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經濟增長的「黑洞」，是一種吸噬力無窮大的奇異現象。中國經濟一方面是在快速增長，成就矚目；另一方面這個增長的「可持續性」面臨斷裂的威脅，正是來自這增長自身的力量。探究經濟增長「黑洞」的成因，本文重點放在促進經濟增長的基本政策上，側重研究「效率」與「公平」的實際關係。本文認為：「效率優先」是發展經濟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但「效率優先」的負面品質就是非公平的資源配置。非公平的資源配置隱含著吸噬其他對象發展能量的本能，這個本能就是形成「黑洞」的主因。抑制「效率優先」的負面力量，破解增長的「黑洞」，惟有增強制度的公平性和正義性。國家的基本職能就是維護公平。發達國家的事實表明，「效率」與「公平」並非一對不可磨合的矛盾。單純追求公平的資源配置，談不上「效率優先」，難以促進經濟的快速增長，如此低效率的「公平」增長就是「效率優先」應該控制的下線；而突破公平與正義的「效率優先」，必然產生「黑洞」效應，最終可能導致走向增長的反面，如此高效率的「非公平」經濟增長就是「效率優先」應該警惕的上線。基於此，在促進經濟增長，如何落實「效率優先」與體現「社會公正」之間形成最佳取值範圍，這個取值範圍也就是最佳值。「效率」與「公平」的下線與上線之間形成的函數關係，理論上推想可以建立一個數理模式，為國家的制度安排和制定經濟政策提供最佳取值的參照。
主題詞：破解；效率優先；負面品質：「黑洞」效應
「黑洞」一詞並非陌生，在社會生活中，在理論文章中經常出現。但人們普遍熟知的「黑洞」，往往是對一種現象的感性的、經驗性的形容。理性認識的「黑洞」，是宇宙空間的一種自然現象。天體物理學觀察到的「黑洞」，是宇宙中一些恆星，由於自身塌縮的重力作用，體積趨向於零，密度變得無窮大，其表面電力也達到無窮大，這顆恆星被稱之為「奇異點」，圍繞這些「奇異點」的一定空間就形成了一個黑洞。黑洞的引力無比強大，在此半徑內，任何東西能夠被它吞噬掉，就連光也逃脫不了被吞噬的厄運。「黑洞」的邊際效應就是足以使周圍其他物質的運行路徑發生改變。由此，我把這種吸噬力無比強大、足以改變周圍物質運行路徑的現象稱為「黑洞」效應。
把天體物理學對「黑洞」的觀察和描述引入經濟學領域，是基於「異質同構」理論從一種現象到對另一種現象的假設，但這個假設並非憑空臆想。這不僅是因為「黑洞」已經成為人們習以為常的術語，更重要的是，當我們觀察紛紜萬狀的經濟增長現象時，也不難發現這樣的「奇異點」——它難以使我們準確地觀察到這些增長點自身內部的結構和運行情況，但卻會因它具有如同「黑洞」一樣無比強大的引力和吞噬力，並在經濟增長過程中十分活躍，很容易被我們捕捉住。所以，經濟增長的奇異現象，與天文物理觀察的「黑洞」現象，有「異質同構」的基礎。
對照天文物理學所觀察到的「黑洞」，我們對經濟增長中有如下特性的現象，就可以稱之為形成「黑洞」效應的「奇異點」：1，它是在經濟增長中藉助慣性的力量聚集而成的「奇異點」，有明確的走向，可以觀察，卻難以瞭解其內部；2，它具有無比強大的吸噬力，且只有入口，沒有出口；3，它因為有無比強大的吸噬力而往往是經濟增長的「興奮點」，但由於它只有入口沒有出口，不僅沒有帶動整個經濟同步增長，反而因它無比強大的吸噬力而吸噬了其他相連領域經濟增長的能量，使經濟增長的梯度結構愈加畸形，導致經濟在高危狀態下增長；4，它的增長加重了經濟矛盾，致使人們對經濟增長產生強烈的質疑。在這些特性中，第一點是指它的形成，第二點是指它的性能，第三、四點就是它的效應，即「黑洞效應」。就這些特性而言，「黑洞」不同與「陷阱」，「陷阱」是外在的力量設置的，「黑洞」卻是自身的力量形成的。
在茫茫宇宙，黑洞不足為道，因為相比之下，它們所能影響的空間太小，沒有改變天體運行的基本結構。但在一個國家的經濟領域，出現「黑洞」，由於時空有限，後果往往是災難性的，因為它不僅會導致這個國家的經濟結構嚴重畸形，阻止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而且會產生多米諾骨牌效應，如經濟問題社會化。
一、「不好的市場經濟」容易出現「黑洞」
市場經濟是一隻「看不見的手」，具有不可測性。自由發展、自由競爭，效率優先，都是市場經濟的基石。市場配置資源，需求影響生產，效益引導產業，等等，都是不可背離的基本原則。自由發展、自由競爭本身就具有「效率優先、效益第一」的天性。在自由狀況下，市場經濟自然而然循跡著自然界所演繹的嚴酷的「叢林法則」。沒有任何一個市場主體會把「效率」、「效益」讓位於「公平」。無論是為了規避被市場競爭所淘汰，還是為了使企業做大做強，企業家們都會把所有能夠利用的資源、能夠開發的資源投放在「效益最大化」的領域。這些無可非議的市場經濟行為聚焦在某一點上，就容易形成「黑洞」。
縱觀市場經濟歷史，可分為初級和高級兩個階段。初級階段，是市場經濟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起步時期。在這個時期，由於市場經濟體制還不完善，國家治理市場經濟秩序的經驗還不豐富，市場經濟的缺陷比比皆是，因而這個階段的市場經濟往往是「不好的市場經濟」。
「拉美」現象，可列為「不好的市場經濟」的範例。「二戰」之後，「拉美」國家出現長達30年的黃金髮展期。這個地區的GDP 持續30年保持了年均5.3%的增長率。但這個增長的危機很快就暴露了出來。由於它的基本增長方式是「舉外債促發展」，最終導致債務危機，外債還本付息額佔出口利潤的比重達41%，陷入借新債還舊債的惡性循環，導致拉美經濟畸形增長，社會動盪不安，經歷了「失去的10年」。1989年，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在華盛頓召開了一個討論80年代後期以來拉美經濟調整和改革的研討會。會議達成的共識被稱作「華盛頓共識」。「華盛頓共識」促使了拉美進一步開放，進行一系列經濟結構性改革，甚至實現了由國家干預下的進口替代工業化發展模式向市場導向的外向型發展模式轉移。但新的問題又暴露出來了，許多重要經濟領域，特別是更盈利的新興工業部門，被跨國公司佔據了壟斷地位。在拉美500強企業中，有2/5的是外國企業。由於外企資金和利潤在全球範圍內流動，致使拉美地區大國如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曾先後陷入金融危機，社會更加動盪。
可見，在拉美，雖然經濟發展了，但更多的問題和矛盾暴露出來了。這些在促使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又加劇了經濟社會矛盾的增長點，就是本文所關注的、能夠形成「黑洞」的「奇異點」。在拉美，「舉外債促發展」，「重外企促發展」等，也就成了拉美經濟增長的「奇異點」。
我們把歷史再拉長一點，視野再放寬一點，看一看馬克思、恩格斯所處的時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情況。
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裡對資本主義搞市場經濟以來的經濟發展有一句非常經典的評價：「資本主義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可見，馬恩對資本主義的創造力和高速發展給予了高度評價。同時，眾所周知，《共產黨宣言》又是一篇向資本主義宣戰的檄文。這就遞給世界一個明確的信息：這樣的創造力，這樣的高速發展，是馬克思、恩格斯所痛斥的。因為這樣的高速發展，同時又帶來日愈嚴重的經濟危機和社會矛盾。這樣發展的結果，就是典型的「黑洞」效應。
觀察馬克思所處的時代的經濟和拉美經濟，不難發現它們之間的共同點：它們都處在市場經濟初期，發展市場經濟的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還不完善。由此可得出一個結論：「黑洞」在「不好」的市場經濟裡是普遍現象。
