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傑：共產主義就是恐怖主義

——論布希總統在布拉格「民主與安全會議」上的講話及在華盛頓共產主義死難者紀念碑揭幕式上的講話的劃時代意義


現今共產和非共產國家鬥爭最強烈的關鍵乃是美國文化的素質及持久力。

——庫克《美國》

二零零七年春夏之交，美國總統布希先後作了兩場重要講話，再次重申了美國外交政策的原則，並對共和黨的外交觀念作了嶄新的拓展。這兩次講話分別是在布拉格「民主與安全會議」上的講話和在華盛頓共產主義死難者紀念碑揭幕式上的講話。

這兩次講話有兩個引人注目的焦點。首先，布希總統指出，自由、民主、人權這些觀念是戰勝一切暴政和極端主義的法寶。在與邪惡力量進行的殊死搏鬥中，武器、科技、戰術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價值優劣的對比。布希指出，美國不會強迫別的國家和民族按照美國的方式來生活和發展，美國尊重每個國家和民族的歷史和傳統。但是，所有民主國家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要素——言論自由、宗教自由、新聞自由、集會自由；獨立法院執行的法治；私人財產權；以及在自由公正的選舉中競爭的政黨。這些權利和制度是人類尊嚴的基石，隨著各國探索符合本國的自由發展之路，他們必定發現美國是一個忠誠的夥伴。他呼籲西方世界不要苟安與沉睡，而要像昔日傳教士向全球傳播福音一樣，將自由、民主和人權的價值向全世界推展。這既是西方國家保障自身安全的需要，更是道義上不可推卸的責任。

其次，布希總統首次將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共產主義（社會主義）與恐怖主義相提並論，揭示出「共產主義就是恐怖主義」的真理。這一宣告讓包括中共在內的幾個殘存的共產黨政權如坐針氈，也讓諸多西方左派知識份子不以為然。但是，真理就是如此簡單和明顯，它並不需要那麼多學術包裝和論證。布希直截了當地指出，共產主義與伊斯蘭原教旨主義一樣，都是美國和自由世界的敵人，這種對立和衝突是無法調和的。他站在共產主義死難者紀念碑（即復原的天安門民主女神像）前指出：「如同我們的自由女神像一樣，她提醒我們，自由之火在每個人的心中燃燒，她是一盞再也不能被暴虐的恐怖主義分子或專制暴君扑滅的明燈。她提醒我們，只要屠殺上千萬人的意識形態仍然存在，只要其仍在苟延殘喘，那麼與這股比死亡強大的力量作鬥爭將繼續進行。她提醒我們，自由是我們創世主的禮物，自由是所有人類天賦的權利，自由將最終取得最後的勝利！」這一宣告是不會落空的。


哈耶克的洞見：馬克思主義催生法西斯主義和社會主義兩朵「惡之花」

在充當一個時代的先知的意義上而言，布希堪與自由主義思想大師哈耶克相媲美。
早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蘇聯以令人眼花繚亂的工業化速度讓西方世界震驚，社會主義制度似乎將要將人類引導向無比美好的「黃金」世界。哈耶克卻發現了納粹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的共性，闡述了計畫經濟必然導致極權主義，並人類的自由和尊嚴造成可怕的危害。他意識到人類面臨被奴役的危機，遂走出書齋，以公共知識份子的情懷大聲疾呼。從此之後，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裏，哈耶克一直矢志不渝地與共產主義的幽靈作鬥爭，長期深陷於西方左派知識份子來自四面八方的圍攻之中，直至親眼看到蘇聯和東歐共產主義政權的崩潰以及自己的思想學說的大獲全勝。以一人而敵整個世界，這是何等的大勇！

