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歐社會民主主義的特點
前不久中國領導人胡錦濤訪問瑞典時，正是國外內討論謝韜的《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一文很熱火的時候，於是網上有人開玩笑說：「看，胡錦濤到瑞典去學習民主社會主義去了！」讓熱愛蘇聯文學作品《卓婭和舒拉》的胡錦濤，去瑞典著名作家斯特林堡的小說《紅房子》中，認識社會民主主義產生的歷史背景，我看還是有點難度的。
就在北歐最美麗的六月，胡錦濤先生在「山不在高，有仙則名」的瑞典訪問了幾天。他不但會見了國王和首相，還到處碰到抗議中共侵犯人權的遊行示威人群，這些抗議者毫不客氣地給他上了常識第一課：北歐社會民主主義根本不同於前蘇聯的社會主義。
◎ 誤讀「瑞典模式」的苦心
在讀各位的討論文章中，我有一個困惑，即中國學者口口聲聲稱「瑞典民主社會主義」，而瑞典人自己使用的稱呼卻是「社會民主主義」（Socialdemokratin）。有人認為，稱呼不同沒有關係，只要大家說的是一回事就行。
但在我看來，改變了這個詞的次序，意思就不太對了。使用「民主社會主義」一詞，就把瑞典模式納入了馬克思旗下的社會主義陣營，比較左傾一點。而使用「社會民主主義」一詞，瑞典模式就仍然在資本主義體制之內，是諸如「第三條道路」之類的中間社會形態。
這一點區別是如此清楚：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立足於公有制和階級鬥爭，對資本主義財產關係、法權觀念和經濟制度進行了根本否定；而瑞典社會民主主義卻是遵循普世文明價值的，將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優點融合在一起，使瑞典社會既免於放任資本主義下的不公，又免於社會主義中央集權下的效率不彰。
謝韜老等國內優秀知識份子，為了給中國尋找一個更為人性的社會制度，把目光投向北歐，這是對的，是值得欽佩的。謝韜老認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再也不能拖延了，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
雖然知道瑞典完全是私有制國家，但謝韜們仍然要把瑞典納入馬克思主義旗下的社會主義陣營，為此，他們闡述了一種新型的社會主義理論。這種創新的觀點大致是這樣：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需要現代化。由於社會主義的終極價值追求是實現社會成員的普遍幸福，所以，普遍幸福主義就是社會主義，有利於老百姓過好日子的主義就是社會主義。
這種新觀點看起來可以自圓其說，但實質上卻是對瑞典模式的誤讀。筆者曾在一篇談論瑞典資本家的文章中提到，瑞典模式應該稱為「人道資本主義」，因為它是大資本家財團壟斷經濟的社會，該國百分之九十的企業在私人手中。
為什麼這麼多博學的人們，會誤讀瑞典模式呢？我想，這也許是一個策略的需要。當前，中國官方的主流話語在名義上仍然是馬克思主義，要引進瑞典模式，只有將之與主流話語掛鉤，符合共產黨的「政治正確」，才有可能被接受。這種特定條件下的誤讀，一片苦心可鑒，所引起的大討論是很有意義的。
◎ 從歷史淵源看特殊政治形態
在筆者看來，瑞典模式和馬克思主義關係不大，它本質上是斯堪的拉維亞特有的政治形態。植根於古代鄉村的瑞典式民主，與歐美很多國家的民主有所不同。
據《瑞典史》記述，早在公元500年，瑞典農民就制訂瞭解決一切爭執的規則，農業社會內部就有平均主義的分配模式，這是一種用來對付北歐寒冷氣候的原始民主體制。海盜時期，出征的海盜是由村落或氏族集體討論決定的，海盜們必須像兄弟般團結搏鬥，才能適應當時的社會條件。因此，即使他們在拿起牛角喝酒時，也要考慮其他海盜兄弟能喝到同樣的份量。
到後來，瑞典發展成為一個君主立憲制國家。1723年，議會成為最高權力機構，參加者有教士、貴族、資產者和農民四個等級，這即是說，社會各階層都有自己的利益代言人。到18世紀30年代，議會中出現了政黨的雛形，分庭抗禮的兩派，一是代表大貴族的「禮帽黨」，二是代表市民階級的「便帽黨」。作為瑞典模式的關鍵——以議會制來分權制衡，在瑞典歷史上存在已有二、三百年了。
