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毛澤東發動的反右運動，是一場反對人類文明的運動，那場運動的對象是中國的知識份子，他們是知識、思想和科學的載體，這場運動的結果，是消滅了 20世紀上半葉中西文化孕育出來的中國幾代最優秀的知識份子。這場運動製造的嚴重後果有三個明顯的特徵，一是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全方位性；二是曠日持久性；三是可傳承的災難性（廬山會議和反右傾、文革、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都是反右的傳承）。我僅就毛澤東用這場運動消滅知識份子這個結果談談我的見解。
*毛澤東要消滅的是知識份子的理性思想和批判社會的力量
我先引用畫家陳丹青一段演講：
五四那一兩代人，單是模樣擺在那裡，就使今天中國的文藝家不好比。前些日子，我在三聯買到兩冊抗戰照片集，發布了陳公博、林柏生、丁墨村、諸民誼押赴公堂，負罪臨刑的照片——即便在喪盡顏面的時刻，他們一個個都還是書生文人的本色。他們丟了民族的臉，卻是照片上沒有丟書生相貌的臉。我斗膽以畫家的立場對自己說：不論有罪無罪，一個人的相貌是無辜的。我們可能有資格看不起漢奸，卻不見得有資格看不起他們的樣子。其中還有一幅珍貴的照片，就是被押赴法庭的周作人。他穿件乾淨的長衫，瘦得一點點小，可是那樣的置之度外、斯文通脫。你會說那種神色態度是強作鎮定，裝出來的，好的，咱們請今天哪位被雙規被審判的大人物鏡頭前面裝裝看，看能裝得出那樣的斯文從容麼？
我這是第一次看見周作人這幅照片，一看之下，真是嘆他們周家人氣質非凡。
到了1979年，文革後第一次文代會召開，報紙上許多久違的老臉出現了：胡風、聶甘弩、丁玲、肖軍……一個個都是劫後餘生。我看見什麼呢？看見他們的模樣無一例外地坍塌了，被扭曲了。忍心說句不敬的話，一個人模樣給弄成那樣子，還不如長得醜陋，猶不如法庭刑場上的漢奸們，至少保留了相貌上那點最後的尊嚴。這批代表索性不是著名文藝家，倒也罷了，現在你看看，長期的侮辱已經和他們的模樣長在一起了。所以再忍心說句不敬的話：他們帶著自己受盡侮辱的面相，還居然去參加文代會，本身就是再次確認侮辱。那樣的會議，魯迅會去嗎？
用今天的話評論陳丹青先生，應該稱他是魯迅先生最狂熱的粉絲，他獨獨尊稱魯迅為「大先生」，他認為魯迅若活著，是不會去參加79年中共的文代會的。陳先生依據的是從來沒有接受過共產黨改造的魯迅的品德和風骨。直到2001年因周海嬰公之於眾，我們才知道，1957年7月7日毛澤東在上海與38名文化界人士座談，翻譯家羅稷南向毛提問：「如果魯迅在世，他今天會怎麼樣？」毛回答：「要麼在監獄裡繼續說，要麼識大體，不作聲。」1957年的毛澤東對魯迅都要封口，何況對其它人呢？魯迅果能被封住口，那脊樑骨也就被打斷了。
陳丹青用畫家目光審視的不僅是毛政權之下坍塌了、扭曲了的中國知識份子的相貌，也是他們坍塌了、扭曲了的靈魂。毛澤東42年在延安搞「搶救運動」、發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就是一次對知識份子殘酷的迫害和改造，是42年整風的直接結果，是他建立毛氏王朝，搞獨裁專制的開始。而57年的反右，規模和手段都是42年不能比的，這場運動從社會屬性上講就是要打垮和消滅中國的知識份子，消滅他們獨立的思想，自主的人格和批判社會的力量，社會屬性不再有了，知識份子也就不存在了。毛因此才能自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
作為右派的主體，是這樣幾部分人：
