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國加入WTO的第五年，人們把這稱做經濟入世。這對中國經濟與國際接軌，規範我國的經濟運行的意義人所共知，無須贅言。目前正在醞釀中的加入「人權B公約」——即《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人們稱之為政治入世，對中國的意義如何呢？我以為，在某種意義上講，比加入WTO更迫切。一個國家的強盛與否，政治文明這類的軟實力，比單純的經濟實力更重要。年初，國務院頒布條例，規定從條例頒布之日起，到奧運前，對海外媒體在中國國內採訪的規制被取消，原則上，海外媒體採訪任何中國公民，均不受限制。這在一個長期新聞、言論遭到嚴格控制的國家來說，無疑是個巨大的進步。說是一個進步，並非是說他就好了許多，無非是說比起邪惡之極少了點邪惡而已。
廣為人們所關注的磚窯奴役勞工案件，之所以其罪惡能暴露在公眾面前；山西和河南兩省數千個磚窯之所以能被查處，500多名工人、其中包括一些兒童能被拯救，網路媒體功莫大焉。在新近提交人大審議的《突發事件應對法》草案中，取消了對新聞媒體報導突發事件的法律限制，不能說與網路媒體對山西黑窯的揭露沒有一點關係。當然，最值得人們欣慰的是，人大取消對新聞媒體報導突發事件的法律限制，使人們看到政府當局在對新聞、言論自由某些觀念的變化：新聞和言論的自由，不但不是惹禍的兜兜，影響安定的來由；反而倒是除害的利器，維護和諧的良友。當然，我並不是說，他們對新聞和言論的自由就認同了，報禁因此就開了。但人大能在《突發事件應對法》草案中，取消了對新聞媒體報導突發事件的法律限制，說明他們的天良未泯。哪怕只有一絲一縷，就說明他們還有點人味，對他們的批評才有點意義。看看那個中宣部，在控制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的種種惡行，那件算是人做的？幾十年了，你們對言論和媒體的控制，無所不用其極。在出版上禁書、禁言，在媒體上謊話連篇，就連那個並無多少觀眾的CCTV，不過就是一部撒謊的機器，文化專制的走狗；在他們那裡，小鬼比閻王還敢胡作非為。封殺演員、封殺節目已是家常便飯，路人皆知。真分不清他們是官方還是黑幫？
在人大《突發事件應對法》未修改之前，新聞媒體報導突發事件事實上被惡法限制，可看出中共政權對新聞和言論控制到了什麼地步？這那裡還是一個現代國家做的事？就連滿清王朝的慈禧時代都不如。這就不能不涉及到「黨文化」那個醜陋的輿論一律。所謂輿論一律，就是不准有其它任何聲音出現。解放後批俞平伯、批梁漱冥，批馬寅初就是這樣。梁漱冥說農民問題，批他是他說得不對嗎？不是，在毛澤東那裡，全中國就是他才代表農民；馬寅初講的是人口問題，但批他是人口問題嗎？不是，是他說得跟他們說的不一樣。我說是黑的，那你就要說成是黑的；說成灰的都不行，更何況是白的。這種無視政治文明基本準則的「輿論一律」，剝奪公眾的知情權和言論自由權，對這個政權究竟帶來了什麼樣的後果呢？
57 年反右之後，剝奪新聞和言論自由的結果是：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大吹牛。從畝產10萬斤到大煉鋼鐵的超英趕美，從食堂化的大鍋飯到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胡扯淡；大家睜起眼睛說瞎話，全部媒體齊造假。其實誰都不是傻子，明明知道你們在那裡胡說八道，就是無人敢揭穿他們的謊話。而付出的代價是什麼呢？在緊接其後的三年大災害，餓死的就有幾千萬生命！這在任何一個獨立、民主、擁有相對的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的國家裡，怎麼可能發生過如此重大的飢饉？即便是發生了，誰能夠一手遮天掩蓋過去？導致人民餓死的政策被推行下去而未受到制止，正是因為缺少新聞和輿論的監督，缺少有效的政治力量對執政黨的挑戰，才使得荒唐的政權害死了幾千萬人居然能夠存在下來。