今天的中國也是處在市場經濟的初級階段。在這個初級階段，由於經濟體制轉型和新體制還不完善，有三股濁流把市場經濟攪得周天寒徹，自然是可以歸為「不好的市場經濟」。這三股濁流：一是吳敬璉所批評的「權貴經濟」，二是秦暉所批評的「痞子經濟」；三是我歸納的「權貴+痞子的經濟」。
所謂「權貴經濟」，就是官商勾結的經濟。自市場經濟改革開始至今，此起彼伏依次有4次「致富風暴」。第一次是價格改革，實施雙軌制，歷史上俗稱為「官倒」。不少人在這輪「官倒」交易中完成了資本原始積累的「第一桶金」；第二次是培育資本市場以來的股市黑幕，從一些不法官員配置上市名額收取巨額受賄款到一些公職人員挪用包括銀行資金等在內的公款抄股，從股市設置陷阱的「黑莊」到掏空股資的「黑東」，把好端端一個股市攪得昏天黑地，至今難以恢復元氣；第三次是「國企改制」出現的偷梁換柱現象，國資大量流失已是不爭的事實。早已垂涎三尺的「食客」視國企改制為「最後的晚餐」。第四次是至今還在延續的「圈地活動」，成克傑僅一次批地的受賄款就多達3500萬元。在「慕、馬案件」中，慕、馬批地的受賄收入僅僅8000多萬元，而給國家造成的損失是10多億元。4次「致富風暴」，奠定了中國未來發展的社會結構的雛型。
所謂「痞子經濟」，就是假冒偽劣經濟。上世紀90年代流行一個「假」，至今長盛不衰。90年代初，假冒偽劣商品給國家造成的經濟損失每年就高達2000億元。10多年過去了，雖然國家加大了執法力度和打擊力度，有了「質量萬里行」，有了更加完備的工商、質檢系統，有了「消協」，有了「315」權益日，到2004年，假冒偽劣商品依然保持年均2000億元的水平，每年40億份合同有1/4無法兌現。魚目混珠的「痞子經濟」嚴重破壞了社會信用體系。
所謂「權貴+痞子的經濟」，就是地痞惡霸與地方官員勾結的經濟。這特別突出地表現在「礦難」方面。年復一年的「礦難」，為什麼總是打壓不下去？為什麼總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究其原因，是不少地方官員的個人利益參與其中，地方官員與地方惡霸沆瀣一氣。事實上，彼此沆瀣一氣還不僅僅是在開礦方面，其他經濟領域，如野蠻拆遷、制假造假、黑勢力猖獗等方面都有表現。特別是一些暴發戶進入人大、政協，或者撈了個官來當之後，更是耀武揚威，變本加厲掠奪社會財富和他人財富。這些，都直接地加劇了社會矛盾的激化。
有這三股濁流存在，怎麼會不導致經濟增長的「黑洞」效應越來越嚴重呢？當然，由於我們搞市場經濟沒有經驗，由於經濟落後、起點低，發展的壓力特別大，急功近利、急於求成的情緒特別重，這樣，地方政府的良好願望也可能「走火入魔」，客觀上造成為市場經濟的濁流氾濫推波助瀾的後果，經濟增長的「黑洞」現象就非常突出。
——GDP 崇拜就是一個形成「黑洞」效應的「奇異點」。
2004年，中央政府把GDP 增長的目標定為8%，在2003年9%的基礎上降低一個百分點，以期把改革的力度、發展的速度和社會可承受的程度統一起來，解決由於增長過快和經濟過熱而引發的經濟社會中的突出問題和矛盾。由此，中央政府加大了宏觀調控的力度。但是，2004年GDP 依然沒有控制在理想的速度內。這表明，已經形成了一股能夠與中央政府宏觀調控博弈的力量在推動GDP 增長。地方政府依然不遺餘力地把促進GDP 增長作為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由此，區域之間的非公平經濟增長、城鄉差距、貧富差距擴大的矛盾進一步加大，高利潤產業的區域分布和經濟結構更加不合理，內需不足和外貿依存度加大使兩個市場的比值擴大、反向發展的趨勢更加明顯，環境污染和透支資源使經濟增長的成本進一步加重，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的經濟增長方式加重了能源危機。如此的經濟增長使經濟與社會的緊張度進一步拉大。
——「城市化」也是一個「奇異點」。
從農業文明向城市文明演進，是現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國經濟落後，突出表現在城市化水平低、城市化率不高等方面。大力促進城市化，提升城市化過程中第二、三次產業的聚集效應，改變城鄉隔離的不合理結構，本身是無可非議的選擇。改革開放20多年來，中國城市建設和城市經濟長驅直入，取得了驕人的成績。可以說，如果把經濟分為城市經濟與農村經濟兩大塊，把二次、三次產業劃歸到城市經濟這一塊內，那麼，城市經濟對GDP 的貢獻超過90%.由於城市經濟對GDP 增長具有超強的聚集效應，各級政府也紛紛出臺了城市化的中長期規劃，從總體趨勢上看，目標是到2050年達到75%城市化率的水平。
發達國家的城市化率從17%走到75%用了三四百年的時間。即使有如此寬容的時間來處理和消化從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後工業社會——即城市文明——轉型所形成的矛盾和問題，經濟社會的大幅度波動依然此起彼伏，諸如城市污染、城市人口壓力、城市資源消耗過於集中等城市病依然威脅著城市的發展，「逆城市化」趨勢已經露出端倪。而我們，計畫用不到一百年的時間，實際上從開始為「城市化」提速到如今僅僅20多年，計畫再用40多年的時間達到發達國家城市化率75%的水平，在如此之短的時間內實現農業文明向城市文明的轉型，轉型過程中的各種矛盾和問題都集中爆發了出來。更何況，發達國家轉型過程中的教訓不僅沒有吸取，反而「變本加厲」——城市污染、城市人口壓力、城市資源消耗過於集中等城市病提前到來；城市發展首要的特色經濟聚集功能被「形象功能」所淡化，政府傾其財力、物力抓城市建設，包含了太多的「政績」需求，而城市建設與發展的「行政級別化」趨勢又極大地破壞了城市經濟帶的合理結構；在「政績」需求的驅使下城市建設惡性攀比，浪費了大量的財力和極其稀缺、極其珍貴的土地資源；在「形象城市」的驅使下，弱勢群體的生存環境日愈惡化；在「經營城市」的幌子下，不到10年時間，僅從被「城市化」所佔用的農村土地中掠走的剩餘價值就超過2萬億元：「城市化」使地方政府自覺不自覺地成為「城市的政府」，加劇了「三農」問題的嚴峻程度，城鄉差距從改革之初的1：2上升為1：4，有向1：6的差距發展的趨勢。這時的城市化就成為一個巨大的吸盤，它不僅吸走了這個地區經濟增長的絕大部分增量資本，還吸走了屬於農村土地可預期的成量資本，降低了農業通向現代化的能力。
中國是一個人口眾多，人均佔有土地低於世界平衡水平，至今仍有近60%的人口生活在農村的農業大國。這是中國的基本國情。城市化的速度不能背離這一基本國情。近60%的農業人口對GDP 的貢獻不到10%，這本身就是大問題。當資本和貢獻大小也參與分配，佔中國人口比例近2/3的農民的收入增長比值必然越來越小，「三農」問題必然成為中國發展中最為嚴峻的問題。
——「房地產業」也是一個「奇異點」。
今天的房地產業已經成為一個地區GDP 增長的重要拉力，而且，政府對土地的壟斷經營，土地經營收益成為重要的財源。經濟增長帶來的需求旺盛極大地刺激了房地產業的蓬勃飆升。2005年初，中央政府對北京上海的房價飆升重拳出擊，本身就說明房地產業的畸形發展已經對經濟社會的負面影響到了必須專項整治的地步。在房地產業的狂飆突進中，非法的、非公平的「圈地活動」愈演愈烈，無論是針對城市居民還是針對農村居民的暴力拆遷行為屢見不鮮；權錢交易頻頻發生，不少政府官員被捲了進去，不少人一夜暴富。房地產業的飆升，不僅吸走了大量稀缺而珍貴的土地資源，也導致了土地資源的大量浪費；不僅吸走了大量的銀行資金，加重了金融風險；不僅吸走了大量居民幾乎一生的積蓄，而「住房難」卻成為經濟繁榮的光環中難以掩飾的一聲聲很不和諧的感嘆；不僅進一步加劇了貧富懸殊，而且貧富懸殊實物（置業）化，原本並不顯山露水的貧富差距也因此刺目地突顯出來。
——比較典型的「奇異點」還有仍在延續的「股災」。它對社會各方面的資金的吸噬力幾乎無以復加。還有「產權改革」，還有「醫改」、「教改」等。
這些「奇異點」，都有一些共同的特點：應改革發展而生由此獲得了合法性，從而憑籍改革發展的大勢從中獲得了無與倫比的能量，由於其中利益巨大而匯聚了新的更大的能量，由於它的運作普遍遵循的是潛規則而難以監測，由於它無比巨大的吸噬力使其相連的低端領域的發展乏力，致使中國經濟結構調整和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難上加難。就是這些「奇異點」，形成了中國市場經濟發展中大大小小的「黑洞」。