一， 以「章羅聯盟」為代表的民主黨派和工商界的頭面人物，儲安平為代表的自由知識份子，是中國具有現代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理念的大知識份子，他們針對毛澤東建立的一黨專制的政治體制提出批評，並提出多黨制架構的設計。
二， 以劉賓雁、戴煌為代表的一大批全國各地新聞出版界的黨內知識份子。他們最瞭解中國政治、經濟、社會領域積累的大量的嚴峻問題，他們直接給毛澤東和中央寫信，喊出人民的疾苦，批評黨的幹部的特權。
三， 以林希翎和北大519運動為代表的青年學生，他們接受蘇共20大和波匈事件的影響，激烈地提出民主和自由的要求。
四， 以馮雪峰、丁玲、艾青、吳祖光、鐘惦棐、肖軍為代表的文藝界領導和著名文藝家，他們的知名度高，就黨對文藝的領導，對文藝作品的封殺和黨內宗派主義提出批評。
五， 教育界、科技界著名教授、科學家，他們學貫中西，就教育、科學和經濟建設違反常識、違反規律提出意見。最經典的是黃萬里反對三門峽工程。
以上五部分人都是當時和未來中國的精英人物，摧毀他們，就是摧毀中國。從此中國再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民主黨派，中共內部和各行各業開始逆向選擇，正所謂「表揚了指鹿為馬的，提拔了溜須拍馬的」。作為知識份子的群體徒徒具有學歷的標籤，而喪失了最主要的批判社會的功能。
*毛澤東摧毀知識份子的四種方法
「士可殺不可辱」是中國的文化傳統，與普世價值的尊嚴、理性、自主有一致性，毛澤東反右就是從摧毀中國這一文化傳統入手，從而摧毀了全社會知識份子的靈魂。毛把整風中敢於或者被迫講了真話的知識份子，統統加了「右派」這頂政治帽子，是文革搞階級鬥爭為綱的預演。我就從「右派」這頂帽子談起。
一「右派」帽子，相當猶太人身上的黃星。
毛澤東為了建立名為「無產階級專政」的一黨專制，建國之後，在連續的政治運動中，已經人為製造出「地、富、反、壞」階級和階層，另外還有「胡風分子」、 「高饒分子」。上文歸納的右派主體的五類人，按照思想的光譜，基本與右不沾邊，有的甚至是地地道道的左派，但是毛澤東統統給他們加了一頂「右派」帽子，在當時因東歐和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成功，左的思潮正在世界範圍湧動，中國更是高唱馬雅可夫斯基的《向左進行曲》「向左！向左！向左！」在這樣的政治氛圍內，無疑是置「右派」於死地。毛澤東在中國處於一言九鼎的地位，他拋出的帽子，相當法律裁決，輕而易舉就把一、二百萬人和家屬，一個大到上千萬人的群體續在「地、富、反、壞」的後邊，成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被剝奪公民權。
二，所有右派必須作「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人民」的公開檢查，也就是公開認罪。同時要表態‘脫胎換骨，重新做人，老老實實接受改造。」這是向毛澤東具結畫押。這是毛澤東剝奪知識份子尊嚴最厲害的一手，尊嚴沒有了，靈魂也就破碎了。
毛澤東根據右派的職務高低，給右派也定了6個級別，一類最大，六類最小。 1980年，為了準備國慶稿，我去採訪冰心的丈夫社會學家吳文藻先生，這次採訪成為我終生難忘的一次採訪，就因為吳先生講的一句話：「我是第五類右派，是性質最輕的。」按照吳先生的級別至少是二類，定為五類明顯是優待。講到右派經歷，吳先生忍不住流下淚水，但是他對被劃為五類，是心存感激的。每當我想到毛氏運動對人性、對人的尊嚴的剝奪，我總會想起吳先生的這句話。
毛澤東正是根據每個人認罪的態度，又給右派定了五種處理方法。把最嚴重的送監獄，甚至被判死刑。次之送北大荒、夾邊溝全國幾十個右派改造基地，無異於肉體消滅的集中營，右派在改造基地承擔了毛澤東搞大躍進的嚴重後果，成千成千被活活餓死，已經越來越多見於史書，這是作為右派的知識份子以他們九死一生的經歷成為史家，對中國歷史的一個貢獻。還有的被開除公職，下放工廠、農村接受改造。最輕的在原單位降職、降薪，拿20幾元的生活費接受改造。
