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ssica活得很瀟灑，瀟灑得超出她的收入水平。這個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出生的女孩子，活得像80後一樣自信、任性、果斷，為了尋找一個突然想起的早年好友，她可以心血來潮地買張機票從加拿大飛往中國西安；僅僅因為喜歡一個人的詩，她可以毫無顧忌地闖入詩人的生活。沒錢的時候，她沿街尋找餐館打工，等賺足了路費，則一定是走在去某個國家旅遊的路上。
但她對美國有一種深深的厭惡。事實上，她去美國很早，在一家美國知名大學讀完歷史本科之後，沒能找到工作，這時候，簽證到期，又不願隨便找個美國人嫁掉，只好申請移民加拿大，幾年移民監坐完，順利拿到國籍，可以免簽證到世界各地旅行了，她卻以老外的身份申請了中國某所著名大學的研究生學籍。
對我的民主追求和我對美國的嚮往，她不以為然，「美國是個混蛋國家。」她說，然後便開始罵美國總統布希，罵美國公司的官僚主義，罵美國小鎮警察的世襲制和腐敗，「如果說美國有什麼地方比中國好，唯一一點就是擺地攤時不用擔心城管砸攤子。」她是很獨立、也能吃苦的人，在美國擺過地攤。對已經入籍的國家加拿大，她似乎也不怎麼感冒，覺得經濟社會缺少活力。「歐美國家的民主其實沒多大用處，形式主義嚴重，世界經濟的亮點在當今中國，你們這些民運人士都是近視眼，戴了有色眼睛看中國。」雖是多年朋友，但她絕不因同情我的遭遇而留情面。這時候，我總無言以對，她對美國歷史的瞭解遠非我可比擬，而從未跨入美國國境的我，在這樣一個擁有美國教育背景的人面前，即便想為美國辯護，也斷不可能找到有說服力的證據。
對我這樣的人來說，對民主的嚮往來自底層生活的不民主感受，來自對公義缺失現狀的不滿，或許，我可以從理論上說出民主制度優越性的一二三，但生活永遠比理論精彩，美國人的生活究竟是什麼樣子，我並不知道，Jessica卻是知道的，所以，在我的抽象民主與她形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辯論中，我總是甘拜下風。有時候，我甚至被迫承認她說的有些道理：民主不民主的，並不是很迫切的問題。
最近一次見面之前，我頂著十八年一慣的榆木腦袋，準備迎候她又一次的同情和挪喻，兩年不見，我仍然滿懷「遺民淚盡胡塵裡，南望王師又一年」的憤懣——政治迫害本身塑造的身份，因在果在。不管怎麼說，她是有個性有見解的人，朋友之交，能從對方身上吸取對自己有用的信息和見解，算是令人愉快的事。
她卻開始罵共產黨。
作為中國大學中的外籍學生，她和其他黑白皮膚的純種老外一樣，開始領教中國官人的傲慢和不負責任。問題不僅僅出在她所在的法律學院，但法律學院的學院秘書似乎官癮更足一些，這個見到院領導總點頭哈腰、一臉媚笑的秘書，只要一見學生便拉下驢臉，問他個什麼問題，先是哼哼哈哈，不置可否，問急了便是一句：「不歸我管。」可是，當Jessica以為事情真的不歸他管，四處打電話問這事歸誰管以後，他又態度凶蠻地指責 Jessica亂打電話，害得領導罵他。沒幾天，另一位來自美國的學生便準備退學了，Jessica也氣得夠戧，開始，她以為這只是法律學院的問題，因為她知道國際教育學院和法律學院在外籍學生問題上是有矛盾的，國際教育學院總是希望給各院系多塞進幾個學生，以顯示辦學的成績，但零零散散的幾個外籍學生無疑會增加法律學院的管理難度。當居住在同一座樓的上的外籍學生漸漸熟悉起來，互相交換一下信息，Jessica才發現問題不僅僅出在法律學院，幾乎每個來自西方國家的外籍學生都被中國的官人氣得要死。
那些來自歐美的學生很是不解：在我們國家，不管找誰辦事，職責許可權都是明明白白寫在紙上的，找到誰誰就要負責辦理，為了取悅前去辦事的人，即使對問題尚不十分清楚，辦事人員也總會笑臉相迎，先來上一連串的yes再說，而中國這個國家的官員，似乎只會說no，盡量推出去了事.