二、「黑洞」效應顛覆了發展的「神話」
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市場經濟」都給我們描繪了一幅美麗的「神話」。從理論上看，早在市場經濟濫觴時期，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就已經充分地論證和描述了市場經濟對經濟、對社會的積極影響。在實踐上，特別是經濟發達的國家，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中國發展市場經濟以來，雖然僅有一二十年的時間，中國經濟從總量上看，已經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中國的和平崛起，正在使世界的經濟政治的軸心和結構發生深刻變化。而且，中國對世界的影響日益增大。「北京共識」的形成，標誌著中國改革發展不僅取得了巨大成就，而且創造了可以供發展中國家借鑒的「中國模式」。
但是，衡量中國改革發展的得失還有一個重要的尺度：社會分配如何。這個重要尺度，是鄧小平提出的。改革之初，1985年3月，作為改革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就指出：「我們允許個體經濟發展，還允許中外合資經營和外資獨營的企業發展，但是始終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麼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的走了邪路了。」
這就是說，總設計師鄧小平在強調任何時候都要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強調「發展才是硬道理」的同時，十分注意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社會分配問題，絕不容許出現兩極分化，絕不容許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如果出現了兩極分化，產生了新的資產階級，我們的改革就失敗了，就走了邪路了。
2005年，有兩篇調研報告值得關註：一篇是國家勞動部研究所關於我國基尼係數的報告，認為現在是0.46，處於黃色警戒線，預計未來幾年，將突破0.5，亮起紅燈。另一篇是發表在《社會學研究》第2期上張強的報告《「丁字型」社會結構與「結構緊張」》。作者依據特萊曼（Treiman ）、甘澤布姆（Ganzeboom ）和格拉夫（Graaf ）提出的"國際標準職業社會經濟地位指數"（即ISEI數值）考察中國社會各階層的收入、教育和職業結構，結果是：23分值及以下的佔了全部就業者的63.2%，而組成該分值的職業群體基本上是農民，包括從事大田、棚架等農作物種植的人員、農副產品加工人員和其他種植養殖業從業人員、畜牧業生產人員、家畜家禽等從業人員，以及收垃圾為生者、清潔工等。其中從事大田勞動的即中國傳統意義上的農民佔該組的90.12%，佔全部就業者的58%，另加上5.2%的其他體力勞動者，共同構成了倒「丁字型」社會最下面的一個巨大的群體。倒「丁字型」結構反映了中國的一個非常嚴酷的現實：社會下層的比例過大。
那麼，中國究竟有沒有一個什麼新的資產階級？今天中國不談「階級」，我們可以說「沒有」。但如果問中國今天有沒有一個非法致富的群體？答案是肯定的。
中國市場經濟大潮中的三股濁流，都是非法經濟。再從嚴重觸犯了法律的致富人員數目上看，據中國新聞網報導，2005年3月9日，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賈春旺在高檢工作報告中指出：2004年中國檢察機關立案偵查涉嫌職務犯罪的國家工作人員43757人，其中涉嫌貪污賄賂犯罪35031人，瀆職侵權犯罪8726人；檢察機關共立案偵查貪污賄賂、挪用公款100萬元以上案件1275件，比2003年增加百分之四點九。共提起公訴30788人。
當然，改革還在進行中，斷言非法致富的社會群體會形成一個有共同政治經濟利益的「新的資產階級」，還為時過早。
儘管如此，憂患意識已經多次出現在黨和國家的重要文獻裡。如今，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都形成一個共識：改革發展處在關鍵時刻。怎麼理解「關鍵」二字呢？就是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面臨斷裂的危險，改革面臨普遍責難的窘局，貧富差距、城鄉差距、地區差距也日愈尖銳。這就是所謂「關鍵時刻」。因其如此，在世界上，「中國經濟崩潰論」不絕於耳；因其如此，中國一些有良知的經濟學家，憂慮中國經濟是在「雷區」穿行；因其如此，中國社會輿情，對經濟增長譭譽參半。要不要改革，要不要發展，怎麼改革，怎麼發展，這些原本我們已經解決了的問題，如今又一次嚴峻地擺在我們面前。
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有三個與在資本主義國家制度下發展市場經濟完全不同的特點：第一，社會主義國家制度的本質特徵就是公平與正義，即使是在市場經濟發展的初級階段，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國家制度也不容許一部分人的富裕以另一部分人的貧困為代價，如巧取豪奪、榨取勞工剩餘價值等現象。而這些現象，資本主義國家在它原始積累時期有制度支持。第二，在發展市場經濟過程中，計畫經濟體制留下的權力配置資源還在發揮作用，市場經濟初期的體制缺陷正好為「權力尋租」創造了盡情施展的空間。因而「權力尋租」的機率自然遠比沒有計畫經濟體制影響的市場經濟要大得多，容易結成盤根錯節、榮辱與共的官商聯盟和「權貴」經濟；第三，中國的市場經濟是在國有資本高積累、國有資產還在增殖的情況下發展的，國企改革和「國退民進」客觀上為「內部人」化公為私、完成資本原始積累、掘「第一桶金」提供了條件和機會。
中國市場經濟這些國情特點，昭示了中國培育和發展市場經濟絕不能一味追求增長速度。「利潤崇拜」是市場經濟的鐵律。在高額利潤的誘使下，包括權力在內的各種資本必然向高額利潤的領域集聚，產生驚人的聚集效應，形成「奇異點」，形成吸噬力具有無比強大的「黑洞」。如果任隨市場經濟這匹「黑馬」一路狂奔，造成巨大的社會震盪在時間將上會比有制度支撐的西方國家還要短。
三、「效率優先」的負面品質和負面力量
為什麼中國經濟增長的「黑洞」會層出不窮呢？——我認為：都是「效率優先」「惹的禍」，是對「效率優先」的負面品質和負面力量缺乏理性的、全面的認識。
「效率優先」，是發展任何經濟都必須遵循的基本規律，現在需要遵循，今後也需要遵循。同時，我們必須看到：「效率優先」要求把社會資源，包括稀缺資源、有限的財力、物力使用在能夠創造最大價值的對象上。因而當可供配置（分配）的資源是一個固定值的時候，「效率優先」本身就具有吸嗜其他對象的發展能量和發生核聚反應（整體大於部分之和）的品質和力量。這種能夠吸噬其他能量併發生核聚反應的品質和力量就是「效率優先」的負面品質和負面力量。
「效率優先」的負面品質和負面力量，在中國，長期沒有受到應有重視。特別是當我們把發展當作壓倒一切的時候，當我們把「效率優先」神聖化的時候，換句話說，當我們對「效率優先」的（1）認識和（2）控制失去理智的時候，一方面「效率優先」的負面品質更容易被忽視，另一方面「效率優先」的負面力量就會更加肆無忌憚地伸展和擴張。「效率優先」促使各類優質資源向能夠創造最大價值的對象彙集，這個所謂能夠創造最大價值的對象，就具有了更加強大的吸噬力，同時形成「馬太效應」，吸噬的能量越多，吸噬的慾望就越強；吸噬的慾望越強，吸噬的能量就更多。如此循環往復，「效率優先」就有了令人恐懼和震懾的破壞力量，一方面，由於大量地吸噬了其他對象的發展能量，致使其他對象發展乏力；另一方面，自身集聚有大量的能量，瘋狂地發展。這時，從經濟增長的整體上觀看，我們就會很容易看到經濟結構的畸形。這樣的畸形增長，就是「黑洞效應」。