冷戰的終結並不意味著自由事業從此便一勞永逸。中共政權部分地採納市場經濟的運作方式，使得共產黨一黨專制的政治制度以某種變異的形態生存下來。中共以「大國崛起」自詡，與僅存的幾個社會主義國家北韓、古巴、越南等互通款曲。另一方面，伊斯蘭恐怖份子公然向西方發起挑釁，以「九•一一」事件達到頂峰。面對如此嚴峻之挑戰，布希如同當年的里根一樣，臨危不亂、當機立斷，先後以戰爭手段摧毀了阿富汗塔利班和伊拉克薩達姆這兩個獨裁政權。儘管其外交政策在富於爭議，布希坦然宣稱：「一些人把我稱為‘持不同政見者總統’。如果因為支持世界的自由事業而使我成為一個持不同政見者，那麼我願驕傲地戴上這頂頭銜。」

所謂先知，便是在其他人都因為短視、自負、虛榮而走上歧路的時候，獨自發現了那條當走的正路。在冷戰時代，西方知識界若干頂級人物都染上了社會主義的毒素，如羅曼•羅蘭、薩特、愛因斯坦、羅素等人，或者隱瞞蘇聯親眼看到的殘酷景象並封存日記，或者憧憬無產階級革命能帶領普羅大眾實現真正的平等。即便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揭露了蘇聯勞改營制度的黑暗、薩哈羅夫的吶喊撕破了遮蓋真相的鐵幕，大部分西方知識份子仍然掩耳盜鈴，根本不願接受由成千上萬受難者的鮮血和屍體凝固成的事實。
這種「睜著眼睛說瞎話」的情形，在後冷戰時代的今天並未改變。雖然經歷了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之交共產主義的大崩潰，但天安門廣場的鮮血和柏林牆的歡呼似乎還是未能開啟某些學富五車的知識份子的心竅。左派勢力仍然盤踞西方大學和學術機構（在美國，他們竊取了「自由派」這一好聽的名字），且對其學術觀點不作任何的反思和調整。他們繼續以窮人的代言人自居：或者為伊斯蘭恐怖份子辯護，說他們殺人與自殺是為了抗議國際社會的貧富不公；或者為中共跛腳的經濟改革叫好，將中共看作彬彬有禮的朋友，而漠視中國遍地的奴隸勞工。

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對立，乃是善與惡、真與假、是與非的對立，而不是在好與更好之間作選擇。看到今日布希總統孤獨的身影，我便想起了魯迅所說的與前、後、左、右的敵人「橫戰」的狀態，當年的哈耶克不也是如此嗎？先知從來都是孤獨的。今日西方各國的元首們，奉行明哲保身的綏靖主義和實用主義政策，向中共暗送秋波，對伊斯蘭世界普遍存在的侵犯人權的社會現實保持沉默，卻懷疑、杯葛乃至排斥布希總統，僅僅因為他像《皇帝的新裝》中的那個孩子一樣，說出了「皇帝什麼都沒有穿」的真相。先知必須說出真理並頂住壓力，必須具備「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勇氣。哈耶克便是在人人都以討論社會主義為時髦、為崇高的文化氛圍中，毅然說出如是的真理：法西斯主義與社會主義乃是孿生兄弟，它們如此相似，而非相反。當時，左傾知識份子大都認為，德國的（國家）民族社會主義事實上不是社會主義而是超級資本主義。反對法西斯的知識份子，同時往往會去擁抱社會主義。然而，在一九四四年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一書中，哈耶克對兩種極權主義的淵源作出了深刻的剖析和解釋，條分縷析地挖出了二者共同祖先，清楚地理出了其相互糾纏的思想譜系。

哈耶克指出，德國的國家（民族）社會主義和蘇聯的列寧斯大林式的社會主義都是集體主義的變種，二者共同與笛卡爾式的唯理主義的建構主義、盧梭的浪漫主義特別式與黑格爾式的普魯士國家主義有直接的精神聯繫。不僅在思想淵源上，同時也在統治方式上、政治行為模式上也極其相似。此二者與英國傳統的自由主義恰處於對立的兩極。學者陳奎德如此評價《通往奴役之路》說：「這是一部捍衛自由，系統抨擊社會主義的經典。在舉世滔滔的社會主義浪潮前，它力拒狂潮，發出警告；以其深刻的洞見，昭告天下；以其驚人的歷史穿透力永垂青史，聲震寰宇。」