經過四清、文革，人們好不容易活過來了，這下總能活出個人樣來吧？我們窮怕了、苦怕了，也被他們整怕了。改革開放，搞經濟建設，這並沒有錯——至少我們可以免去餓死的恐懼。但通過控制言論，進而控制社會的惡習卻始終不改。有個叫何新的所謂學者，說是人權就是生存權，意思是，能讓你活著就算不錯了；至於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當然無從談起。但他怎麼就不想一想，我們的貧困、我們的苦難，不就是暴力剝奪了我們的言論自由，權利無人監督的後果嗎？現在這些技術官僚主張使用由市場經濟提供的經濟激勵機制，但他們對民主政治所保證的政治激勵機制卻不屑於一顧，這意味他們仍然維護這種極不平衡的制度基礎。這種跛腳的、無糾錯的運行機制，不出問題則已，一出問題後果不堪設想。如果我們運氣不錯、未經歷嚴重的災難、一切順利時，民主政治對弱勢群體的保護性功能未必會引起人們的重視。然而，當經濟或其他環境發生變化，或者發生政策失誤而未予糾正時，就會產生不可抗逆的風險。表面上這個國家看上去還正常，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潛伏著危險最終也會暴發出來。
山西那些窯廠滅絕人性使用青少年奴工的問題，其實青少年奴工現象已經在中國存在至少十年以上，為什麼一直未能進入公共視野，一直未能成為全社會關注的中心？何故？新聞和言論沒有自由，缺乏社會監督。反腐敗反了多少年，結果如何？不但沒有改善，反而大有越演越烈之勢；還是新聞和言論沒有自由，缺乏社會監督。各級——尤其是基層政府，非法佔用耕地，濫用警力欺壓農民，暴力傾向越來越嚴重；還是新聞和言論沒有自由，缺乏社會監督。新聞和言論自由，輿論監督，是現代民主制度的基礎之一，是公民社會維護公民權利，反抗苛政的武器。民主制度作為一種有效的政治方式，它逐漸成長直至最終居於支配地位，其過程是由一系列歷史發展進程所組成的。這些事件包括一二一五年英國大憲章的簽署，十八世紀的法國大革命和美國革命，以及十九世紀在歐洲和北美選舉權的擴大等等。然而，直到二十世紀，民主的理念才被確立為在任何國家都適用的「常規的」政府形式，是嶄新的、典範式的二十世紀的產物。至此，人類終於懂得了，必須把民主變成在人類社會裏通行的制度。雖然民主制度對我們還有相當的距離，但我們仍然要爭取新聞和言論自由的權利。因為「在中國的王道，看上去好像是和霸道對立的東西，其實卻是兄弟，在這之前或之後，一定有霸道跑來的。」（魯迅：《關於中國的兩三件事》）當今中國，已經不是魯迅時代的中國，霸道不是跟著王道跑來，而是霸道橫行之後，如需要忽悠大家，王道才裝模作樣地走來；要是心情不好，它連來都懶得來。因為他們深知，皮鞭和鐐銬，監獄和屠刀比任何說辭更有力量，它讓人屈服，它讓人沮喪。他們把謊言當成王道來說教，用槍桿子來給自己撐腰。對於撒謊的「王道」，人們早已當成生活的笑料，無須理睬，也不屑理睬。何謂厚顏無恥？看他們就知。就程度而言，他們早已不是最厚顏最無恥的有限界，而是到了只有更厚顏更無恥的無限境。即便如此，我們還是要新聞和言論的自由，這樣才能使他們從無限的更厚顏回到有限的最無恥。少來點槍桿子的霸道，多一些說教式的「王道」，哪怕他們經常撒撒謊，只要謊言不是編得太糟。何況在新聞和言論自由的監督下，你們的謊言也許會編得更好一些。當然，最好的結果是謊言能少一些。這就是我們的政治生態，但我們依然不能放棄言論自由的權利。
對於政治，林肯認為只有兩條永恆原則，「當道格拉斯法官和我自己都閉上可憐的嘴巴時，在這個國家，這一問題會繼續受到人們的關注。在全世界範圍內，正義和邪惡這兩條原則之間存在著永恆的鬥爭。這兩條原則從遠古時代就開始針鋒相對，並將永遠鬥爭下去。一條是人性的普通權利，另外一條是統治者的神聖權利。無論得到怎樣的豐富和發展，這兩條原則都會保持自己的本色。」言論自由是人性的普通權利，我們絕不能因為統治者的專制權利而放棄。正義和邪惡這兩條原則之間存在著永恆的鬥爭，我們將針鋒相對，永遠爭取下去。而不是閉上自己可憐的嘴巴，由著他們橫行霸道、隨便亂說、永遠撒謊。畢竟我們都嚮往政治文明，而不會喜歡霸道和野蠻。