所以，我認為，「效率優先」的負面品質就是「黑洞」的「基因」，而「黑洞」效應得以之加劇，就是它的負面力量在推波助瀾。
「不好的市場經濟」容易形成「奇異點」並產生「黑洞」效應，事實上，「不好」的計畫經濟也是如此。我們說計畫經濟不講效率，主要是針對計畫經濟的整體而言的。而在某一個方面，某一個領域，或者說某一個局部，計畫經濟的效率是往往最高的。比如，在計畫經濟體制裡，能夠通過國家機構的力量，集中財力、物力、人力辦幾件大事。但如果這類的高效率，是不惜一切血本、不計任何後果，只求一個高指標能在最短的時間內完成，這樣的「高效率」就必然形成「黑洞」。比如，前蘇聯應對「冷戰」而集中發展國防工業、重工業；比如，我們的大躍進為了「追英趕美」而大煉鋼鐵。所以，通過計畫經濟時期的所謂高效率的典型案例的觀察，特別容易理解「黑洞」與「效率」的關係，特別容易理解「黑洞」的後果。
由此，可得出這樣的推論：「效率優先」，無論是在計畫經濟條件下，還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只要失去理智，越出可控制的邊界，它的無比巨大的吸嗜力，會破壞一個國家的經濟結構和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會抑制這個國家的產業實現整體升級，因為相關領域、相關產業發展的能量被吸嗜過去了。
「黑洞」不僅對經濟會產生嚴重危害，對社會的危害也是嚴重的。經濟學研究效率，就是解決如何使資源配置產生最大的效益的問題。在單位時間裏，效益越大，效率就越大，也就越經濟。問題是：資源配置有一個前提：無論是稀缺資源還是非稀缺資源，比如，土地、礦產、河流等自然資源，比如歷史、文化以及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等公共資源，原本是屬於社會全體成員的，這才存在一個如何配置的問題。在這些社會成員中，有的基礎差，能力弱，與基礎好，能力的強的群體相比，資源配置給弱勢成員難以產生最大效益。因而在如何使資源產生最大效益的配置中，已經存在一個前提，就是能夠創造最大化效益的群體已經「佔有」了同時也屬於其他群體的公共資源。所以，只要追求效率，追求「效率優先」，就存在資源配置的非公平性問題。「黑洞」能夠把「效率優先」的負面品質和負面力量發揮到了極致。所以，「黑洞」首先會進一步激化資源配置的非公平性。非公平的經濟增長必然會帶來一系列嚴峻的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
四、深度撞擊：破解經濟增長的「黑洞」
市場經濟的前提與假設就是「理性人」——在理性的驅使下做出能夠實現利益最大化的選擇。如果這個假設是「合理」的，那麼，作為市場經濟活動的單個主體，是不會考慮「公平」的，也不承擔兼顧公平的義務。由此，經濟學把對單個的市場主體的研究聚焦在效率、效益上，無可非議。由此，效率、規則、契約、法、誠信等，是古典自由主義立論的基石，個人的能量得以充分發揮，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得以充分湧流，社會生產力才得以快速發展。
問題是，任何市場主體的經濟行為，不可能不與社會發生關係。不考慮公平的經濟增長，社會資源向能夠創造更大效益的群體和領域彙集，容易形成經濟增長中的「黑洞」。歷史已經告訴我們，「黑洞」一旦形成，由於它對周圍的一切「物質」的能量具有無比巨大的吸噬力，必將破壞公平，帶來嚴重的社會矛盾和制度危機。
「效率優先」是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核心思想，因而也是資本主義早期為促進市場經濟發展的一種制度性安排。到了19世紀中期，即馬克思所處的時代，受「效率優先」的經濟學思想和制度安排的影響，經濟增長中已經由個別的、局部的「黑洞」積累、演化為整體的「黑洞」，即在經濟發展的大趨勢上，出現嚴重的非公平增長。「黑洞」所帶來的經濟矛盾和社會危機，到了非解決不可的地步。
在這種情況下，馬克思提出的解決方案是用制度革命的方式，即暴力革命的方式，重新調整經濟關係和社會關係，實現經濟的計畫性和社會的公平性。這就是人們熟知的社會主義計畫經濟。馬克思設計並為之奮鬥的路徑選擇，雖然在當時發達的、同時又危機四伏的資本主義國家沒有走通，但是，馬克思提出的方案對這些資本主義制度的震動很大、對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啟發很大。
如何破解「黑洞」及由此帶來的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與馬克思的「制度革命」並行發展的解決方式，就是「制度變革」的方式，即非暴力革命的方式。「制度變革」的核心思想，就是針對古典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體制缺失公平、正義的弊病，增強制度的公平性、正義性。所以，我認為，19世紀末是市場經濟理論的重大轉折時期，無論是「後馬克思主義」（又稱「西方馬克思主義」），還是繼續捍衛市場經濟大旗的經濟學家，凡是對社會、對歷史有影響、有貢獻的理論家、學派，無一例外地把經濟發展與人的平等、與社會的公正、與國家的職能連在一起加以研究了。什麼「帕雷托效應」、「木桶理論」、「福利經濟學」、「制度經濟學」、「社會經濟學」，以及羅爾索的「正義論」、舒爾茨的「窮人經濟學」等，實際上就是解決一個問題：經濟發展與社會公正。這些研究卓有成效，對西方國家的政治體制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對市場經濟發展到高級階段和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都發揮了積極作用。正因為這些積極作用，一個世紀裡，西方市場經濟又經歷了「一戰」、「二戰」以及世界範圍內的經濟大蕭條等考驗，在這些重大的考驗和挫折面前，西方市場經濟不僅沒有朝著經濟危機、社會危機的方向繼續惡化，反而更加成熟，煥發生機，進入良性循環階段。市場經濟體制及其與之相應的政治體制，作為國家的基石，越來越穩固，「制度革命」的可能性越來越小。這些歷史說明：可能導致整體性的經濟危機和社會革命的「黑洞」在新制度裡受到有力的遏制和有效的破解。而能夠遏止和破解「黑洞」的力量，就是「公平與正義」，就是「公平與正義」成為了制度安排，才從根本上扭轉了「不好的市場經濟」滑向「黑洞」的無底深淵的命運。
不難看出，19世紀末之後的經濟學主流思想，與古典自由主義的根本區別就是注重國家的功能，推進公平的經濟增長。國家通過制度的力量（法）、倫理的力量（善）來調劑實際存在的、由於資源配置不公所形成的利益分配不公，遏制「黑洞」的形成。比如，資本積累太快容易形成「黑洞」，就有一系列法律法規來規範資本的組合，建成法人治理結構；比如，高利潤行業容易出現壟斷，形成「黑洞」，國家就有「反壟斷法」；比如，為了抑制再生產起點不公的「黑洞」效應，國家出臺了分配的公平原則，提高弱勢群體的自身發展能力。正是這些經濟學的主流思想，促進了社會制度變革，增強了制度建設的公平原則和正義原則，抑制「效率優先」的負面力量，逆轉了資本主義經濟和社會走向垂死的命運，併進入健康、持續發展的新境地，實際上就是極大地抑制和化解了「效率優先」的負面品質和負面力量所導致的「黑洞」。所以，我認為，社會公平和正義是擊碎形成「黑洞」的「奇異點」的力量。
市場經濟社會講究法理，講究制度設計和政策設計的合法性。那麼，「公平與正義」的法理基礎是什麼呢？所謂「效率優先」，就是資源配置遵循實現最大效益的原則。前面已經提及，資源配置有一個前提：那就是，無論這些資源是自然資源，還是社會資源，原本是屬於社會全體成員的公共資源，這才存在一個如何配置的問題。所以，當國家制定出以效益最大化來配置資源的政策後，即「效率優先」，無論是政府干預式的資源配置，還是市場調節式的資源配置，都隱含了這麼一份社會契約——其他社會成員也把屬於自己的那份資源「委託」了給能夠使資源創造出最大效益的群體。比如，中國的國企改革，就是基於「效率優先」的需要而進行的資源重新配置的典型範例。國有企業的資產屬於公共資源，在重新配置的時候，無論「花落誰家」，都隱含了這樣的一份社會契約。