拒不檢查的右派是極少數，其中一個是鄧小平拒不改正的中央統戰部管理的5個大右派之一彭文應，這是今天我們應該永遠記住的名字。彭文應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碩士，是共產黨真誠的朋友，資助過周恩來和多名共產黨人，因為參加共產黨的活動，1949年5月初，陳毅率人民解放軍進逼上海，上海警備區司令湯恩伯下達密令：「不擇任何手段，立即逮捕史良、彭文應。」1957年，身為民盟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員的彭文應，他在受到批判時，不僅就每一件具體事情與成百上千的圍攻者據理爭辯，固持事實和己見，而且在上海市二屆二次人代會上公布了一篇發言稿，對自己作為一個知識份子所追求與堅持的社會責任作了總結和闡述。拒寫檢查。彭文應為他的「態度惡劣」付出了沈重代價。他的職務被撤銷，沒有了工資，六個孩子加上老人，一家人頓失生計。妻子急得舊病復發死去，次子自殺身亡。組織上來人告訴他，「只要寫個檢討認錯，甚麼問題都可以解決。」可是他堅決不寫。他說：「想用不給吃飯來逼我承認，是絕對辦不到的！」子女們跪著哭求他： 「家裡沒有飯吃了，你就承認了吧……」然而他就是不寫。他對一同落難，奉命說服他認罪的王造時解釋說，他的經濟和家庭的確越來越困難，但是不應該從個人利害得失來對待政治上的是非問題，這是兩個性質完全不同的問題。直到一九六二年，他的生命最後一年，還給中央上「萬言書」，呼籲「在全國範圍內結束反右鬥爭，摘去全部 右派份子帽子」。
1978年， 全國的「右派」幾乎全都被宣布為「錯劃」而獲得改正，而彭文應卻被「升級」，與 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陳仁炳.並列，成為不予改正的五大右派。當年的「反右前臺指揮」鄧小平，報復的就是彭文應不認罪的態度。
王怡先生最近為我們提供了一名被稱為中國的巴弗（聖經中的一個聖徒）的基督徒右派吳維尊。
1987年5月28日，吳維尊被監獄哄騙出獄，寫下一篇致法院的《出監日呈文》，聲稱1981年的減刑裁定是謊言，將他的「毫不悔改」說成「確已悔改」。文中說：「 從今天出到監獄牆外之日起，進一步採取下列兩個方面的行動：一個方面，不使用釋放證去辦理釋放後的任何手續，不回天津或進而回南方與親友團聚，不享受從這張錯誤裁定書得來的自由和權利，不離開監獄而上任何地方、任何單位、去接受任何工作（包括作為一個留廠職工的工作。」 從此吳維尊在監獄外面租房，禁足禁食，做一個監獄外的服刑人員。直到死。他以如此決絕的方式表示自己的不屈服。
右派份子最後的尊嚴，隨著這些人生命的結束而消失。更多的人隨著被摘帽，78年被改正，向黨表示感恩戴德。
三，對右派實行「全民共討之，全國共伐之」。反右是毛澤東實行大民主的試驗，是文革的先聲，是讓中國人集體喪失人性的大動亂。
全國的人，包括右派家屬子女，親朋好友對待右派，沒有權利保持沉默，沒有權利不對右派下手，人人要口誅筆伐，揭發檢舉，人人必須學會撒謊，製造謠言，必須學會大義滅親、上綱上線。使得右派處於眾叛親離，人人喊打，無地自容的境地。很多右派不甘受辱，或畏懼受辱而自殺身亡。很多人只因同情右派，為右派講話，自己也被打成右派。
光明日報一位老記者，是我的大學長，他當年被定為中右，他說，當時一聽到班上一個左派的聲音，心裏就不停地哆嗦。
被稱為「中國知識份子唯一」的顧准的家庭變故，是頗具典型性的實例。讀了朱學勤先生對顧准六弟陳敏之的採訪《遲到的理解》，我流下了辛酸的淚水。顧準是 57年、65年兩次被戴上右派帽子的人，境遇就更悲慘。我摘一些內容給大家：「１９６６年，顧準被迫與妻子離婚，搬離家庭。次年回去取書籍衣物，久喚門不開，後來還是鄰居幫助他把東西搬下了樓。不久，又被迫簽具了斷絕父子、父女關係的聲明。從此，顧准蜇居中科院一斗室，以冷饅頭度日，再也沒有邁進過家門。」