直到19世紀末，瑞典才從貧窮的農業國逐步發展工業，工會運動由此興起。1889年，瑞典社會民主工人黨成立，創始人是亞爾馬·布蘭亭。這個時期，社民黨的指導思想受到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並不否定暴力革命。其黨綱一度宣稱：「通過階級鬥爭剝奪資本主義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以社會控制和管理取而代之。」
1925年布蘭亭逝世，接替他任社民黨主席的阿爾賓·漢森走向社會改良主義。他提出「人民之家」的口號，實施提供各種社會保障的改良措施，代替以前提出的階級鬥爭和生產資料社會化的政策主張。而後社民黨長期執政，和資本家合作，奠定「瑞典模式」的基礎。用前首相帕爾梅的話說：「我們社會民主黨人在一定程度上處於與資本主義共生的狀態。」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瑞典模式是在社民黨拋棄馬克思主義之後，才得以誕生的。它有自己的歷史淵源，有瑞典傳統的「中庸之道」（lagom）哲學的影響，因而能夠在資本主義制度內部，以各種措施保護工人利益。
◎ 企業利潤大餅怎麼分吃？
今年五月，北歐航空公司（SAS）爆發了一場罕見的大規模罷工，各航班飛機癱瘓，殃及大批乘客。SAS員工們的要求不外乎改善工作條件，減少工作時間和增加工資。開始僱主的態度很強硬，罷工拖延了五天才獲得解決。
儘管知道罷工是員工的基本權利，但我們並不太同情罷工者，因為SAS員工的工資不但比我們教育部門的員工高得多，也比其他航空公司的員工要高。有一位被耽誤航班的美國乘客，甚至在電視上對罷工者忿忿不平地說：「你們不願幹，走人好了。」
然而奇妙的是，不管我們怎麼不看好這場罷工，罷工者居然贏了。原因在哪裡？罷工伊始，瑞典政府不直接介入，只是一旁靜觀事態的發展，促進雙方談判。罷工鬧到最後，僱主方面損失巨大，挺不住了。既然他們不可能要全部員工「走人」，於是只得和工會重簽集體協議。
對SAS罷工者來說，他們的工資雖然比一般行業要高，但私人企業的資本家獲得的利潤更大，因此員工有權要求更好的待遇。這就是說，甜餅做大了，各方都要公正地多分一點。這就是北歐平等精神的體現。
有趣的是，去年SAS公司在飛往中國的航線上僱用了35名中國空姐，其工資只是丹麥空姐的五分之一。此事被丹麥工會揭露，工會主席暗示性地發出了罷工威脅。SAS公司發言人只好出面解釋，說他們只是在飛中國的航線上需要一些懂中文的空姐，絕對無意在其他洲際和歐洲航線上低薪僱用職員。北歐工會的強大力量可見一斑。
根據有關統計，在西方發達國家，員工的工資收入一般都佔國民生產總值的50-60%；而在中國，員工工資只佔國民生產總值的11%左右。這個數字對比，很能說明當今中國工人的悲哀現狀。為什麼中國工人不能爭取更高的工資水準？原因很簡單，因為他們手中沒有北歐工人擁有的有力武器：組織起來罷工。無法與老闆討價還價，中國工人在當今的利益大餅中，就分不到自己應有的份額。
◎ 財富分享和民主政治
在最近的「北歐熱」中，我讀到《南方週末》上的一篇文章，題目是《北歐和諧,前提是分享》。作者關山，是廣東省委宣傳部工作人員。關山認為：「獨特的北歐模式——其最重要的一點是，全民創造的財富，應該通過稅收槓桿由全民分享。」「不強調在生產領域的集中，但在收入再分配領域實行集中。」
關山的論述，可以說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認為全民分享財富是北歐模式成功的關鍵，這是對的，但他沒有說明，財富分享的前提又是什麼？如果北歐沒有民主制度分權制衡，政府不能保障法律規定的工人結社自由和罷工權利，工人不能組織起來集體談判，那麼，天性唯利是圖的資本家，憑什麼要多切大餅給工人分享？
這就是國內一些官方學者的侷限，他們看到了北歐和諧後面的分配體制，卻不能或不敢從政治制度上找原因。他們或許以為，在仍然保留一黨專制的體制下，能夠通過財富的分享，達到社會的和諧，這是一種近乎做夢的幻想。沒有民主政治的制約，中國式的野蠻資本主義，只會變本加厲地巧取豪奪，黑磚窯之類的惡性事件層出不窮，哪裡還會有什麼和諧？
在討論瑞典模式時，我們不能忘記的一點是：在英國《經濟學家》統計的全球民主主義排名中，瑞典以9.88的成績排名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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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香港《爭鳴》雜誌2007年7月號(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前不久中國領導人胡錦濤訪問瑞典時，正是國外內討論謝韜的《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一文很熱火的時候，於是網上有人開玩笑說：「看，胡錦濤到瑞典去學習民主社會主義去了！」讓熱愛蘇聯文學作品《卓婭和舒拉》的胡錦濤，去瑞典著名作家斯特林堡的小說《紅房子》中，認識社會民主主義產生的歷史背景，我看還是有點難度的。