二戰結束之後，蘇聯實力再度膨脹，將東歐各國劃入其勢力範圍之內。法西斯主義已經臭名昭著，而共產主義方興未艾。西方盟國忍辱負重，與之簽訂了《雅爾塔協定》，上億民眾遂陷入被奴役的境地，該協議被布希總統稱之為「最不能接受的錯誤」。五十年代之後，傾向於社會主義的西方知識份子們，紛紛奔赴蘇聯和中國朝聖。他們強佔「天下為公」的道德制高點，猛烈攻擊「保守」的哈耶克，譏諷他為私有制辯護並無視人類社會的不平等狀況。

哈耶克奮起應戰，他一針見血地指出：當代最有影響力的政治運動之一的社會主義，是建立在錯誤的前提上。儘管它出自善意，儘管當代一些最聰明的人物作它的先鋒，社會主義仍然必定危害到現有人口中絕大多數的生活水準，甚至生命本身。社會主義者妄圖把成千上萬個不同的選擇強行集中，納入一個共同的計畫秩序，因而造成了人類歷史上空前規模的貧困飢荒和政治強制。哈耶克毫不留情地揭示出社會主義的擁抱者和同情者在道德上的高度偽善：「奢談‘社會主義’的理論，卻對其災難性的經濟後果採取無動於衷的態度，乃是一種罔顧他人死活的殘酷心態。」

哈耶克深知，由於知識精英階層「致命的自負」，即便共產主義運動潰敗的結局來臨，他們的「左傾幼稚病」依然不會「不治而癒」，他們已然病入膏肓。晚年的哈耶克早已洞察了這些人的小算盤：「在社會主義已經有了七十多年的實際歷程之後，我們現在仍然能肯定的說，除親嘗過社會主義的東歐和第三世界之外，多數知識份子依然面不改色地漠視這些經濟學的教訓；面對社會主義每試必敗，次次都不遵循其思想導師的設想來運作的事實，他們不願去思索個中道理。從蘇聯，而後古巴、中國、南斯拉夫、越南、坦尚尼亞，到尼加拉瓜等一系列似乎連綿無盡的‘烏托邦’，這些知識份子反覆不斷地尋找自己心目中真正的社會主義，不斷地理想化那些社會，又不斷地失望。」他譴責說，如果不是這些自以為是的知識份子的制肘，蘇聯東歐的共產制度不會持續如此漫長的時期；如果不是若乾西方政客在蘇聯和中國的攻勢面前張皇失措、與虎謀皮，共產主義不會如此猖獗地奪走數以億計的民眾的生命。


美國對華政策的三次重大失誤

在對社會主義的本質的認定上，布希與哈耶克驚人地一致。布希的政治及經濟思想與撒切爾夫人和里根一脈相承，而這兩位在西方世界重振自由經濟的活力的政治家，均聲稱是哈耶克的門徒。換言之，布希堪稱哈耶克思想的隔代傳人。

在二十世紀的歷史上，美國的對華政策出現過三次重大的失誤。這三次失誤，是因為當政者未能認清中共政權的本質以及受到短期利益的誘惑而釀成的。這三次失誤不僅危害了美國自身的國家利益，也對自由和人權價值造成了難以挽回的傷害，用布希總統的話來說就是：「容忍暴政的政策是一個道德和戰略失敗。二十一世紀的世界再也不能重蹈這一錯誤。」