「顧准又是個孝子。從幾個弟妹的童年時代起，顧准即肩負起全部家庭生活的重擔，幾十年來一直和母親生活在一起，可以說相依為命。１９６５年，顧准處境惡化，不得不將母親遷至太原三妹處。１９６６年，母親隨三妹一家遷來北京，住處與顧准相去不遠。終因形勢所迫，咫尺天涯，母子始終未能見面。不能見面的原因並不複雜。顧准妹夫當時正任部級官員，為避免對他有所影響，顧准和母親只能迴避。１９７２年前後，母親曾提出想見見顧准，年底，陳敏之赴京，也曾設想安排母子見面，亦未如願。離京前，陳敏之與其妹只能達成這樣的協議：將來母親病危進醫院，立即通知顧准，讓母子在醫院見面。１９７４年１１月初，顧准咯血不止，先於母親住進了醫院。１１月１６日，經濟所黨內外群眾經過討論，一致同意給顧准摘除右派帽子。通知抵達病床，顧准的生命只剩下十七天了。」顧准走在了母親前面，母子相見，終成泡影。
「１９８２年前後，顧准子女獲悉六叔陳敏之處保存有一份父親的通信筆記，向他索要去傳閱。這份筆記就是後來陳敏之整理出版的《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１９８４年２月，大女兒寄來了一份「讀者附記」。「附記」 說： 「我逐年追蹤著父親一生，一九五七年以後，他是一步一步從地獄中淌過來的呀！他的深刻的思索常常是在數不完的批鬥、侮辱甚至挨打之中完成的，在他最需要親人的時候，親人遠離了他，可是恰恰他的思索，包含著更多的真理。人生只有一個父親，對於這樣的父親，我們做了些什麼呢？」
他的女兒還說：「真正嚴峻地擺在面前的，是需要解決這樣的一個悖論──為什麼我們和父親都有強烈的愛國心，都願意獻身於比個人家庭大得多的目標而卻長期視為殊途？問題的關鍵在於，我們所接受和奉行的一套準則，為什麼容不進新鮮的、可能是更為科學的內容？究竟是哪一部分需要審查、更新，以避免今後對親人以至社會再做蠢事？」
今天強迫中國人和知識份子接受和奉行的準則仍舊距離科學還遠，這就是1957年毛澤東為中國留下的遺產。
四，右派在改造中仍要比認罪、比檢查、比揭發、比檢舉。這是毛澤東分化瓦解、個個擊破慣用的手段，也是將知識份子改造成馴服工具的手段。
毛澤東善用人海戰術，搞過「百萬雄師過大江」，百萬，幾百萬這是讓毛澤東十分在意的數字，毛決不會掉以輕心。右派在改造中，無論在監獄，還是在勞改營，哪怕是在原單位接受監督改造，在右派群體內，仍要比認罪、比檢查、比揭發、比檢舉，讓右派和右派廝殺，讓右派改造右派。毛澤東用這種方法，打散，進而消滅這支幾百萬人的龐大隊伍，讓你不能抱團，讓你七零八落，讓你飢人搶食。「食」是毛澤東誘惑靈魂的高招，那就是「摘帽」、「返城」「安排工作」。「提高待遇」 為右派制定的一系列政策。美其名曰：「一個不殺，大部分不抓。」「給出路。」毛講的都是謊言，但是迷惑了右派中的絕大多數。這也是毛澤東搞歷屆整人運動慣用的方法。
李銳女兒李南央的書《我有這樣一個母親》寫了她的母親範元甄的一生，範的一生是蹉跎的一生，也是揭發別人的一生。她在所有政治運動中揭發自己的兄弟姐妹，好朋友，熟人，李銳致命的「攻擊」毛主席的話，都是她揭發的。62年7千人大會之後，李銳離婚，本來是要恢復黨籍，降為局級使用，就因範元甄的一封長篇檢舉信，將李銳置於死地。信最後傳到鄧小平那兒，鄧說：「太惡劣，燒掉！」範元甄自己都認為鄧是因為她揭發的內容，而不是因為她揭發行為說：「太惡劣了。」 文革之後，因範揭發人太多，沒有單位接受，拿著副部級工資，仍然在仇恨和咒罵中度日。令女兒南央吃驚的是，母親揭發父親，「根本不是因為他們思想不一致，而是她膽小，為保自己出賣了丈夫。」對李南央的書，有一個評論：「範元甄是被黨改造好了的知識份子，而李銳是沒有被改造好的知識份子。」李銳自己有這樣一個總結：「知識份子夫婦，去延安的，大多離了婚。而沒有去延安的，大多白頭偕老。」反右運動中，造成的離婚案到底有多少？數目會大得驚人。這就是毛澤東改造知識份子力量的體現。