就在北歐最美麗的六月，胡錦濤先生在「山不在高，有仙則名」的瑞典訪問了幾天。他不但會見了國王和首相，還到處碰到抗議中共侵犯人權的遊行示威人群，這些抗議者毫不客氣地給他上了常識第一課：北歐社會民主主義根本不同於前蘇聯的社會主義。
◎ 誤讀「瑞典模式」的苦心
在讀各位的討論文章中，我有一個困惑，即中國學者口口聲聲稱「瑞典民主社會主義」，而瑞典人自己使用的稱呼卻是「社會民主主義」（Socialdemokratin）。有人認為，稱呼不同沒有關係，只要大家說的是一回事就行。
但在我看來，改變了這個詞的次序，意思就不太對了。使用「民主社會主義」一詞，就把瑞典模式納入了馬克思旗下的社會主義陣營，比較左傾一點。而使用「社會民主主義」一詞，瑞典模式就仍然在資本主義體制之內，是諸如「第三條道路」之類的中間社會形態。
這一點區別是如此清楚：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立足於公有制和階級鬥爭，對資本主義財產關係、法權觀念和經濟制度進行了根本否定；而瑞典社會民主主義卻是遵循普世文明價值的，將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優點融合在一起，使瑞典社會既免於放任資本主義下的不公，又免於社會主義中央集權下的效率不彰。
謝韜老等國內優秀知識份子，為了給中國尋找一個更為人性的社會制度，把目光投向北歐，這是對的，是值得欽佩的。謝韜老認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再也不能拖延了，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
雖然知道瑞典完全是私有制國家，但謝韜們仍然要把瑞典納入馬克思主義旗下的社會主義陣營，為此，他們闡述了一種新型的社會主義理論。這種創新的觀點大致是這樣：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需要現代化。由於社會主義的終極價值追求是實現社會成員的普遍幸福，所以，普遍幸福主義就是社會主義，有利於老百姓過好日子的主義就是社會主義。
這種新觀點看起來可以自圓其說，但實質上卻是對瑞典模式的誤讀。筆者曾在一篇談論瑞典資本家的文章中提到，瑞典模式應該稱為「人道資本主義」，因為它是大資本家財團壟斷經濟的社會，該國百分之九十的企業在私人手中。
為什麼這麼多博學的人們，會誤讀瑞典模式呢？我想，這也許是一個策略的需要。當前，中國官方的主流話語在名義上仍然是馬克思主義，要引進瑞典模式，只有將之與主流話語掛鉤，符合共產黨的「政治正確」，才有可能被接受。這種特定條件下的誤讀，一片苦心可鑒，所引起的大討論是很有意義的。
◎ 從歷史淵源看特殊政治形態
在筆者看來，瑞典模式和馬克思主義關係不大，它本質上是斯堪的拉維亞特有的政治形態。植根於古代鄉村的瑞典式民主，與歐美很多國家的民主有所不同。
據《瑞典史》記述，早在公元500年，瑞典農民就制訂瞭解決一切爭執的規則，農業社會內部就有平均主義的分配模式，這是一種用來對付北歐寒冷氣候的原始民主體制。海盜時期，出征的海盜是由村落或氏族集體討論決定的，海盜們必須像兄弟般團結搏鬥，才能適應當時的社會條件。因此，即使他們在拿起牛角喝酒時，也要考慮其他海盜兄弟能喝到同樣的份量。
到後來，瑞典發展成為一個君主立憲制國家。1723年，議會成為最高權力機構，參加者有教士、貴族、資產者和農民四個等級，這即是說，社會各階層都有自己的利益代言人。到18世紀30年代，議會中出現了政黨的雛形，分庭抗禮的兩派，一是代表大貴族的「禮帽黨」，二是代表市民階級的「便帽黨」。作為瑞典模式的關鍵——以議會制來分權制衡，在瑞典歷史上存在已有二、三百年了。
直到19世紀末，瑞典才從貧窮的農業國逐步發展工業，工會運動由此興起。1889年，瑞典社會民主工人黨成立，創始人是亞爾馬·布蘭亭。這個時期，社民黨的指導思想受到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並不否定暴力革命。其黨綱一度宣稱：「通過階級鬥爭剝奪資本主義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以社會控制和管理取而代之。」