美國對華政策的第一次重大失誤是：在國共內戰中，對中共抱有一廂情願的幻想，中途放棄了對國民黨的支持，任由蘇聯幫助中共奪取了政權。當時，國民黨的腐敗無能與共產黨的偽裝及宣傳形成鮮明對比，使得美國國內出現了一種對中共具有相當好感的思潮。中共在其控制的《新華日報》等媒體上，大肆稱讚美國的民主與自由，並承諾未來的新中國要效仿美國的模式來建立（見笑蜀所編之《歷史的先聲》）。這些障眼法讓許多美國人認為，中共不會像蘇聯那樣成為西方的敵人。解甲回國的史迪威將軍和國務院系統中負責中國事務的官員們，大都持此種看法。

此一時期美國對華外交的致命錯誤在於：派遣對東方世界一無所知的二戰英雄馬歇爾將軍到中國調停國共內戰。在國民黨軍隊進軍東北、擊潰林彪的部隊之時，作為美國特使的馬歇爾卻施加壓力，迫使蔣介石宣布停戰令。馬歇爾根本不懂中國的國情和政治，他在二戰中崇高的聲望無助於他認清中共的本質，他更對中國被赤化的嚴重後果缺乏認識。他只希望國共雙方停戰，以完成自己的使命。

曾任國民政府國防部長一職的國軍名將白崇禧之子白先勇，撰有《養虎遺患——父親的憾恨》一文，論及白崇禧督戰東北時曾向蔣介石提出一份全盤計畫：乘林彪部隊潰不成軍、喪失戰鬥力之際，窮追猛打，一舉拿下東北所有重要城市；組織民眾編成三百萬民團，肅清共產黨殘餘勢力；再調五個機械化師回華北消滅聶榮臻部。當時，孫立人之精銳新一軍已在哈爾濱城下，此計畫若執行，可望全部或大部殲滅林彪余部，整個東北可以安枕。此後，無論和談，還是揮師進關、繼續以立體攻勢軍事解決，局面將完全不同。
在這稍縱即逝的關鍵時刻，蔣介石卻在美國以斷絕外援相威脅的壓力下，於六月六日（實際於六月二日已發出命令）正式向東北部隊發出停戰令。二十一日，蔣氏應周恩來的請求，竟再次宣布停戰令延長八日。蘇聯立即向中共軍隊提供大量軍需和武器，重新將其武裝起來。從此，國軍一舉獲勝的良機和優勢一去不返。至一九四六年底，東北的共軍增至三十六萬；一九四七年夏季反攻之際，增至五十萬；一九四八年冬季遼瀋決戰之際，已成一百萬大軍。遼瀋決戰，林彪的百萬大軍把國民政府駐在東北的四十七萬精銳軍隊全部消滅。此虎狼之師入關南下，平津不戰而降。淮海戰役中，國軍又被消滅六十萬。蔣介石窮途末路，只好逃往臺灣。

中國大陸赤化之後，共產黨國家的大家族中又增添了一股新生力量。中共迅速向蘇聯一邊倒，同時以美國為頭號敵人。美國不得不同時對抗蘇聯和中國兩大共產政權，還受到倨傲不遜的戴高樂主義的干擾，故深感吃力。中共建政之後不到一年，便出兵朝鮮，在韓戰中充當對抗聯軍的主力。韓戰讓美軍付出陣亡三萬六千五百二十九人、負傷十萬多人次的巨大代價。如果一九四六年美國全力援助國民黨剿滅共軍，中國大陸不至淪陷，此後也就不會發生韓戰，更不會有美軍的重大傷亡。由是觀之，美國在國共內戰中抽身而退，卻種下了碩大的禍根，不能不說是一大失誤。

美國對華政策的第二次大失誤是：尼克松貿然訪華及卡特輕率地與中國建交。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毛澤東所領導的中共政權，已經是內憂外患、窮途末路：中共與蘇聯及共產主義陣營的大多數國家都已決裂，副統帥林彪在叛逃途中墜機死亡，文革亂局持續數年而無法收場。於是，毛澤東只好向昔日最仇恨的美帝國主義拋出了橄欖枝。