「事都不大，」 Jessica說，「註冊呀、住宿呀、教材呀，導師分配呀什麼的，放別人身上根本不會認為是個事，但到了自己身上，就是大量的時間被浪費，就是一次次白白跑腿，從來就不能一次把事辦完，簡直能把人氣死。那些小官一個個牛氣得要死，而且明確告訴我，28個學分可以畢業，24個學分也可以畢業，學校的規定互相衝突，事實上由他說了算，就看他高興不高興。」
和那些在國外長大的外籍學生不同，Jessica對這些不會大驚小怪，但她畢竟已在國外生活十多年了，「不適應，看不慣這一套。儘管有心理準備，打算討好官員，可就是不知怎麼才能討得他們一個笑臉。」事實上，入學前的這段時間，由於買房、辦房產證等事由，她已經重新領教過這套官場邏輯。
「終於明白當年的同學朋友為什麼要削尖腦袋當官，」她說，「院裡的那個官員正擺出一幅冷若冰霜的臉色給我找茬，猛抬頭見院長過來，立時換了一副甜蜜、肉麻的獻媚面孔，轉化之快不亞於光速，在中國，權力實在太神奇了。」
「沒錯，除非特別有錢，否則，到了我這個年齡，不混個一官半職，整個人生就算是失敗了。在中小城市，沒有官員疏通，幾乎什麼事都辦不成，即使遭遇刑事案件侵害，你去報案都可能沒人搭理。」我早就對她說過，在一九八九年之後，中國社會的各種資源就與權力逐漸捆綁在一起，這絕對是一種有意選擇的社會控制策略。
「我開始佩服你了，」她說，「十多年完全游離權力之外，甚至向權力挑戰，能活下來就不容易。」
我惟有苦笑，長期「淪為」社會賤民，早被社會磨得沒有脾氣，可是，即便每天、每年都活得異常艱難，卻總不能改掉對這個建立在屠殺之上的政權的厭惡。
Jessica告訴我，因為打算回國讀書生活，她不再浮光掠影地看中國社會，這時候才發現中國的經濟繁榮有著與歐美國家完全不同的權力基礎。三十歲上下的人想當官快想瘋了，可是，做了官的人，卻不負責任，只想著給個人撈取好處，在國外，你只要找到職責界定下的官員，他必須給你一個圓滿答覆和結果，可是，中國的官人只一味說no，朝外推事。
「不朝外推行嗎？」我說，「最典型的就是那些接待信訪的官員，明知道自己沒有解決問題的誠意，卻要對訪民裝出一幅人民政府的威嚴、公正形象，不學會打太極，就根本混不下去。當然，在中國，想辦成事也很簡單。別去辦公室，去官員家裡。找好關係，帶上禮物，一定會有笑臉相迎，甚至給你出各種‘違背原則’的鬼主意。」
「出國太久，不習慣這套了，偶一為之還行，但似乎所有的官員都習慣於板著臉說no，不問事由先卡一下再說。」
「卡是炫耀權力的最好方式，不卡一下，權力就不能顯示出與平頭百姓的距離。卡的背後是巨大的利益，如果你知道一個稅收征管員的灰色收入有多少，你肯定後悔當年出國讀書，而沒有報考一家稅務學校。」
「所以大家都想做官。我看你還是出國吧，這個社會絕對病態。」她說。
終於輪到我來教訓她了，除了老生常談的民主大道理，我更挖苦她說：「別說你對這些都不瞭解，你三兩年總要回國探親一次吧，這些你都看不見？不是一直為共產黨唱讚歌嗎？不是一直罵布希是個混蛋嗎？」
「探親和旅遊不需要接觸真實的生活，不必陷入實質性的人際關係糾葛。我受左派知識份子觀點影響，有些極端了，跟中國比起來，歐美國家確實是合乎人性的，至少，官員的臉面不會令人作嘔，而且中國官員的工作方式決定了這個社會最終是沒有效率的，大量工作都被互相抵消。」
我對她說，如果說改革開放之初腐敗尚有潤滑劑作用的話，那麼，當權力越來越傲慢，而且趨向於主動尋租，社會上幾乎無官不貪，就只能是劣質潤滑劑了，它危害的是全社會利益，最終由無權小民承擔。
「中國社會確實沒有道德可言。」她說，「在加拿大，哪怕你工作一天後失業，也可以享受半年的失業救助，生病享受免費治療，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二十年多後，官員活得越來越牛氣，活得越來越滋潤，可體制外的老百姓全無生活保障。我在加拿大可以做體力勞動，去餐館打工，或去超市做售貨員，但生活沒有後顧之憂，週末帶本書去公園閱讀，有清新的空氣、優美的環境，雖然收入不高，卻不覺得低人一等，同樣可以享受生活。回中國沒幾天，見到官員就覺得矮一頭了，實在憋氣，難以想像如何在這樣的社會做一輩子小老百姓。」
