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袁世凯和中共的新闻管制

这里向大家介绍清朝和袁世凯时代的新闻管制，并与现今中共的新闻禁制做一下对比。内容来自著名政论家温辉先生的文章“甚于清朝的新闻禁制”和“似与非似袁世凯”

十九世纪初叶报纸杂志在中国的开始出现。在百日维新之前，从1896年到1898年两年间，议论朝政、鼓吹改革的报刊已经多达二三十种。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皇帝“下谕”道：“报馆之设，所以宣国是而通民情，必须亟为倡办”。光绪颁布了“允许自由创立报馆、学会”的诏令。于是人民便有了一定程度的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而且有一定的法制保障。光绪并指示工部尚书“定报律”。这期间，北京、天津、上海、汉口等地“报馆林立”，民间舆论，生气勃勃。百日维新之后，变法失败，慈禧专权，压制舆论。但是报刊活动压而不死，有时还强烈反弹。以当时立场“中性”的《大公报》为例，可以了解百日维新之后清朝的新闻管制。

《大公报》正式创刊于1902年6月，即慈禧政变后四年，该报创刊人英敛之在创刊当天发表的《大公报出版序言》里，力揭慈禧1901年回銮后搞的一套假变法及其清朝的朝政腐败，文章誓言《大公报》要“知无不言”，既不“如寒蝉之无声，漠视吾国沉沦而不救”，... 更不“求悦当今一二人之耳目”。文章指名道姓，痛骂慈禧的亲信大臣“刚毅国贼”专横跋扈。特别突出的是《大公报》对以出卖戊戌维新志士起家，其后成为慈禧手下大红人的袁世凯，不断抗争。

该报创刊才两个月，袁世凯即指使别人下令“禁邮禁阅”《大公报》。《大公报》立即揭露：“触当道之怒，严禁士人购阅，不准邮局寄递”，这个当道者“实为我最有权力之长官”，即指袁世凯。该报又言，国要兴，必须“拔凶邪”，“洗涤刮磨”那些当权的高官。袁世凯“硬功”强压无效，便使出“软功”，用名利收买英敛之，但也失败了。英敛之连续发表评论，声言“一息尚存，勉尽天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其敢言敢斗之精神，使袁世凯这个清末“魔王”，也无技可施。

不过清王朝最末十年，对当时革命派报刊的镇压则绝不手软，不断加以查封、扼杀。其中以1903年5月对号召“四万万同胞”起来“杀皇帝”“倒政府”，以 “革命军”“扫除数千年之专制政体”的《苏报》查封捕人，最为轰动。不过，对“犯案”者的“专政”还算有点“克制”，如对1905年逮捕的该报负责人陈范，到第二年就让他取保开释。这比起中共对待新闻界或与新闻界有关连的人士，动辄扣上“反革命”“颠覆政府”的帽子而蛮横地处以重刑，不是令人颇有“宽松”之感吗？

“政府官吏好与我报纸为敌。”这是1905年3月12日（光绪31年2月7日）上海《时报》说的话。不过，比起中共来，清政府的新闻统治和舆论箝制可算是“宽松”的了。

第一，中共执政后才数年，全国就不存在民营报纸了。举一个例子，上海私营的《文汇报》在五十年代初期便被迫“国有化”。而在清朝，从1815年至 1894年，全国就有民营报纸七十六种。1910年联署成立全国性新闻团体的报纸就有四十家，其中上海六家、北京七家、南京二家、东三省九家、浙江三家、江西三家、广东二家、四川二家、香港、汉口、福建、贵州、芜湖、无锡各一家。没参与联署的报馆不止此数。直到清亡，民营报纸从来没有绝迹。

第二，中共官报即党的喉舌，是舆论一律，政见一致，不容许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领袖言行稍有非议。而清廷治下，民营报纸议朝政、贬时弊、揭官场腐败，虽然风险不小，但仍有一定空间。这空间时大时小，但从来没有出现全遭封杀的情况。