反右運動對知識份子改造的威力在中共歷史上也是空前絕後的，這體現在一些屬於右派中的頭面人物的身上。20年前，1986年11月許良英、方勵之、劉賓雁共同發起召開「反右運動歷史學術討論會」，是已經是鐫刻在中國歷史上的一個事件，10年前，許良英先生紀念反右40週年寫的《關於反右運動的片斷回憶和思考》，詳細記述了這個事件，值得我們很好的回味。
許先生寫到『我們發出大約40封信，除費孝通、錢偉長外，都立即回覆，而且都充滿熱情。給我印象最深刻的回信者有：化學家袁翰青，水利學家黃萬里，電影評論家鐘惦棐，雜文家曾彥修，翻譯家劉尊棋，老報人徐鑄成，文學家白樺、陳學昭、邵燕祥，數學家曾肯成，浙江所謂「沙楊反黨集團」骨幹孫章錄和沙文漢夫人陳修良。有不少我們並沒有邀請的右派，也主動來信要求參加會議。有一個原來不知其名的浙江右派，來信教訓我，說反右問題中央已有結論，我們只能在此框框內討論。這種由右派轉變的左派，我已見識不少，如丁玲、陳沂、陳湧等，想不到在浙江也冒出了一個。』
『12月20日，劉賓雁通知我，說《人民日報》社領導要他不要參與這個會的活動，他只好照辦，望我們諒解。12月上旬開始，合肥、武漢、上海、杭州、南京、北京相繼出現學生上街要求民主的遊行，當局歸咎於方勵之。聽說就在這個時候，錢偉長通過民盟中央把我們寄給他的反右運動歷史討論邀請信送交當局，並附了這樣的意見：方勵之是一個政治野心家，他自稱是中國的瓦文薩；我的問題雖然沒有完全解決（指尚未恢復清華大學副校長的官職），但與他們是不同的。12月 30日上午，鄧小平召胡耀邦、趙紫陽、胡啟立等人講話，批評胡耀邦制止學潮不力。當他批評方勵之的「自由化」言論時，趙紫陽插話，說方勵之和劉賓雁、王若望要開紀念反右30週年大會（把我誤為王若望，把歷史學術討論會誤為紀念大會），於是鄧說，要把這3人立即開除出黨，並說這次錢偉長表現很好，應予重用！不久錢偉長果然當上了全國政協副主席。』
『1986年歲末，空氣非常緊張，彷彿又回到了1957年和1966年，方勵之成了宣傳工具批判的對象，我們3人發起的會也在內部受到批判。除夕那天，王淦昌先生特地來我家，勸我們在目前情況下不要開這個會。第二天（元旦）一早，我去看剛從合肥回來的方勵之，我提出，鑒於目前政局動盪，而對他的謠言太多，無法平心靜氣地討論學術問題，原定2月初的會只能推遲，他完全同意。兩天後，自然科學史研究所黨委書記向我正式傳達黨中央將召開這個會定為「敵我矛盾」，並同時通知各單位，不讓接到我們邀請通知的人參加會議。事實上，兩天前黨組織就已知道我們已決定暫時不開這個會，他們也認為問題已不存在。當時聽說，在開除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3人黨籍之後，還準備再開除10人，我是首當其衝，固概由於趙紫陽發了慈心，我們得以暫時倖免。』
『半個月後，方勵之和劉賓雁先後被開除黨籍，官方還向全國印發了供批判用的他們的言論摘編。《劉賓雁言論摘編》中的最後一篇竟是《許良英、劉賓雁、方勵之發起召開「反右運動歷史學術討論會」通知全文》，這多少有點冤枉。因為這件事是方勵之創議的，通知也是由他執筆；3人的名字排序又以我在先（大概因為我年紀最大，反右時受處分最重，又是對外聯繫負責人）；而劉賓雁已中途宣布退出。當局張冠李戴，把發起開這個會的帳算在他的頭上，實在是沒有道理的。顯然劉賓雁第二次被開除黨籍，主要是為了這件事，他自己當時也是這樣說的。可是，他1990年出版的《自傳》中，對此事隻字不提，未免令人費解。』
據何家棟先生生前講，劉賓雁90年的自傳寫於國內，沒有交他看過。1957年何家棟因為出版了劉賓雁的文集《本報內部消息》，同時打成右派。我翻看劉先生的90年自傳，對這件事也一字未提，可見劉賓雁事過30年還承受著什麼樣的壓力。