(7/8/2007 5:17)(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廣為人們所關注的磚窯奴役勞工案件，之所以其罪惡能暴露在公眾面前；山西和河南兩省數千個磚窯之所以能被查處，500多名工人、其中包括一些兒童能被拯救，網路媒體功莫大焉。在新近提交人大審議的《突發事件應對法》草案中，取消了對新聞媒體報導突發事件的法律限制，不能說與網路媒體對山西黑窯的揭露沒有一點關係。當然，最值得人們欣慰的是，人大取消對新聞媒體報導突發事件的法律限制，使人們看到政府當局在對新聞、言論自由某些觀念的變化：新聞和言論的自由，不但不是惹禍的兜兜，影響安定的來由；反而倒是除害的利器，維護和諧的良友。當然，我並不是說，他們對新聞和言論的自由就認同了，報禁因此就開了。但人大能在《突發事件應對法》草案中，取消了對新聞媒體報導突發事件的法律限制，說明他們的天良未泯。哪怕只有一絲一縷，就說明他們還有點人味，對他們的批評才有點意義。看看那個中宣部，在控制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的種種惡行，那件算是人做的？幾十年了，你們對言論和媒體的控制，無所不用其極。在出版上禁書、禁言，在媒體上謊話連篇，就連那個並無多少觀眾的CCTV，不過就是一部撒謊的機器，文化專制的走狗；在他們那裡，小鬼比閻王還敢胡作非為。封殺演員、封殺節目已是家常便飯，路人皆知。真分不清他們是官方還是黑幫？
在人大《突發事件應對法》未修改之前，新聞媒體報導突發事件事實上被惡法限制，可看出中共政權對新聞和言論控制到了什麼地步？這那裡還是一個現代國家做的事？就連滿清王朝的慈禧時代都不如。這就不能不涉及到「黨文化」那個醜陋的輿論一律。所謂輿論一律，就是不准有其它任何聲音出現。解放後批俞平伯、批梁漱冥，批馬寅初就是這樣。梁漱冥說農民問題，批他是他說得不對嗎？不是，在毛澤東那裡，全中國就是他才代表農民；馬寅初講的是人口問題，但批他是人口問題嗎？不是，是他說得跟他們說的不一樣。我說是黑的，那你就要說成是黑的；說成灰的都不行，更何況是白的。這種無視政治文明基本準則的「輿論一律」，剝奪公眾的知情權和言論自由權，對這個政權究竟帶來了什麼樣的後果呢？
57 年反右之後，剝奪新聞和言論自由的結果是：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大吹牛。從畝產10萬斤到大煉鋼鐵的超英趕美，從食堂化的大鍋飯到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胡扯淡；大家睜起眼睛說瞎話，全部媒體齊造假。其實誰都不是傻子，明明知道你們在那裡胡說八道，就是無人敢揭穿他們的謊話。而付出的代價是什麼呢？在緊接其後的三年大災害，餓死的就有幾千萬生命！這在任何一個獨立、民主、擁有相對的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的國家裡，怎麼可能發生過如此重大的飢饉？即便是發生了，誰能夠一手遮天掩蓋過去？導致人民餓死的政策被推行下去而未受到制止，正是因為缺少新聞和輿論的監督，缺少有效的政治力量對執政黨的挑戰，才使得荒唐的政權害死了幾千萬人居然能夠存在下來。