我懷疑她能否把這個碩士學位讀下來。不過我鼓勵她說，幸虧你讀的是法律專業，在中國這樣一個權力高於一切，法治精神被嚴重踐踏的國家，你可以從法理和實務兩方面研究中國社會的弊端，為建立民主、法治中國做點事，這可是很有意義的。不管怎麼說，歡迎你以老外身份回到現實中國來，以你的個性，我相信你敢對說no的中國官員說no，大不了學位不要就是，本人高中學歷不也能活下來嗎。
Jessica哈哈一笑，「你們這些民運分子實在頑固。」
但她對美國有一種深深的厭惡。事實上，她去美國很早，在一家美國知名大學讀完歷史本科之後，沒能找到工作，這時候，簽證到期，又不願隨便找個美國人嫁掉，只好申請移民加拿大，幾年移民監坐完，順利拿到國籍，可以免簽證到世界各地旅行了，她卻以老外的身份申請了中國某所著名大學的研究生學籍。
對我的民主追求和我對美國的嚮往，她不以為然，「美國是個混蛋國家。」她說，然後便開始罵美國總統布希，罵美國公司的官僚主義，罵美國小鎮警察的世襲制和腐敗，「如果說美國有什麼地方比中國好，唯一一點就是擺地攤時不用擔心城管砸攤子。」她是很獨立、也能吃苦的人，在美國擺過地攤。對已經入籍的國家加拿大，她似乎也不怎麼感冒，覺得經濟社會缺少活力。「歐美國家的民主其實沒多大用處，形式主義嚴重，世界經濟的亮點在當今中國，你們這些民運人士都是近視眼，戴了有色眼睛看中國。」雖是多年朋友，但她絕不因同情我的遭遇而留情面。這時候，我總無言以對，她對美國歷史的瞭解遠非我可比擬，而從未跨入美國國境的我，在這樣一個擁有美國教育背景的人面前，即便想為美國辯護，也斷不可能找到有說服力的證據。
對我這樣的人來說，對民主的嚮往來自底層生活的不民主感受，來自對公義缺失現狀的不滿，或許，我可以從理論上說出民主制度優越性的一二三，但生活永遠比理論精彩，美國人的生活究竟是什麼樣子，我並不知道，Jessica卻是知道的，所以，在我的抽象民主與她形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辯論中，我總是甘拜下風。有時候，我甚至被迫承認她說的有些道理：民主不民主的，並不是很迫切的問題。
最近一次見面之前，我頂著十八年一慣的榆木腦袋，準備迎候她又一次的同情和挪喻，兩年不見，我仍然滿懷「遺民淚盡胡塵裡，南望王師又一年」的憤懣——政治迫害本身塑造的身份，因在果在。不管怎麼說，她是有個性有見解的人，朋友之交，能從對方身上吸取對自己有用的信息和見解，算是令人愉快的事。
她卻開始罵共產黨。
作為中國大學中的外籍學生，她和其他黑白皮膚的純種老外一樣，開始領教中國官人的傲慢和不負責任。問題不僅僅出在她所在的法律學院，但法律學院的學院秘書似乎官癮更足一些，這個見到院領導總點頭哈腰、一臉媚笑的秘書，只要一見學生便拉下驢臉，問他個什麼問題，先是哼哼哈哈，不置可否，問急了便是一句：「不歸我管。」可是，當Jessica以為事情真的不歸他管，四處打電話問這事歸誰管以後，他又態度凶蠻地指責 Jessica亂打電話，害得領導罵他。沒幾天，另一位來自美國的學生便準備退學了，Jessica也氣得夠戧，開始，她以為這只是法律學院的問題，因為她知道國際教育學院和法律學院在外籍學生問題上是有矛盾的，國際教育學院總是希望給各院系多塞進幾個學生，以顯示辦學的成績，但零零散散的幾個外籍學生無疑會增加法律學院的管理難度。當居住在同一座樓的上的外籍學生漸漸熟悉起來，互相交換一下信息，Jessica才發現問題不僅僅出在法律學院，幾乎每個來自西方國家的外籍學生都被中國的官人氣得要死。
那些來自歐美的學生很是不解：在我們國家，不管找誰辦事，職責許可權都是明明白白寫在紙上的，找到誰誰就要負責辦理，為了取悅前去辦事的人，即使對問題尚不十分清楚，辦事人員也總會笑臉相迎，先來上一連串的yes再說，而中國這個國家的官員，似乎只會說no，盡量推出去了事.