20年前，紀念反右的這段公案，也是六四學潮的一個誘因，血上加血的歷史記錄，無論怎樣的強權也難以抹去。
* 50年前的反右運動和今天中國的國家安全
中國軍方的《解放軍報》4月刊登採訪報導，通過一位軍事科學院教官和一位武警部隊政委的談話，提出國家安全包括政治、經濟、文化和軍事安全的新安全觀。他們強調，西方敵對勢力通過文化傳播兜售的軍隊非黨化、非政治化、軍隊國家化等反動思想，對中國的安全構成嚴重威脅。中國軍隊要維護國家文化安全，捍衛國家文化主權。
中國國際戰略學會會長，上將熊光楷5月在《學習時報》發表《信息時代的國家安全》，文中把「尋求非法擴散政治影響的組織或個人」列為對信息時代國家安全的威脅，並稱「信息網路的濫用將可能影響到國家的政治穩定」。
我認為中共當今奉行的仍然是背離世界主流文明的國家安全觀。到底今天威脅中國國家安全的因素是什麼？早在70年代，毛政權請來的一位左翼作家韓素音，已經為中國指出了。她說，威脅中國國家安全的是環境和教育。30幾年之後，韓女士的預言成真。
20世紀上半葉的幾代知識份子本來是中國現代化的中堅力量，他們被反右摧毀，使得20世紀下半葉出生的人在文化斷裂中成長。文革已經無法重新再揪出更多的右派了，但是對老右派卻是致命的摧殘，很多人死於這個時期，包括槍斃了林昭。文革只能產生幾百萬紅衛兵，紅衛兵只能充當批判一切文明的打手。今天聊度餘生的右派，都垂垂老矣，現在是紅衛兵正在領導我們的國家。林昭的母校，我們的最高學府北京大學理科系，四年下來還要讓學生必修五門政治課，「思修」——思想品德修養，「毛概」——毛澤東思想概論，「馬哲」——馬克思主義哲學概論，「鄧三」——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概論，「馬政經」——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文科系還要再加一門「時政」。17大之後會不會再增加一門「科諧」——科學發展觀和和諧社會呢？背著這樣的枷鎖，我們怎麼能優化我們的知識結構？
中國的高樓以世界不及的速度在拔地而起，中國模仿的低技術含量的產品出口到全世界，中國已經到世界各地開採、收購石油。世界在驚呼：「中國突然無處不在！」中國的軍事裝備已經向世界顯示導彈摧毀衛星的能力。而我們付出的代價是70％的江湖遭到四──五類的中度和重度污染，魚蝦死絕，沿岸到處是癌症村，二分之一以上的城市地下水污染嚴重；十五個海洋生態監控區中只有兩、三個處於健康運行狀態；生態系統退化加劇，土壤侵蝕2004年就達到了三百五十萬平方公里。二氧化硫排放量早就世界第一，今年二氧化碳排放量也超過美國，居世界第一了。中國國民一半以上看不起病，政府九年義務教育不能完成。到底哪個是對國家安全的嚴重威脅？我們有世界人數最多的政黨和軍隊，但是我們沒有世界一流的思想家、經濟學家、文學家和科學家，因為培養世界一流的老師都被反右扼殺了，現在能夠恢復和提高中國人辨別善惡是非能力的社會力量還是太弱了。
物極必反。文革末期中國知識份子的光譜上成長出四五一代，六四出現了89一代，一二九的垂垂老者仍然是呼籲中國民主的領袖。90年代40歲的王小波提出反對愚蠢和無趣。今天更年輕的劉軍寧提出「中國需要一場文藝復興」，他呼籲「一切回到人的立場。」被反右運動摧毀的中國知識份子的尊嚴、理性、自由、和人性正在成長。
本文是提交2007年洛杉磯《中國當代知識份子的命運﹕紀念反右運動50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香港《動向》雜誌8月號刊載節選。此是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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