僅管其他群體所佔有的資源是間接的，委託是社會性的，按照市場經濟的等價交換原則，沒有參與效益創造的群體也應該享有部分效益的分配，比如，股民就沒有參與效益創造。因此，當「效率優先」作為一種制度安排，效益分享也應該成為制度安排。由於其他群體所佔有的資源是間接的，委託是社會性的，因而效益分享也是間接的、社會性的。這時的制度安排集中體現為以政府為中介，對效益高的群體徵收高額稅費，用於為全體成員創造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務和提供更多更好的社會保障。如果制度安排在「效益優先」方面強大有力，而在安排效益分享「兼顧公平」方面不完善、不強大，那麼，這樣的制度就停留在不公平、不合理的階段。當制度停留在不公平、不合理的階段，即存在制度缺陷時，作為「理性經濟人」，是不會主動讓出本應不屬於他們的那部分效益的。這時，制度缺陷就直接表現為社會不公、不合理。
可見，「公平原則」、「正義原則」，都是為了矯正以前在制度設計與制度建設時突出「效率優先」、忽視社會公平的重大偏差和促成一種能夠抑制、消除「效率優先」負面影響的制度性安排。20世紀以來市場經濟發展的歷史證明，「效率優先」和「社會公正」並非是一對不可磨合的矛盾。只要「效率」與「公平」並重，經濟社會就會和諧發展和持續發展。正因為這些問題解決得很好，在長達一個世紀的時間裏，以「效率優先」為基本點的市場經濟，不僅走出了週期的經濟危機和嚴重的社會危機的困境，而且使這些國家的經濟又有了長足發展。這也是我國選擇發展市場經濟和提出「效率優先」的邏輯起點。
五、中國願景：「效率優先」與「社會公正」並重
有一種較普遍觀點，認為市場經濟的基點是「效率優先」，與「公平」是「魚與熊掌不可兼得」。這實在是對市場經濟的偏見，是對市場經濟的認識還停留在一個多世紀之前的階段。成熟的市場經濟，效率與公正並重。考察那些市場經濟發達的強國，不難發現，雖然也有社會分層，雖然不同層次的社會群體受益不同，但他們普遍接受受益不均的結果。為什麼？在我看來，根本原因，就是市場經濟體制首先保證了程序公正。只要程序是公平和正義的，任何結果都是可以接受。至於事實存在的起點不公、結果不公，又有其他的制度安排來彌補。制度公正，是市場經濟的守護神。市場經濟體制從不成熟到成熟的歷史，就是從不公正到公正（「次優」）的歷史。市場經濟是發展著、變化著的，為了適應這些發展變化，即使是發達國家，也會隨時進行制度改革和制度微調，解決因發展而帶來的新問題、新矛盾。比如美國，上世紀一百年間，重大的制度改革就有四次，期間還有大大小小的制度微調，確保程序公正。所以，既然制度公正是市場經濟的守護神，「效率」與「公平」就不是不可磨合的矛盾。「公平與正義」不僅不是在「效率」之後，而且是效率的前提，並貫穿始終。
如果我們對市場經濟的認識仍停留在一個多世紀之前，強調「效率」與「公平」是不可磨合的矛盾，無疑於承認了「弱肉強食」、「贏者通吃」的合理性，無疑於首先在道德內省方面為恃強凌弱的行為鬆了綁，無疑於擰開了「魔瓶」的蓋。為什麼那些要麼鑽法律的空子，要麼踐踏法律而致富的人沒有「原罪」感？為什麼市場經濟在中國僅一二十年，就濁浪滔滔？主要原因就是過分看重「效率」，輕視了「公正」在制度建設和道德建設方面的極端重要性。
《正義論》作者羅爾斯有一個響徹寰宇的追問：「假如正義蕩然無存，人類在這世界生存，又有什麼價值？」如此繼續追問下去：「如果不能保證社會公平和聲張正義，要國家來幹什麼？」國家就是通過制度的力量，推進公平的經濟增長。
推動公平的經濟增長，談何容易？！十六屆三中全會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議》，有一句如雷灌耳的警示語：建成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對全黨新的重大考驗」。
「權貴經濟」、「痞子經濟」、「權貴+痞子的經濟」三股濁流已經促成了一個既得利益群體。這個「既得利益群體」既是「效率優先」的最大受益者，又是市場經濟公平發展的最大破壞者，是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的最大阻力。這個「既得利益群體」，用「黑洞效應」的「奇異點」來概括相當貼切：他們滲透在社會各個領域（包括一些官僚及力圖影響政策決策的知識精英），因而不只是一個特定的領域或階層；他們在衝破計畫經濟管制、發展市場經濟、推動社會轉型方面「功勛顯赫」，同時，他們積累的個人財富也與對社會發展的重大貢獻成正比；他們一夜之間堆積起來如同金字塔一樣輝煌的財富，不是辛勤勞動和依法經營的結果，而是利用體制的不成熟、尋找體制的弊端實現的飛黃騰達。他們既是推動改革和經濟發展的主力，同時又是改革發展的最大收益群體，在聚斂社會財富的道上一路狂奔，利令智昏的程度到了完全忘記他們是挑戰社會主義制度；他們「一半是海水，一半的火焰，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這個既得利益群體的危害是：顛覆了改革發展的底線，顛覆了社會制度的底線。今天中國出現的重大問題和重大矛盾以及信仰危機、經濟危機都與這個既得利益群體的壯大和發展直接相關。「慶父不死，魯難未已」。僅此，這個既得利益群體的問題必須解決。而由於這個既得利益群體的特性——滲透於改革發展之中，利用改革發展過程中階段性的合法性「因勢導利」（與「因勢利導」互動），20多年間，幾乎每一次重大改革推出的政策措施，都成為他們瘋狂撈取財富的機遇，致使改革痛遭指責；他們以改革發展的名義維護著、壯大著自己的利益，但他們利益增大的過程和結果都加重了改革發展的經濟成本、社會成本和政治成本，他們所追求的目標與國家的改革發展的戰略目標完全背道而馳；他們是以利益分享而結成的一個利益共同體，既滲透於權力領域、經濟領域，又滲透意識形態領域、理論領域，遵循著「潛規則」；他們「一半是海水，一半的火焰，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的兩面性，使他們在改革發展中撈取個人利益的「遊戲」玩得得心應手、游刃有餘；他們與市場經濟和已經初步建立起來的市場經濟體制同在，他們的斑斑劣跡不僅使中國市場經濟烙下惡名（「不好的市場經濟」），也使初步建立起來的市場經濟譭譽參半；他們既是改革發展的最大受益群體，也是隨改革發展而壯大的群體，其力量足以與國家的力量博弈。基於這些特徵，法制的力量、道德的力量，常常顯得鞭長莫及。
2004年，世界銀行發表的關於2003年中國經濟報告，統攬全文的主題思想就是希望中國政府要著力推進經濟的公平增長。對經濟增長的「效率與公平」問題，這份世界銀行報告的認識非常深刻，凝聚了市場經濟發展的三四百年歷史的經驗與教訓。經濟與社會、效率與公平是一個整體，彼此互為條件、相互影響、相互激盪。資源配置向強者傾斜（起點不公），財富的創造與獲得非正義性（程序非公正），如此非公平的經濟增長，可能產生最大化的效率，但這樣的經濟增長必然形成「黑洞」效應，使經濟增長在自然生態危機和社會生態危機的高位上運行，成本和代價都極其高昂。在付出了極其高昂的成本和代價之後，市場經濟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都高度重視經濟增長的公平問題。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徵就是公平與正義。世界銀行一直關注中國的市場化改革。他們曾經天真地認為，在中國，公平有制度保證，市場化不會使公正的天平過於傾斜。但是，中國市場經濟20多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公平卻遭遇嚴重損害。