經過四清、文革，人們好不容易活過來了，這下總能活出個人樣來吧？我們窮怕了、苦怕了，也被他們整怕了。改革開放，搞經濟建設，這並沒有錯——至少我們可以免去餓死的恐懼。但通過控制言論，進而控制社會的惡習卻始終不改。有個叫何新的所謂學者，說是人權就是生存權，意思是，能讓你活著就算不錯了；至於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當然無從談起。但他怎麼就不想一想，我們的貧困、我們的苦難，不就是暴力剝奪了我們的言論自由，權利無人監督的後果嗎？現在這些技術官僚主張使用由市場經濟提供的經濟激勵機制，但他們對民主政治所保證的政治激勵機制卻不屑於一顧，這意味他們仍然維護這種極不平衡的制度基礎。這種跛腳的、無糾錯的運行機制，不出問題則已，一出問題後果不堪設想。如果我們運氣不錯、未經歷嚴重的災難、一切順利時，民主政治對弱勢群體的保護性功能未必會引起人們的重視。然而，當經濟或其他環境發生變化，或者發生政策失誤而未予糾正時，就會產生不可抗逆的風險。表面上這個國家看上去還正常，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潛伏著危險最終也會暴發出來。
山西那些窯廠滅絕人性使用青少年奴工的問題，其實青少年奴工現象已經在中國存在至少十年以上，為什麼一直未能進入公共視野，一直未能成為全社會關注的中心？何故？新聞和言論沒有自由，缺乏社會監督。反腐敗反了多少年，結果如何？不但沒有改善，反而大有越演越烈之勢；還是新聞和言論沒有自由，缺乏社會監督。各級——尤其是基層政府，非法佔用耕地，濫用警力欺壓農民，暴力傾向越來越嚴重；還是新聞和言論沒有自由，缺乏社會監督。新聞和言論自由，輿論監督，是現代民主制度的基礎之一，是公民社會維護公民權利，反抗苛政的武器。民主制度作為一種有效的政治方式，它逐漸成長直至最終居於支配地位，其過程是由一系列歷史發展進程所組成的。這些事件包括一二一五年英國大憲章的簽署，十八世紀的法國大革命和美國革命，以及十九世紀在歐洲和北美選舉權的擴大等等。然而，直到二十世紀，民主的理念才被確立為在任何國家都適用的「常規的」政府形式，是嶄新的、典範式的二十世紀的產物。至此，人類終於懂得了，必須把民主變成在人類社會裏通行的制度。雖然民主制度對我們還有相當的距離，但我們仍然要爭取新聞和言論自由的權利。因為「在中國的王道，看上去好像是和霸道對立的東西，其實卻是兄弟，在這之前或之後，一定有霸道跑來的。」（魯迅：《關於中國的兩三件事》）當今中國，已經不是魯迅時代的中國，霸道不是跟著王道跑來，而是霸道橫行之後，如需要忽悠大家，王道才裝模作樣地走來；要是心情不好，它連來都懶得來。因為他們深知，皮鞭和鐐銬，監獄和屠刀比任何說辭更有力量，它讓人屈服，它讓人沮喪。他們把謊言當成王道來說教，用槍桿子來給自己撐腰。對於撒謊的「王道」，人們早已當成生活的笑料，無須理睬，也不屑理睬。何謂厚顏無恥？看他們就知。就程度而言，他們早已不是最厚顏最無恥的有限界，而是到了只有更厚顏更無恥的無限境。即便如此，我們還是要新聞和言論的自由，這樣才能使他們從無限的更厚顏回到有限的最無恥。少來點槍桿子的霸道，多一些說教式的「王道」，哪怕他們經常撒撒謊，只要謊言不是編得太糟。何況在新聞和言論自由的監督下，你們的謊言也許會編得更好一些。當然，最好的結果是謊言能少一些。這就是我們的政治生態，但我們依然不能放棄言論自由的權利。
對於政治，林肯認為只有兩條永恆原則，「當道格拉斯法官和我自己都閉上可憐的嘴巴時，在這個國家，這一問題會繼續受到人們的關注。在全世界範圍內，正義和邪惡這兩條原則之間存在著永恆的鬥爭。這兩條原則從遠古時代就開始針鋒相對，並將永遠鬥爭下去。一條是人性的普通權利，另外一條是統治者的神聖權利。無論得到怎樣的豐富和發展，這兩條原則都會保持自己的本色。」言論自由是人性的普通權利，我們絕不能因為統治者的專制權利而放棄。正義和邪惡這兩條原則之間存在著永恆的鬥爭，我們將針鋒相對，永遠爭取下去。而不是閉上自己可憐的嘴巴，由著他們橫行霸道、隨便亂說、永遠撒謊。畢竟我們都嚮往政治文明，而不會喜歡霸道和野蠻。
(7/8/2007 5:17)(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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