乎所有的人，首先是斯大林.......只要仔細，就會發現俄國舞臺現在發生了什麼事！掌握一切權利的人就像在舞台上一樣作戲，他們戴著假面具，幹著隱秘的勾當，裝模作樣忠於偉大的黨，對領袖奴顏卑膝，而心裏想的卻是把那些領袖們拖到盧比楊卡的地下室，並把他們扔下去，到處都在演戲！——為人民服務是演戲！這種恬不知恥的表演或者血淋淋的表演，在過去是拿百姓尋開心！而今天這就是我們的生活。第一種人演'人民的崇高父親'，第二種人演告密者、叛賣者，第三種人演'不幸的女人'，第四種人演'劊子手'。所有的這些荒唐的表演都以嚴肅的形式出現，就像演俏皮的時事諷刺劇一樣，真是莫名其妙！"
作為劊子手的雅戈達莫名其妙，而作為南斯拉夫第二號領導人物、理論家的吉拉夫卻相當的清醒。他在《新階級》一書中寫到："共產主義的領袖們從革命者變為專制者，又從專制者變為國家財產的濫用者，把共產主義的一些觀念當成錢幣來支付他們的費用。""與以前的革命相反，共產主義革命是以取消階級為口號開始，但最後竟造成了一個握有空前絕後權威的新階級"，"這個階級是由那些壟斷行政大權而享有種種特權和經濟優先權的人們構成的"，他們憑藉"社會主義所有制" "取得其政權、特權、意識形態和行事習慣。他們以國家或社會的名義來先例並分配這種所有權。""共產黨就是新階級的核心和基礎。""權力既是共產黨人的手段，也是他們的目的。""這是每一個執政的共產黨無可逃避的命運。""在革命前，共產黨的黨籍是表示一種犧牲，做一個職業革命家是一種無上光榮。而現在，黨的權力已經鞏固，黨籍就表示屬於一種特權階級的人。而黨的核心人物就是掌握全權的剝削者和主人。"斯大林是新階級真正和直接的創始人，使用了最野蠻的手段。"而秘密警察、肅反大清洗就是這種野蠻手段的代表作。
從雅戈夫的供詞看秘密警察，他們的種種邪惡是為了誰的事業嗎？當然不是。不過是戴著假面具，幹著隱秘的勾當，演戲而已。把"那些領袖們拖到盧比楊卡的地下室，並把他們扔下去"，這才是他們最真實的想法，也是一場無規則的政治遊戲最大的變數。當秘密警察成為一股政治勢力的時候，對於一個社會的政治生活來說，就成為一個巨大的、潛在的威脅。這裡沒有例外，對普通公民如此，對政治家如此，對秘密警察們來說更是如此。雅戈達在他生命的最後時刻，把真相告訴了格別烏，秘密檔案的解密又把真相告訴了社會，這種假面具背後的陰謀和血腥令人深思。國安部和軍方情報系統正式介入了權力鬥爭，用暴力系統來對付自己的官僚體系、對付黨政軍的高級幹部，其後果實難預料。因為最終他們會把誰拖到地下室，並把他們扔下去；不但我們不知道，政治家也未必知道。之所以人類學家普遍認為警察國家一般是短命的，多數社會都選擇非極端的社會壓制形式。就在於他們深知無論從政治安全和運行成本的角度來看，利用警察和特務來控制社會的政治生活，都是危險的選擇。既然如此，這樣無規則的政治遊戲是不能玩的，任何人把政治賭注壓在秘密警察身上，無疑是自找苦吃。前車之覆，後車之鑒，玩火者必自焚；尤其是這種政治上的玩火者，難道不理解這將把自己置於多麼危險的境地嗎？