遵循「效益第一、效率優先」的原理，社會資源的配置必定是能夠產生最大效益、發揮最大效率的群體彙集，產生「乘數」效應。我這裡所說的「乘數」效應，是指：假設每一個社會群體的經濟增長都是n ，由於基數（增長的起點）不同，同時乘以n ，結果都不同，而且，彼此同步增長的n 越大，增長的差距也就越大，不平等就越強。這就是中國曾經流行的一句話，「端起碗吃肉，放下碗罵娘」，為什麼每一個社會成員的收益縱向比較都有所增加，還會怨聲載道呢？箇中的奧妙就在這裡。當社會資源的配置在「效益第一、效率優先」的影響下，創造新財富的社會資源急速向能夠產生最大效益、發揮最大效率的群體彙集，這個群體一方面為社會創造著巨大的財富，作為經濟增長的主力，另一方面，基於他們的作用和影響，國家的大政方針也不得不遷就他們的發展訴求，經濟的、政治的各種強力在發展的昭應下聚集成一個經濟增長的「奇異點」，「黑洞」效應就形成了。「黑洞」一經形成，就產生巨大的吸噬力，如同龍捲風一樣，所到之處，一切的一切，都不得不受到它那巨大的引力所影響。社會經濟結構更加畸形，國家經濟安全更加脆弱，社會問題和社會矛盾更加尖銳。
理論上講，「兼顧公平」並非不要公平，但實踐上，由於「效率優先」被抬到壓倒一切的高度，「兼顧公平」往往是既不兼又不顧。發展中我們丟失了社會公正，這已經形成基本共識。在這樣的情況下，加強經濟的、政治的制度建設，張揚社會公正，顯得極其緊迫。
「效率優先」與「社會公正」並重，已經成為中國的願景。對此，我依然樂觀，相信國家的基本制度，相信制度的力量。產生「黑洞」效應的「奇異點」能量再大，敵不過制度的力量。在資本主義制度裡，都能較好地處理「效率」與「公平」的關係，在社會主義制度裡，理應能夠處理得更好。十六屆五中全會的《建議》裡，不再使用「兼顧公平」，而是使用「要更加註重社會公平和正義」，無論是黨內外，還是國內外，都普遍認為，這個重要文件，標誌著中國引領改革發展的主導思想出現了重大轉變，標誌著一個新時期的開始。
「效率優先」是一切經濟發展必須遵循的基本規律，絕不能「因噎廢食」，在「更加註重社會公平與正義」的形勢下而走向另一個極端。既然市場經濟發展的實踐已經證明，「效率」與「公平」並非是一對不可磨合的矛盾，那麼，推行「效率優先」，肯定有一個效率與公平的下線和上線。單純追求公平的資源配置，談不上「效率優先」，難以促進經濟的快速增長，所以，低效率的「公平」增長就是「效率優先」應該控制的下線；而突破公平與正義的「效率優先」必然產生形成「黑洞」的「奇異點」，最終可能導致走向增長的反面，所以，高效率的「非公平」經濟增長就是「效率優先」應該警惕的上線。由此，在促進經濟增長，如何落實「效率優先」與體現「社會公正」之間形成最佳取值範圍，這個取值範圍也就是最佳值。這個最佳值，理論上推想可以建立一個數理模式。目前，這個數理模式在理論上還只是「歌德巴赫猜想」，但在實踐上，特別是市場經濟發達的國家在如何應對「非公平」經濟增長所帶來的矛盾和問題方面已積累了豐富的感性認識和經驗，建立起這個數理模式並非永遠是「歌德巴赫猜想」。如果這個數理模式能夠建立，可以為發展中國家制度建設和提出政策措施提供理論依據，保證經濟快速、持續、穩定增長，保證經濟社會和諧發展。
The black hole of economic growth ，is a strange phenomenon which absorptionpower is inexhaustible.On the one hand ，the economy of China developed fleetlyand has been achieved noticeable success；On the other hand，the「sustainability」of growth is facing the threats of discontinuity，that ‘s just come from the powerof growth itself.For study the reason of black hole of economic growth ，the articleshifted the focus to basic policy of economic growth，and studied the relationsbetween 「Fairness」and「Efficiency」。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efficiency priority」is the basic principle must be followed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But thenegative qualities of 「efficiency priority 」is unfair resource allocation.Theunfair resource allocation implies the instinct maybe absorb the development energyof other object ，which is the forming reason of black hole.The only way is promotingthe fairness and justice to restrain negative power of「efficiency priority 」andresolve 「black hole」of growth.The basic function of country is defending fairness.The facts of developed Countries have manifested that ，「efficiency」and「fairness」is not a pair of contradiction that do not tie in.It is not「efficiency priority」and can ’t promote the economic growth rapidly to pursue merely the fair resourceallocation.That‘s low efficiency of 「fair」growth is the lowest line must becontrolled of 「efficiency priority 」。And the「efficiency priority 」which breakthroughfairness and justice brings necessarily the effects of「black hole」，and finally，it induce possibly go to the reverse side of growth.That ’s high efficiency of「unfair」growth is the topmost line must be guarded of「efficiency priority 」。Then，based on it，form a rational range of the preference number which is theoptimum value between promoting economic growth 、implement 「efficiency priority」and emphasizing the social justice.The function relation between the lowest lineand topmost line of 「efficiency」and「justice 」，can build theoretically a mathematicalmodel.It can offer reference of a rational range for country ‘s institutionalarrangement and making economic policy.
