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袁世凱和中共的新聞管制

這裡向大家介紹清朝和袁世凱時代的新聞管制，並與現今中共的新聞禁制做一下對比。內容來自著名政論家溫輝先生的文章「甚於清朝的新聞禁制」和「似與非似袁世凱」

十九世紀初葉報紙雜誌在中國的開始出現。在百日維新之前，從1896年到1898年兩年間，議論朝政、鼓吹改革的報刊已經多達二三十種。百日維新期間，光緒皇帝「下諭」道：「報館之設，所以宣國是而通民情，必須亟為倡辦」。光緒頒布了「允許自由創立報館、學會」的詔令。於是人民便有了一定程度的言論、出版、結社的自由，而且有一定的法制保障。光緒並指示工部尚書「定報律」。這期間，北京、天津、上海、漢口等地「報館林立」，民間輿論，生氣勃勃。百日維新之後，變法失敗，慈禧專權，壓制輿論。但是報刊活動壓而不死，有時還強烈反彈。以當時立場「中性」的《大公報》為例，可以瞭解百日維新之後清朝的新聞管制。

《大公報》正式創刊於1902年6月，即慈禧政變後四年，該報創刊人英斂之在創刊當天發表的《大公報出版序言》裡，力揭慈禧1901年迴鑾後搞的一套假變法及其清朝的朝政腐敗，文章誓言《大公報》要「知無不言」，既不「如寒蟬之無聲，漠視吾國沉淪而不救」，... 更不「求悅當今一二人之耳目」。文章指名道姓，痛罵慈禧的親信大臣「剛毅國賊」專橫跋扈。特別突出的是《大公報》對以出賣戊戌維新志士起家，其後成為慈禧手下大紅人的袁世凱，不斷抗爭。

該報創刊才兩個月，袁世凱即指使別人下令「禁郵禁閱」《大公報》。《大公報》立即揭露：「觸當道之怒，嚴禁士人購閱，不准郵局寄遞」，這個當道者「實為我最有權力之長官」，即指袁世凱。該報又言，國要興，必須「拔凶邪」，「洗滌刮磨」那些當權的高官。袁世凱「硬功」強壓無效，便使出「軟功」，用名利收買英斂之，但也失敗了。英斂之連續發表評論，聲言「一息尚存，勉盡天職」「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其敢言敢鬥之精神，使袁世凱這個清末「魔王」，也無技可施。

不過清王朝最末十年，對當時革命派報刊的鎮壓則絕不手軟，不斷加以查封、扼殺。其中以1903年5月對號召「四萬萬同胞」起來「殺皇帝」「倒政府」，以 「革命軍」「掃除數千年之專制政體」的《蘇報》查封捕人，最為轟動。不過，對「犯案」者的「專政」還算有點「克制」，如對1905年逮捕的該報負責人陳範，到第二年就讓他取保開釋。這比起中共對待新聞界或與新聞界有關連的人士，動輒扣上「反革命」「顛覆政府」的帽子而蠻橫地處以重刑，不是令人頗有「寬鬆」之感嗎？

「政府官吏好與我報紙為敵。」這是1905年3月12日（光緒31年2月7日）上海《時報》說的話。不過，比起中共來，清政府的新聞統治和輿論箝制可算是「寬鬆」的了。

第一，中共執政後才數年，全國就不存在民營報紙了。舉一個例子，上海私營的《文匯報》在五十年代初期便被迫「國有化」。而在清朝，從1815年至 1894年，全國就有民營報紙七十六種。1910年聯署成立全國性新聞團體的報紙就有四十家，其中上海六家、北京七家、南京二家、東三省九家、浙江三家、江西三家、廣東二家、四川二家、香港、漢口、福建、貴州、蕪湖、無錫各一家。沒參與聯署的報館不止此數。直到清亡，民營報紙從來沒有絕跡。

第二，中共官報即黨的喉舌，是輿論一律，政見一致，不容許對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黨領袖言行稍有非議。而清廷治下，民營報紙議朝政、貶時弊、揭官場腐敗，雖然風險不小，但仍有一定空間。這空間時大時小，但從來沒有出現全遭封殺的情況。