此時此刻，美國政府應當拒絕中共的媚眼，繼續對中共施加戰略壓力，那麼毛晚期的統治便很難繼續下去。但是，由於缺乏歷史遠見、過於看重本人眼前的政績，基辛格和尼克松這兩名投機政客，迅速吞下毛澤東拋來的魚餌，自願充當毛的「救命稻草」。他們認為，當時蘇聯是美國的首要敵人，中共則是次要的敵人。因此，美國政府可以團結次要敵人、共同對抗首要敵人。這種思路既不明智也不道德。尼克松為了與中共實現聯手抗蘇，根本無視當時毛在國內實施的諸多駭人聽聞的政治迫害運動。

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松訪問中國大陸。這是美國總統第一次訪問一個同美國沒有正式外交關係的國家。尼克松對中國大陸長達七天的訪問，被稱為「改變世界的一週」。中共在對內宣傳時則解釋說，這是美帝國主義的總代理人前來朝拜偉大領袖毛澤東。尼克松確實也沒有向中共當局提及任何有關人權的議題。冷戰的核心內容便是捍衛人權價值，如果以犧牲人權價值為代價來贏得冷戰，那麼這種勝利也就失去了意義。尼克松將手段看得高於目的，故而在國內的政治鬥爭中出了水門竊聽之下策，成為美國有史以來惟一一名面臨彈劾而被迫辭職的總統。

一九七八年，作為冷戰時代最不稱職的總統的卡特，在未徵詢國會或要求國會同意的情況下，突然宣布與中華民國斷交，轉而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舉動是對美國賴以立國的自由價值的背叛。中共竊取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席位並與美國建交，外交上的空前成功成為其延續在國內搖搖欲墜的統治的「定心丸」。尼克松、福特和卡特三任美國總統，企圖聯中抗俄、以毒攻毒，卻讓中共置之死地而後生，不能不說是美國對華外交的又一大失誤。

美國對華政策的第三次大失誤是：在克林頓時代給予中共以永久的最惠國待遇，在對華貿易中放棄了一條起碼的「安全線」。在天安門大屠殺之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一致達成對華制裁的政策，其中惟有武器禁運一直維持至今。是否給予中國以貿易最惠國待遇，成為九十年代初美國外交政策爭論中每年一度的重要議題。正是以此為槓桿，美國將貿易問題與人權問題掛鉤。以此為著力點，迫使中共當局不得不釋放了一批重要的良心犯。

在克林頓當選總統之前，在其競選演說中多次高調宣稱，一旦當選便將「從巴格達到北京的暴君們」統統繩之以法。但是，在擔任總統之後，他立即與中共把酒言歡。從表面上堪，克林頓與江澤民之間具有某種相當親密的「私人友誼」，堪稱中美兩國有史以來國家元首之間首次締結的「個人關係」。江澤民正是依靠此種「私人友誼」鞏固了在他中國政壇的地位。

在蘇東劇變的風雨飄搖中，中共政權依賴龐大的廉價勞工市場，以有限的自由化經濟改革，維繫了其僵化的政治體系。克林頓政府致力於拓展對華貿易，卻忽略人權話題，並刻意迴避對中共的批評。克林頓訪問北京時，甚至同意在共產黨軍隊曾經屠殺學生和市民的天安門廣場舉行閱兵式。在此背景下，許多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和媒體均發表評論說，中共已經發生了令人欣喜的變化，中共不再是一個列寧主義或毛澤東主義的政黨，它有可能實現「和平演變」。與中共做生意，亦被巧妙地解釋成和平演變政策的一部分。

然而，克林頓政府對華外交中的貿易主導政策，導致中美貿易出現巨大逆差，巨額外資相繼湧入中國，成為中共政權喪失統治的合法性之後又一劑「強心針」。於是乎，中國大量的廉價商品、囚犯產品及有毒有害的食品、日用品等，潮水般地充斥西方市場，危及人類健康和公平原則。這一系列做法，堪稱美國對華外交的第三次重大失誤。