（2005年11月25日於香港中文大學田家炳樓中國研究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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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道生《中國一些富豪的暴富令人疑竇叢生》。（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研究員、中共中央紀律檢察委員會特約研究員、最高人民檢察院專家諮詢委員會委員。）中華復興網http://www.1840cn.com.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主題詞：破解；效率優先；負面品質：「黑洞」效應
「黑洞」一詞並非陌生，在社會生活中，在理論文章中經常出現。但人們普遍熟知的「黑洞」，往往是對一種現象的感性的、經驗性的形容。理性認識的「黑洞」，是宇宙空間的一種自然現象。天體物理學觀察到的「黑洞」，是宇宙中一些恆星，由於自身塌縮的重力作用，體積趨向於零，密度變得無窮大，其表面電力也達到無窮大，這顆恆星被稱之為「奇異點」，圍繞這些「奇異點」的一定空間就形成了一個黑洞。黑洞的引力無比強大，在此半徑內，任何東西能夠被它吞噬掉，就連光也逃脫不了被吞噬的厄運。「黑洞」的邊際效應就是足以使周圍其他物質的運行路徑發生改變。由此，我把這種吸噬力無比強大、足以改變周圍物質運行路徑的現象稱為「黑洞」效應。
把天體物理學對「黑洞」的觀察和描述引入經濟學領域，是基於「異質同構」理論從一種現象到對另一種現象的假設，但這個假設並非憑空臆想。這不僅是因為「黑洞」已經成為人們習以為常的術語，更重要的是，當我們觀察紛紜萬狀的經濟增長現象時，也不難發現這樣的「奇異點」——它難以使我們準確地觀察到這些增長點自身內部的結構和運行情況，但卻會因它具有如同「黑洞」一樣無比強大的引力和吞噬力，並在經濟增長過程中十分活躍，很容易被我們捕捉住。所以，經濟增長的奇異現象，與天文物理觀察的「黑洞」現象，有「異質同構」的基礎。
對照天文物理學所觀察到的「黑洞」，我們對經濟增長中有如下特性的現象，就可以稱之為形成「黑洞」效應的「奇異點」：1，它是在經濟增長中藉助慣性的力量聚集而成的「奇異點」，有明確的走向，可以觀察，卻難以瞭解其內部；2，它具有無比強大的吸噬力，且只有入口，沒有出口；3，它因為有無比強大的吸噬力而往往是經濟增長的「興奮點」，但由於它只有入口沒有出口，不僅沒有帶動整個經濟同步增長，反而因它無比強大的吸噬力而吸噬了其他相連領域經濟增長的能量，使經濟增長的梯度結構愈加畸形，導致經濟在高危狀態下增長；4，它的增長加重了經濟矛盾，致使人們對經濟增長產生強烈的質疑。在這些特性中，第一點是指它的形成，第二點是指它的性能，第三、四點就是它的效應，即「黑洞效應」。就這些特性而言，「黑洞」不同與「陷阱」，「陷阱」是外在的力量設置的，「黑洞」卻是自身的力量形成的。
在茫茫宇宙，黑洞不足為道，因為相比之下，它們所能影響的空間太小，沒有改變天體運行的基本結構。但在一個國家的經濟領域，出現「黑洞」，由於時空有限，後果往往是災難性的，因為它不僅會導致這個國家的經濟結構嚴重畸形，阻止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而且會產生多米諾骨牌效應，如經濟問題社會化。
一、「不好的市場經濟」容易出現「黑洞」
市場經濟是一隻「看不見的手」，具有不可測性。自由發展、自由競爭，效率優先，都是市場經濟的基石。市場配置資源，需求影響生產，效益引導產業，等等，都是不可背離的基本原則。自由發展、自由競爭本身就具有「效率優先、效益第一」的天性。在自由狀況下，市場經濟自然而然循跡著自然界所演繹的嚴酷的「叢林法則」。沒有任何一個市場主體會把「效率」、「效益」讓位於「公平」。無論是為了規避被市場競爭所淘汰，還是為了使企業做大做強，企業家們都會把所有能夠利用的資源、能夠開發的資源投放在「效益最大化」的領域。這些無可非議的市場經濟行為聚焦在某一點上，就容易形成「黑洞」。
縱觀市場經濟歷史，可分為初級和高級兩個階段。初級階段，是市場經濟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起步時期。在這個時期，由於市場經濟體制還不完善，國家治理市場經濟秩序的經驗還不豐富，市場經濟的缺陷比比皆是，因而這個階段的市場經濟往往是「不好的市場經濟」。
「拉美」現象，可列為「不好的市場經濟」的範例。「二戰」之後，「拉美」國家出現長達30年的黃金髮展期。這個地區的GDP 持續30年保持了年均5.3%的增長率。但這個增長的危機很快就暴露了出來。由於它的基本增長方式是「舉外債促發展」，最終導致債務危機，外債還本付息額佔出口利潤的比重達41%，陷入借新債還舊債的惡性循環，導致拉美經濟畸形增長，社會動盪不安，經歷了「失去的10年」。1989年，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在華盛頓召開了一個討論80年代後期以來拉美經濟調整和改革的研討會。會議達成的共識被稱作「華盛頓共識」。「華盛頓共識」促使了拉美進一步開放，進行一系列經濟結構性改革，甚至實現了由國家干預下的進口替代工業化發展模式向市場導向的外向型發展模式轉移。但新的問題又暴露出來了，許多重要經濟領域，特別是更盈利的新興工業部門，被跨國公司佔據了壟斷地位。在拉美500強企業中，有2/5的是外國企業。由於外企資金和利潤在全球範圍內流動，致使拉美地區大國如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曾先後陷入金融危機，社會更加動盪。
可見，在拉美，雖然經濟發展了，但更多的問題和矛盾暴露出來了。這些在促使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又加劇了經濟社會矛盾的增長點，就是本文所關注的、能夠形成「黑洞」的「奇異點」。在拉美，「舉外債促發展」，「重外企促發展」等，也就成了拉美經濟增長的「奇異點」。
我們把歷史再拉長一點，視野再放寬一點，看一看馬克思、恩格斯所處的時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情況。
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裡對資本主義搞市場經濟以來的經濟發展有一句非常經典的評價：「資本主義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可見，馬恩對資本主義的創造力和高速發展給予了高度評價。同時，眾所周知，《共產黨宣言》又是一篇向資本主義宣戰的檄文。這就遞給世界一個明確的信息：這樣的創造力，這樣的高速發展，是馬克思、恩格斯所痛斥的。因為這樣的高速發展，同時又帶來日愈嚴重的經濟危機和社會矛盾。這樣發展的結果，就是典型的「黑洞」效應。
觀察馬克思所處的時代的經濟和拉美經濟，不難發現它們之間的共同點：它們都處在市場經濟初期，發展市場經濟的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還不完善。由此可得出一個結論：「黑洞」在「不好」的市場經濟裡是普遍現象。
今天的中國也是處在市場經濟的初級階段。在這個初級階段，由於經濟體制轉型和新體制還不完善，有三股濁流把市場經濟攪得周天寒徹，自然是可以歸為「不好的市場經濟」。這三股濁流：一是吳敬璉所批評的「權貴經濟」，二是秦暉所批評的「痞子經濟」；三是我歸納的「權貴+痞子的經濟」。
所謂「權貴經濟」，就是官商勾結的經濟。自市場經濟改革開始至今，此起彼伏依次有4次「致富風暴」。第一次是價格改革，實施雙軌制，歷史上俗稱為「官倒」。不少人在這輪「官倒」交易中完成了資本原始積累的「第一桶金」；第二次是培育資本市場以來的股市黑幕，從一些不法官員配置上市名額收取巨額受賄款到一些公職人員挪用包括銀行資金等在內的公款抄股，從股市設置陷阱的「黑莊」到掏空股資的「黑東」，把好端端一個股市攪得昏天黑地，至今難以恢復元氣；第三次是「國企改制」出現的偷梁換柱現象，國資大量流失已是不爭的事實。早已垂涎三尺的「食客」視國企改制為「最後的晚餐」。第四次是至今還在延續的「圈地活動」，成克傑僅一次批地的受賄款就多達3500萬元。在「慕、馬案件」中，慕、馬批地的受賄收入僅僅8000多萬元，而給國家造成的損失是10多億元。4次「致富風暴」，奠定了中國未來發展的社會結構的雛型。
所謂「痞子經濟」，就是假冒偽劣經濟。上世紀90年代流行一個「假」，至今長盛不衰。90年代初，假冒偽劣商品給國家造成的經濟損失每年就高達2000億元。10多年過去了，雖然國家加大了執法力度和打擊力度，有了「質量萬里行」，有了更加完備的工商、質檢系統，有了「消協」，有了「315」權益日，到2004年，假冒偽劣商品依然保持年均2000億元的水平，每年40億份合同有1/4無法兌現。魚目混珠的「痞子經濟」嚴重破壞了社會信用體系。