第三，中共對於以文字（包括大字報）表達不同政見以及和海外、香港傳媒有點聯繫、提供文稿的寫作者，動輒以莫須有的「泄密」罪名逮捕入獄，刑期往往達十年以上，在清朝，一些被朝廷誣為「莠言亂政」、橫遭逮捕的報界人士，處刑多半是二年左右，已屬「從重懲辦」。這是說，清朝的新聞禁制有時雖凶，但遠遠凶不過中共。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兩個多月內，南京臨時政府和中華民國先後成立，各省代表會議選舉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再過一個多月（1912年2 月），清帝退位，臨時參議院選舉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1913年，袁世凱取消了1912年孫中山主持的制憲會議所制定的確定人民享有言論、著作、刊行、集會、結社、信仰等自由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另訂《中華民國約法》，規定「大總統總攬統治權」，集全國行政、立法、軍事大權於一身，對人民的民主自由權利加以變相限制。民主憲政至此名存實亡。

袁世凱在他執政的四年多期間，殘酷地鎮壓不同政見的黨派，扼殺不同聲音的輿論。他頒布了限制新聞出版自由的《出版法》，其基本內容類似《大清報律》，但比《大清報律》更加苛刻。

《大清報律》是1908年1月（光緒三十三年十二月）頒布的，比1906年頒布的中國第一次新聞立法《大清印刷物專律》對新聞的限制更嚴。同年九月頒布的《欽定憲法大綱》其中規定「臣民於法律範圍以內，所有言論、著作、出版及集會、結社等事均准自由」。雖然是官樣文章，新聞統制還算有點鬆動。對於報刊的某些限制，各報館並不遵守，就是你限制你的，我行我素。

袁世凱的《出版法》源於《報律》又嚴於《報律》，例如對「違反規定」者的處罰，《大清報律》規定的最高處分為「六個月以上二年以下」，袁世凱的規定卻是處以「五年有期徒刑」，「沒收印本或印版」。尤有甚者，《出版法》規定模糊不清，可作各種解釋，以便隨意羅織罪名，封報抓人。如上海《時事新報》、天津《民意報》、長沙《大公報》等都是被控 「言論激烈」「議論悖謬」「無端造謠」而遭受查封的。據統計，袁世凱執政期間（1912-1916），全國報刊由五百多家下降至一百多家，其中被查封而休刊的不在少數。被捕下獄的報人則「時有所聞」。

袁世凱的暴政在新聞界的江海中激起抗爭的巨浪。他的《出版法》和對言論的嚴控受到各方抨擊，如北京報界同志會就上書反對《出版法》，記者黃遠生指袁世凱政府鉗制新聞自由甚於清政府，上海《時報》直指袁政權摧殘新聞自由，「彼之所不欲聞者，而報界又聒不舍也；彼之所欲蓋者，而報紙輒其覆也；彼之所欲進行者，而報紙時礙其步也。」天津《民意報》在非議無理查封報刊時坦言：「以言論激烈之罪，遂科以停刊之罰，中華民國有此法律乎？以言論激烈之故，至塞其口，使不得言，約法上言論自由之規定，不亦多事乎！」

袁世凱一九一六年死後，他的繼承者對新聞出版的統制稍為放寬，過去被封的報刊紛紛復刊，新的報紙也陸續創刊。到該年底，全國報刊又增至三百多家。但是，害怕輿論監察的北京政府，根據袁氏《出版法》及一九一八年頒布的更加嚴苛的《報紙法》，再刮起禁報風。張勛、段祺瑞都是新聞自由的殺手。從一九一八到一九一九，全國被查封的報刊就超過一百家。

摧殘新聞自由的惡行，遭到舉國抗議，京滬津湘等地新聞界、出版界、學界群起要求北京政府廢除《出版法》，保障新聞出版自由。北京新聞界成立了「言論自由期成會」，多次派出代表向北京政府請願，要求廢止惡法。1926年初，上海各公團聯合會上書內務部司法部，要求北京政府廢除《出版法》。與此同時，北京新聞文化界召開「北京新聞界爭自由大同盟」大會，會上一致通過了請求廢止《出版法》的呈文，並派代表分送總統府、國務院。此外還決定發動一場聲勢浩大的廢止《出版法》運動。在全社會輿論壓力下，北京段祺瑞政府不得不於1926年1月27日宣布廢除袁世凱的《出版法》。

從袁世凱到段祺瑞，從1912到1926，這個亂紛紛的軍事專制時期，反新聞壓制的鬥爭一直存在和發展。和中共治下新聞事業、新聞自由的命運相比，哪個時代更加不幸，應該是不難判斷的。不說別的，光看民間辦報的績分表，中共和袁世凱們的比數就是0:100或0:300。在一個專制的政權統治下，新聞自由比稀有金屬更加稀有，尤其是在中共一黨專政的制度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