在新的歷史時期對共產主義的嶄新定位

哈耶克認為，作為一種僵化的思想體系、政治體系和經濟體系，社會主義不可能完成自我調整、自我更新，以適應時代的挑戰，並像資本主義制度一樣長期存在。哈耶克預言了社會主義必然崩潰的命運，只是沒有給出一個具體的年表罷了。他斬釘截鐵地指出：共產主義除了滅亡，別無他途。

延及二十一世紀，「九•一一」事件突然發生，迫使布希政府的對外交政策作出重大調整，其重心從東亞轉向中東。為了消除孕育伊斯蘭恐怖主義的土壤，布希提出了促進中東地區實現民主化的藍圖，並通過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啟動了第一步。為此，美國不得不暫緩對中共的壓力，甚至不得不邀請中共參與到國際反恐事業之中。這種權宜之計很容易重蹈當年尼克松、基辛格的覆轍，乃至犯下第四次對華外交的重大失誤。

幸虧布希迅速清醒過來，在經歷了中美撞機事件及由此引發的中共縱容的反美風潮、中國軍方高級將領朱成虎對美國發出核威脅、中國發射導彈擊毀衛星製造危險的太空垃圾、中國秘密向伊朗及伊拉克恐怖份子提供武器等事件之後，布希政府不再對中共抱有任何幻想，不再將其看作「戰略夥伴」。即便是親華派代表人物、前副國務卿佐利克所說的美中之間「利益攸關者」的關係，在華府也乏人問津。中共短期內雖尚無實力達到「中國威脅論」所描述的水準，它極度惡劣的人權狀況卻顯示出「麻煩製造者」的本性。

布希不像克林頓那樣照顧中共領導人的「面子」。二零零六年春，胡錦濤訪美，布希僅以例行公事的態度接待之，完全沒有克林頓對江澤民的那種親熱勁頭。在胡錦濤訪美不到一個月之後，布希率領白宮高級官員接見了來自中國大陸的三名家庭教會的基督徒及人權活動人士，讓北京當局深感難堪。在沉默數月之後，由宗教局局長葉小文出面，批評布希政府的舉動是不恰當的。二零零七年六月，布希在布拉格接見了二十九名來自各個專制國家的異議人士，其中包括來自中國的維族人權活動家熱比婭和自由派學者劉軍寧。中方立即作出回應說，熱比婭是「東突」恐怖份子。二零零七年六月十二日，布希親自出席華盛頓共產主義死難者紀念碑揭幕儀式併發表演講，其演講的核心內容便是：共產主義與國際恐怖主義乃是一丘之貉，忘記和漠視共產主義已經犯下的和正在進行的罪惡，就是對自由的背叛，就是道德上的失敗，就是對國際安全的玩忽職守。中共外交部發言人兩次批評美國政府此舉是出於「冷戰思維」。不久，由《人民日報》控制的官方喉舌《國際先驅導報》，發表長篇歪曲報導，聲稱該紀念碑的落成是少數反華勢力操縱的結果，該紀念碑在美國無人問津。據其駐華盛頓的記者觀察，「二十分鐘內僅有兩人參觀」。該報導卻不敢引述布希總統演講的原文，更不敢點明該紀念碑所採用的乃是當年天安門廣場的民主女神像。

布希總統的兩篇演講的主線互相關聯，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他在布拉格的演講中，毫不畏懼地點出了中國的名字，他說：「中國的領導人認為，他們可以繼續開放本國的經濟而不用改革其政治體制。我們不同意這一觀點。」在由美國國務院發表的一年一度的人權報告中，中國一直是被嚴厲批評的對象。當然，批評是不夠的，美國也在採取各種措施促使包括中共在內的各個專制國家改善其人權狀況。布希總統告訴全世界說：「我們正在採取新的步驟，加強我們的支持力度。最近我們設立了人權守護者基金，為受到專制政府逮捕或毆打的民主活動家提供法律辯護、醫療救助等援助措施。我強烈支持會議準備發表的《布拉格文件》，文件指出，‘保護人權對國際和平和安全至關重要’。為了實現宣言的目標，我已要求賴斯國務卿向每一個在不自由國家的美國大使發出指令：竭力尋找並會見民主運動活動家，竭力尋找要求人權的人們。」二零零六年五月，我在與布希總統會談的時候，他曾經親自詢問說「我們怎麼做才能更好地幫助你們？」我的建議之一便是，美國駐華使館可以更積極地通過各種方式來幫助人權活動人士。在此後我接受美國駐華大使雷德宴請的時候，雷德大使也向我轉告了布希總統的這一叮囑。如今，布希又將「竭力尋找並會見民主運動活動家，竭力尋找要求人權的人們」作為賦予「每一個在不自由國家的美國大使」的不可推卸的職責。