1925年布蘭亭逝世，接替他任社民黨主席的阿爾賓·漢森走向社會改良主義。他提出「人民之家」的口號，實施提供各種社會保障的改良措施，代替以前提出的階級鬥爭和生產資料社會化的政策主張。而後社民黨長期執政，和資本家合作，奠定「瑞典模式」的基礎。用前首相帕爾梅的話說：「我們社會民主黨人在一定程度上處於與資本主義共生的狀態。」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瑞典模式是在社民黨拋棄馬克思主義之後，才得以誕生的。它有自己的歷史淵源，有瑞典傳統的「中庸之道」（lagom）哲學的影響，因而能夠在資本主義制度內部，以各種措施保護工人利益。
◎ 企業利潤大餅怎麼分吃？
今年五月，北歐航空公司（SAS）爆發了一場罕見的大規模罷工，各航班飛機癱瘓，殃及大批乘客。SAS員工們的要求不外乎改善工作條件，減少工作時間和增加工資。開始僱主的態度很強硬，罷工拖延了五天才獲得解決。
儘管知道罷工是員工的基本權利，但我們並不太同情罷工者，因為SAS員工的工資不但比我們教育部門的員工高得多，也比其他航空公司的員工要高。有一位被耽誤航班的美國乘客，甚至在電視上對罷工者忿忿不平地說：「你們不願幹，走人好了。」
然而奇妙的是，不管我們怎麼不看好這場罷工，罷工者居然贏了。原因在哪裡？罷工伊始，瑞典政府不直接介入，只是一旁靜觀事態的發展，促進雙方談判。罷工鬧到最後，僱主方面損失巨大，挺不住了。既然他們不可能要全部員工「走人」，於是只得和工會重簽集體協議。
對SAS罷工者來說，他們的工資雖然比一般行業要高，但私人企業的資本家獲得的利潤更大，因此員工有權要求更好的待遇。這就是說，甜餅做大了，各方都要公正地多分一點。這就是北歐平等精神的體現。
有趣的是，去年SAS公司在飛往中國的航線上僱用了35名中國空姐，其工資只是丹麥空姐的五分之一。此事被丹麥工會揭露，工會主席暗示性地發出了罷工威脅。SAS公司發言人只好出面解釋，說他們只是在飛中國的航線上需要一些懂中文的空姐，絕對無意在其他洲際和歐洲航線上低薪僱用職員。北歐工會的強大力量可見一斑。
根據有關統計，在西方發達國家，員工的工資收入一般都佔國民生產總值的50-60%；而在中國，員工工資只佔國民生產總值的11%左右。這個數字對比，很能說明當今中國工人的悲哀現狀。為什麼中國工人不能爭取更高的工資水準？原因很簡單，因為他們手中沒有北歐工人擁有的有力武器：組織起來罷工。無法與老闆討價還價，中國工人在當今的利益大餅中，就分不到自己應有的份額。
◎ 財富分享和民主政治
在最近的「北歐熱」中，我讀到《南方週末》上的一篇文章，題目是《北歐和諧,前提是分享》。作者關山，是廣東省委宣傳部工作人員。關山認為：「獨特的北歐模式——其最重要的一點是，全民創造的財富，應該通過稅收槓桿由全民分享。」「不強調在生產領域的集中，但在收入再分配領域實行集中。」
關山的論述，可以說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認為全民分享財富是北歐模式成功的關鍵，這是對的，但他沒有說明，財富分享的前提又是什麼？如果北歐沒有民主制度分權制衡，政府不能保障法律規定的工人結社自由和罷工權利，工人不能組織起來集體談判，那麼，天性唯利是圖的資本家，憑什麼要多切大餅給工人分享？
這就是國內一些官方學者的侷限，他們看到了北歐和諧後面的分配體制，卻不能或不敢從政治制度上找原因。他們或許以為，在仍然保留一黨專制的體制下，能夠通過財富的分享，達到社會的和諧，這是一種近乎做夢的幻想。沒有民主政治的制約，中國式的野蠻資本主義，只會變本加厲地巧取豪奪，黑磚窯之類的惡性事件層出不窮，哪裡還會有什麼和諧？
在討論瑞典模式時，我們不能忘記的一點是：在英國《經濟學家》統計的全球民主主義排名中，瑞典以9.88的成績排名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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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香港《爭鳴》雜誌2007年7月號(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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