（相關資料參見余世存：《類人孩》珠海出版社，2007年版。張建華：《推倒紅牆——克里姆林宮威廉亚洲官网 檔案解密》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年版。）(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中共的腐敗早已路人皆知，其程度之惡劣，遠非世人所料，所以對"情婦門"這個看點本無須在意。但由此引出的第二個看點，從多數人腐敗少數人落馬，看國安部和軍方情報系統正式介入了權力鬥爭，倒是值得大家關注的。如果編輯的判斷無誤，事實上他給公眾透露出這樣一個信息：中共的政治生活至今沒有走出斯大林、毛澤東一黨專制、個人獨裁的陰影。極權專制的權利爭奪，仍然在暴力的血腥和冷酷的陰謀中進行。在極權政治制度下，對社會的控制主要依靠強制和暴力手段，斯大林、毛澤東專制政治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警察、特務的橫行，而最臭名昭著的莫過於斯大林的貝利亞和毛澤東的康生。這種對於警察、特務暴力控制社會的惡習，可以得逞於一時，卻很難得逞於一世，因為這種手段最終會降低一個社會制度運行的有效性。人類學的常識告訴我們，運用暴力控制社會所需要的資金和人力投入都是巨大的，而且這部暴力機器的實際操縱者們，本身就可能成為一股政治勢力，並直接威脅這個國家的安全。強調暴力也會造成被壓制對象的憤恨，因而削弱了社會的協作。因此，警察國家一般是短命的，多數社會都選擇非極端的社會壓制形式。這就是說，無論從政治安全和成本的角度，通過警察和特務來控制社會的政治生活，都是危險的選擇。
也許政治家們會認為自己是可以掌控這一切的，然而事實上這種可能性微乎其微。一旦貝利亞們成為一股政治勢力，即便是斯大林、毛澤東那樣的政治強人也不是說扔掉就能扔掉的東西。除非你還有比這部機器更血腥、更陰險的手段。事實上，一旦選擇了專制集權的道路，警察國家的陰影就難以揮之而去。而這個陰影下的政治遊戲，將無任何規則可言；暴力、陰謀就將在這個陰影下反覆上演，所有的人——包括這部暴力機器的構件本身，都可能成為這個邪惡工具的犧牲者。貝利亞這個陰謀和迫害的化身，不就是在一個更大的陰謀中倒下的嗎？在貝利亞之前，秘密警察的頭目有哪個不是在另一個陰謀中的犧牲品？雅戈達就是一例。
雅戈達曾是蘇聯內務人民委員、秘密警察頭子，在斯大林的肅反大清洗中，被打成布哈林反黨集團成員。在此之前的 1934年7月，格別烏為內務人民委員部的一個下屬機構，秘密警察同黨、同政治局脫離，成為內務人民委員部的核心，而他本人卻只向斯大林負責。為了滿足斯大林個人獨裁的政治目的，雅戈達動用了秘密警察可能採取的一切手段對付他的政敵。其中包括對列寧的老戰友都蒐集了材料，高級官員的服務人員，全由雅戈達的部門批准；清潔女工、司機和各色勤雜人員，每個月要告密好幾次，總之，無所不用其極。克里姆林宮貴族的風流韻事，也都記在厚厚的卷宗夾裡，並成為打擊政敵的工具。例如，政治局候補委員魯祖塔克強姦了莫斯科一位黨員幹部的15歲女兒；巴黎用公款嫖娼……全俄中央執委書記葉努基澤和外交人民委員部領導人之一卡拉漢同芭蕾舞女演員尋歡作樂……這些色情文學作品定期送到斯大林手中。為投斯大林所好，雅戈達還在許多老布爾什維克的卷宗夾裡放進了這樣的假罪證：同沙皇密探局合作。所有的一切不外是要蘇聯人相信：蘇聯受到眾多間諜的威脅，受到受控於國外秘密機構的破壞分子的威脅；因此，他們就可以名正言順地制伏一個個的政敵，並由此而拉開了肅反——實則是大清洗的序幕。可是雅戈達並沒有想到，災難很快就降臨在他頭上，一個布哈林反黨集團成員的罪名，就把他送上了昏慘慘的黃泉路。