「九•一一」事件是美國建國兩百多年來，其本土惟一一次遭受的直接攻擊。「九•一一」事件在很多方面改變了美國，也改變了世界。此後，「反恐」成為一項全球絕大多數國家共同參與的事業。但是，布希總統清晰地知道，「反恐」並不意味著同時便消極「容共」。因為共產主義本身便是一種國家恐怖主義。今天，共產主義的殘存勢力，儘管無法像其高峰時期那樣四處「輸出革命」、煽風點火、破壞世界和平，但只要它還存在，世界持久的和平便得不到根本的保障。布希總統在共產主義死難者紀念碑的揭幕儀式上說：「給二十世紀帶來生靈塗炭的邪惡和憎恨今天依然存在於這個世界上。我們在二零零一年‘九•一一’事件中看到了這張面孔。同共產黨一樣，那些襲擊我們國家的恐怖份子和激進份子都是冷血的意識形態的追隨者，他們鄙視自由、壓制異己、野心勃勃，謀求建立極權統治。同共產黨一樣，我們新的敵人相信，可以通過濫殺無辜來實現他們激進的目標。同共產黨一樣，我們新的敵人對自由人民不屑一顧，聲稱我們這些享有自由的人是懦弱的，聲稱我們缺乏捍衛自由生活方式的決心。同共產黨一樣，那些暴力的伊斯蘭激進主義的追隨者注定要滅亡！」

這是布希演講中不可忽視的部分。共產主義就是恐怖主義，這不是一種牽強附會的話語策略，更不是一種故作驚人之語式的對共產主義的醜化。正如昔日的哈耶克指出了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之間的共同性一樣，今天的布希總統也指出了共產主義與恐怖主義之間的共同性。其實，這只是常識而已，不過沒有人敢於說出來罷了。

昔日，蘇聯和中共的力量向全球擴展，似乎現代民主自由而奢侈的西方世界將被高度組織化和軍事化的共產主義陣營所擊敗，共產黨存在的惟一性似乎保證了它存在的永恆性，沒有反對派的共產黨似乎是不可戰勝的。但是，在一片悲觀的嘆息中，哈耶克卻樂觀地看到了希望之所在。正如當年流亡於孤島的中國自由主義開山鼻祖胡適，在失敗主義烏雲的籠罩下，卻無比樂觀地預測說，未來的中國必將是自由的中國、未來的世界必將是自由的世界。

今天，布希總統也有這樣的樂觀精神。他不打算與共產主義這個「超級恐怖主義」實現某種「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式的「和平共處」，那是一種自欺欺人的做法罷了。是的，一個殺害了超過一億民眾生命的獨裁製度，不是「超級恐怖主義」又是什麼呢？說它是「超級恐怖主義」，難道有絲毫的誇張之處嗎？而自由世界的人們、以及在共產主義治下不願做奴隸的人們，也無須恐懼專制政權的淫威，正如布希總統充滿激情地宣稱的那樣：「我們相信自由的力量，因為我們已經看見自由戰勝了歷史上的專制、暴政和恐懼。」讓一切熱愛自由的人共同努力，將包括中共政權在內的所有邪惡勢力掃進歷史的垃圾堆。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