「事都不大，」 Jessica說，「註冊呀、住宿呀、教材呀，導師分配呀什麼的，放別人身上根本不會認為是個事，但到了自己身上，就是大量的時間被浪費，就是一次次白白跑腿，從來就不能一次把事辦完，簡直能把人氣死。那些小官一個個牛氣得要死，而且明確告訴我，28個學分可以畢業，24個學分也可以畢業，學校的規定互相衝突，事實上由他說了算，就看他高興不高興。」
和那些在國外長大的外籍學生不同，Jessica對這些不會大驚小怪，但她畢竟已在國外生活十多年了，「不適應，看不慣這一套。儘管有心理準備，打算討好官員，可就是不知怎麼才能討得他們一個笑臉。」事實上，入學前的這段時間，由於買房、辦房產證等事由，她已經重新領教過這套官場邏輯。
「終於明白當年的同學朋友為什麼要削尖腦袋當官，」她說，「院裡的那個官員正擺出一幅冷若冰霜的臉色給我找茬，猛抬頭見院長過來，立時換了一副甜蜜、肉麻的獻媚面孔，轉化之快不亞於光速，在中國，權力實在太神奇了。」
「沒錯，除非特別有錢，否則，到了我這個年齡，不混個一官半職，整個人生就算是失敗了。在中小城市，沒有官員疏通，幾乎什麼事都辦不成，即使遭遇刑事案件侵害，你去報案都可能沒人搭理。」我早就對她說過，在一九八九年之後，中國社會的各種資源就與權力逐漸捆綁在一起，這絕對是一種有意選擇的社會控制策略。
「我開始佩服你了，」她說，「十多年完全游離權力之外，甚至向權力挑戰，能活下來就不容易。」
我惟有苦笑，長期「淪為」社會賤民，早被社會磨得沒有脾氣，可是，即便每天、每年都活得異常艱難，卻總不能改掉對這個建立在屠殺之上的政權的厭惡。
Jessica告訴我，因為打算回國讀書生活，她不再浮光掠影地看中國社會，這時候才發現中國的經濟繁榮有著與歐美國家完全不同的權力基礎。三十歲上下的人想當官快想瘋了，可是，做了官的人，卻不負責任，只想著給個人撈取好處，在國外，你只要找到職責界定下的官員，他必須給你一個圓滿答覆和結果，可是，中國的官人只一味說no，朝外推事。
「不朝外推行嗎？」我說，「最典型的就是那些接待信訪的官員，明知道自己沒有解決問題的誠意，卻要對訪民裝出一幅人民政府的威嚴、公正形象，不學會打太極，就根本混不下去。當然，在中國，想辦成事也很簡單。別去辦公室，去官員家裡。找好關係，帶上禮物，一定會有笑臉相迎，甚至給你出各種‘違背原則’的鬼主意。」
「出國太久，不習慣這套了，偶一為之還行，但似乎所有的官員都習慣於板著臉說no，不問事由先卡一下再說。」
「卡是炫耀權力的最好方式，不卡一下，權力就不能顯示出與平頭百姓的距離。卡的背後是巨大的利益，如果你知道一個稅收征管員的灰色收入有多少，你肯定後悔當年出國讀書，而沒有報考一家稅務學校。」
「所以大家都想做官。我看你還是出國吧，這個社會絕對病態。」她說。
終於輪到我來教訓她了，除了老生常談的民主大道理，我更挖苦她說：「別說你對這些都不瞭解，你三兩年總要回國探親一次吧，這些你都看不見？不是一直為共產黨唱讚歌嗎？不是一直罵布希是個混蛋嗎？」
「探親和旅遊不需要接觸真實的生活，不必陷入實質性的人際關係糾葛。我受左派知識份子觀點影響，有些極端了，跟中國比起來，歐美國家確實是合乎人性的，至少，官員的臉面不會令人作嘔，而且中國官員的工作方式決定了這個社會最終是沒有效率的，大量工作都被互相抵消。」
我對她說，如果說改革開放之初腐敗尚有潤滑劑作用的話，那麼，當權力越來越傲慢，而且趨向於主動尋租，社會上幾乎無官不貪，就只能是劣質潤滑劑了，它危害的是全社會利益，最終由無權小民承擔。
「中國社會確實沒有道德可言。」她說，「在加拿大，哪怕你工作一天後失業，也可以享受半年的失業救助，生病享受免費治療，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二十年多後，官員活得越來越牛氣，活得越來越滋潤，可體制外的老百姓全無生活保障。我在加拿大可以做體力勞動，去餐館打工，或去超市做售貨員，但生活沒有後顧之憂，週末帶本書去公園閱讀，有清新的空氣、優美的環境，雖然收入不高，卻不覺得低人一等，同樣可以享受生活。回中國沒幾天，見到官員就覺得矮一頭了，實在憋氣，難以想像如何在這樣的社會做一輩子小老百姓。」
我懷疑她能否把這個碩士學位讀下來。不過我鼓勵她說，幸虧你讀的是法律專業，在中國這樣一個權力高於一切，法治精神被嚴重踐踏的國家，你可以從法理和實務兩方面研究中國社會的弊端，為建立民主、法治中國做點事，這可是很有意義的。不管怎麼說，歡迎你以老外身份回到現實中國來，以你的個性，我相信你敢對說no的中國官員說no，大不了學位不要就是，本人高中學歷不也能活下來嗎。
Jessica哈哈一笑，「你們這些民運分子實在頑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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