他在被捕後留下了一段供詞，就是對社會暴力控制、秘密警察背後的實質最好的說明。"我一生戴著假面具，冒充布爾什維克，而我從來就不是。裝相的人不只我一個，幾乎所有的人，首先是斯大林.......只要仔細，就會發現俄國舞臺現在發生了什麼事！掌握一切權利的人就像在舞台上一樣作戲，他們戴著假面具，幹著隱秘的勾當，裝模作樣忠於偉大的黨，對領袖奴顏卑膝，而心裏想的卻是把那些領袖們拖到盧比楊卡的地下室，並把他們扔下去，到處都在演戲！——為人民服務是演戲！這種恬不知恥的表演或者血淋淋的表演，在過去是拿百姓尋開心！而今天這就是我們的生活。第一種人演'人民的崇高父親'，第二種人演告密者、叛賣者，第三種人演'不幸的女人'，第四種人演'劊子手'。所有的這些荒唐的表演都以嚴肅的形式出現，就像演俏皮的時事諷刺劇一樣，真是莫名其妙！"
作為劊子手的雅戈達莫名其妙，而作為南斯拉夫第二號領導人物、理論家的吉拉夫卻相當的清醒。他在《新階級》一書中寫到："共產主義的領袖們從革命者變為專制者，又從專制者變為國家財產的濫用者，把共產主義的一些觀念當成錢幣來支付他們的費用。""與以前的革命相反，共產主義革命是以取消階級為口號開始，但最後竟造成了一個握有空前絕後權威的新階級"，"這個階級是由那些壟斷行政大權而享有種種特權和經濟優先權的人們構成的"，他們憑藉"社會主義所有制" "取得其政權、特權、意識形態和行事習慣。他們以國家或社會的名義來先例並分配這種所有權。""共產黨就是新階級的核心和基礎。""權力既是共產黨人的手段，也是他們的目的。""這是每一個執政的共產黨無可逃避的命運。""在革命前，共產黨的黨籍是表示一種犧牲，做一個職業革命家是一種無上光榮。而現在，黨的權力已經鞏固，黨籍就表示屬於一種特權階級的人。而黨的核心人物就是掌握全權的剝削者和主人。"斯大林是新階級真正和直接的創始人，使用了最野蠻的手段。"而秘密警察、肅反大清洗就是這種野蠻手段的代表作。
從雅戈夫的供詞看秘密警察，他們的種種邪惡是為了誰的事業嗎？當然不是。不過是戴著假面具，幹著隱秘的勾當，演戲而已。把"那些領袖們拖到盧比楊卡的地下室，並把他們扔下去"，這才是他們最真實的想法，也是一場無規則的政治遊戲最大的變數。當秘密警察成為一股政治勢力的時候，對於一個社會的政治生活來說，就成為一個巨大的、潛在的威脅。這裡沒有例外，對普通公民如此，對政治家如此，對秘密警察們來說更是如此。雅戈達在他生命的最後時刻，把真相告訴了格別烏，秘密檔案的解密又把真相告訴了社會，這種假面具背後的陰謀和血腥令人深思。國安部和軍方情報系統正式介入了權力鬥爭，用暴力系統來對付自己的官僚體系、對付黨政軍的高級幹部，其後果實難預料。因為最終他們會把誰拖到地下室，並把他們扔下去；不但我們不知道，政治家也未必知道。之所以人類學家普遍認為警察國家一般是短命的，多數社會都選擇非極端的社會壓制形式。就在於他們深知無論從政治安全和運行成本的角度來看，利用警察和特務來控制社會的政治生活，都是危險的選擇。既然如此，這樣無規則的政治遊戲是不能玩的，任何人把政治賭注壓在秘密警察身上，無疑是自找苦吃。前車之覆，後車之鑒，玩火者必自焚；尤其是這種政治上的玩火者，難道不理解這將把自己置於多麼危險的境地嗎？
（相關資料參見余世存：《類人孩》珠海出版社，2007年版。張建華：《推倒紅牆——克里姆林宮威廉亚洲官网 檔案解密》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年版。）(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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