第三，中共对于以文字（包括大字报）表达不同政见以及和海外、香港传媒有点联系、提供文稿的写作者，动辄以莫须有的“泄密”罪名逮捕入狱，刑期往往达十年以上，在清朝，一些被朝廷诬为“莠言乱政”、横遭逮捕的报界人士，处刑多半是二年左右，已属“从重惩办”。这是说，清朝的新闻禁制有时虽凶，但远远凶不过中共。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两个多月内，南京临时政府和中华民国先后成立，各省代表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再过一个多月（1912年2 月），清帝退位，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1913年，袁世凯取消了1912年孙中山主持的制宪会议所制定的确定人民享有言论、著作、刊行、集会、结社、信仰等自由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另订《中华民国约法》，规定“大总统总揽统治权”，集全国行政、立法、军事大权于一身，对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加以变相限制。民主宪政至此名存实亡。

袁世凯在他执政的四年多期间，残酷地镇压不同政见的党派，扼杀不同声音的舆论。他颁布了限制新闻出版自由的《出版法》，其基本内容类似《大清报律》，但比《大清报律》更加苛刻。

《大清报律》是1908年1月（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颁布的，比1906年颁布的中国第一次新闻立法《大清印刷物专律》对新闻的限制更严。同年九月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其中规定“臣民于法律范围以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自由”。虽然是官样文章，新闻统制还算有点松动。对于报刊的某些限制，各报馆并不遵守，就是你限制你的，我行我素。

袁世凯的《出版法》源于《报律》又严于《报律》，例如对“违反规定”者的处罚，《大清报律》规定的最高处分为“六个月以上二年以下”，袁世凯的规定却是处以“五年有期徒刑”，“没收印本或印版”。尤有甚者，《出版法》规定模糊不清，可作各种解释，以便随意罗织罪名，封报抓人。如上海《时事新报》、天津《民意报》、长沙《大公报》等都是被控 “言论激烈”“议论悖谬”“无端造谣”而遭受查封的。据统计，袁世凯执政期间（1912-1916），全国报刊由五百多家下降至一百多家，其中被查封而休刊的不在少数。被捕下狱的报人则“时有所闻”。

袁世凯的暴政在新闻界的江海中激起抗争的巨浪。他的《出版法》和对言论的严控受到各方抨击，如北京报界同志会就上书反对《出版法》，记者黄远生指袁世凯政府钳制新闻自由甚于清政府，上海《时报》直指袁政权摧残新闻自由，“彼之所不欲闻者，而报界又聒不舍也；彼之所欲盖者，而报纸辄其覆也；彼之所欲进行者，而报纸时碍其步也。”天津《民意报》在非议无理查封报刊时坦言：“以言论激烈之罪，遂科以停刊之罚，中华民国有此法律乎？以言论激烈之故，至塞其口，使不得言，约法上言论自由之规定，不亦多事乎！”

袁世凯一九一六年死后，他的继承者对新闻出版的统制稍为放宽，过去被封的报刊纷纷复刊，新的报纸也陆续创刊。到该年底，全国报刊又增至三百多家。但是，害怕舆论监察的北京政府，根据袁氏《出版法》及一九一八年颁布的更加严苛的《报纸法》，再刮起禁报风。张勋、段祺瑞都是新闻自由的杀手。从一九一八到一九一九，全国被查封的报刊就超过一百家。

摧残新闻自由的恶行，遭到举国抗议，京沪津湘等地新闻界、出版界、学界群起要求北京政府废除《出版法》，保障新闻出版自由。北京新闻界成立了“言论自由期成会”，多次派出代表向北京政府请愿，要求废止恶法。1926年初，上海各公团联合会上书内务部司法部，要求北京政府废除《出版法》。与此同时，北京新闻文化界召开“北京新闻界争自由大同盟”大会，会上一致通过了请求废止《出版法》的呈文，并派代表分送总统府、国务院。此外还决定发动一场声势浩大的废止《出版法》运动。在全社会舆论压力下，北京段祺瑞政府不得不于1926年1月27日宣布废除袁世凯的《出版法》。

从袁世凯到段祺瑞，从1912到1926，这个乱纷纷的军事专制时期，反新闻压制的斗争一直存在和发展。和中共治下新闻事业、新闻自由的命运相比，哪个时代更加不幸，应该是不难判断的。不说别的，光看民间办报的绩分表，中共和袁世凯们的比数就是0:100或0:300。在一个专制的政权统治下，新闻自由比稀有金属更加稀有，尤其是在中共一党专政的制度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