所謂「權貴+痞子的經濟」，就是地痞惡霸與地方官員勾結的經濟。這特別突出地表現在「礦難」方面。年復一年的「礦難」，為什麼總是打壓不下去？為什麼總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究其原因，是不少地方官員的個人利益參與其中，地方官員與地方惡霸沆瀣一氣。事實上，彼此沆瀣一氣還不僅僅是在開礦方面，其他經濟領域，如野蠻拆遷、制假造假、黑勢力猖獗等方面都有表現。特別是一些暴發戶進入人大、政協，或者撈了個官來當之後，更是耀武揚威，變本加厲掠奪社會財富和他人財富。這些，都直接地加劇了社會矛盾的激化。
有這三股濁流存在，怎麼會不導致經濟增長的「黑洞」效應越來越嚴重呢？當然，由於我們搞市場經濟沒有經驗，由於經濟落後、起點低，發展的壓力特別大，急功近利、急於求成的情緒特別重，這樣，地方政府的良好願望也可能「走火入魔」，客觀上造成為市場經濟的濁流氾濫推波助瀾的後果，經濟增長的「黑洞」現象就非常突出。
——GDP 崇拜就是一個形成「黑洞」效應的「奇異點」。
2004年，中央政府把GDP 增長的目標定為8%，在2003年9%的基礎上降低一個百分點，以期把改革的力度、發展的速度和社會可承受的程度統一起來，解決由於增長過快和經濟過熱而引發的經濟社會中的突出問題和矛盾。由此，中央政府加大了宏觀調控的力度。但是，2004年GDP 依然沒有控制在理想的速度內。這表明，已經形成了一股能夠與中央政府宏觀調控博弈的力量在推動GDP 增長。地方政府依然不遺餘力地把促進GDP 增長作為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由此，區域之間的非公平經濟增長、城鄉差距、貧富差距擴大的矛盾進一步加大，高利潤產業的區域分布和經濟結構更加不合理，內需不足和外貿依存度加大使兩個市場的比值擴大、反向發展的趨勢更加明顯，環境污染和透支資源使經濟增長的成本進一步加重，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的經濟增長方式加重了能源危機。如此的經濟增長使經濟與社會的緊張度進一步拉大。
——「城市化」也是一個「奇異點」。
從農業文明向城市文明演進，是現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國經濟落後，突出表現在城市化水平低、城市化率不高等方面。大力促進城市化，提升城市化過程中第二、三次產業的聚集效應，改變城鄉隔離的不合理結構，本身是無可非議的選擇。改革開放20多年來，中國城市建設和城市經濟長驅直入，取得了驕人的成績。可以說，如果把經濟分為城市經濟與農村經濟兩大塊，把二次、三次產業劃歸到城市經濟這一塊內，那麼，城市經濟對GDP 的貢獻超過90%.由於城市經濟對GDP 增長具有超強的聚集效應，各級政府也紛紛出臺了城市化的中長期規劃，從總體趨勢上看，目標是到2050年達到75%城市化率的水平。
發達國家的城市化率從17%走到75%用了三四百年的時間。即使有如此寬容的時間來處理和消化從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後工業社會——即城市文明——轉型所形成的矛盾和問題，經濟社會的大幅度波動依然此起彼伏，諸如城市污染、城市人口壓力、城市資源消耗過於集中等城市病依然威脅著城市的發展，「逆城市化」趨勢已經露出端倪。而我們，計畫用不到一百年的時間，實際上從開始為「城市化」提速到如今僅僅20多年，計畫再用40多年的時間達到發達國家城市化率75%的水平，在如此之短的時間內實現農業文明向城市文明的轉型，轉型過程中的各種矛盾和問題都集中爆發了出來。更何況，發達國家轉型過程中的教訓不僅沒有吸取，反而「變本加厲」——城市污染、城市人口壓力、城市資源消耗過於集中等城市病提前到來；城市發展首要的特色經濟聚集功能被「形象功能」所淡化，政府傾其財力、物力抓城市建設，包含了太多的「政績」需求，而城市建設與發展的「行政級別化」趨勢又極大地破壞了城市經濟帶的合理結構；在「政績」需求的驅使下城市建設惡性攀比，浪費了大量的財力和極其稀缺、極其珍貴的土地資源；在「形象城市」的驅使下，弱勢群體的生存環境日愈惡化；在「經營城市」的幌子下，不到10年時間，僅從被「城市化」所佔用的農村土地中掠走的剩餘價值就超過2萬億元：「城市化」使地方政府自覺不自覺地成為「城市的政府」，加劇了「三農」問題的嚴峻程度，城鄉差距從改革之初的1：2上升為1：4，有向1：6的差距發展的趨勢。這時的城市化就成為一個巨大的吸盤，它不僅吸走了這個地區經濟增長的絕大部分增量資本，還吸走了屬於農村土地可預期的成量資本，降低了農業通向現代化的能力。
中國是一個人口眾多，人均佔有土地低於世界平衡水平，至今仍有近60%的人口生活在農村的農業大國。這是中國的基本國情。城市化的速度不能背離這一基本國情。近60%的農業人口對GDP 的貢獻不到10%，這本身就是大問題。當資本和貢獻大小也參與分配，佔中國人口比例近2/3的農民的收入增長比值必然越來越小，「三農」問題必然成為中國發展中最為嚴峻的問題。
——「房地產業」也是一個「奇異點」。
今天的房地產業已經成為一個地區GDP 增長的重要拉力，而且，政府對土地的壟斷經營，土地經營收益成為重要的財源。經濟增長帶來的需求旺盛極大地刺激了房地產業的蓬勃飆升。2005年初，中央政府對北京上海的房價飆升重拳出擊，本身就說明房地產業的畸形發展已經對經濟社會的負面影響到了必須專項整治的地步。在房地產業的狂飆突進中，非法的、非公平的「圈地活動」愈演愈烈，無論是針對城市居民還是針對農村居民的暴力拆遷行為屢見不鮮；權錢交易頻頻發生，不少政府官員被捲了進去，不少人一夜暴富。房地產業的飆升，不僅吸走了大量稀缺而珍貴的土地資源，也導致了土地資源的大量浪費；不僅吸走了大量的銀行資金，加重了金融風險；不僅吸走了大量居民幾乎一生的積蓄，而「住房難」卻成為經濟繁榮的光環中難以掩飾的一聲聲很不和諧的感嘆；不僅進一步加劇了貧富懸殊，而且貧富懸殊實物（置業）化，原本並不顯山露水的貧富差距也因此刺目地突顯出來。
——比較典型的「奇異點」還有仍在延續的「股災」。它對社會各方面的資金的吸噬力幾乎無以復加。還有「產權改革」，還有「醫改」、「教改」等。
這些「奇異點」，都有一些共同的特點：應改革發展而生由此獲得了合法性，從而憑籍改革發展的大勢從中獲得了無與倫比的能量，由於其中利益巨大而匯聚了新的更大的能量，由於它的運作普遍遵循的是潛規則而難以監測，由於它無比巨大的吸噬力使其相連的低端領域的發展乏力，致使中國經濟結構調整和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難上加難。就是這些「奇異點」，形成了中國市場經濟發展中大大小小的「黑洞」。
二、「黑洞」效應顛覆了發展的「神話」
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市場經濟」都給我們描繪了一幅美麗的「神話」。從理論上看，早在市場經濟濫觴時期，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就已經充分地論證和描述了市場經濟對經濟、對社會的積極影響。在實踐上，特別是經濟發達的國家，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中國發展市場經濟以來，雖然僅有一二十年的時間，中國經濟從總量上看，已經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中國的和平崛起，正在使世界的經濟政治的軸心和結構發生深刻變化。而且，中國對世界的影響日益增大。「北京共識」的形成，標誌著中國改革發展不僅取得了巨大成就，而且創造了可以供發展中國家借鑒的「中國模式」。
但是，衡量中國改革發展的得失還有一個重要的尺度：社會分配如何。這個重要尺度，是鄧小平提出的。改革之初，1985年3月，作為改革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就指出：「我們允許個體經濟發展，還允許中外合資經營和外資獨營的企業發展，但是始終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麼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的走了邪路了。」
這就是說，總設計師鄧小平在強調任何時候都要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強調「發展才是硬道理」的同時，十分注意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社會分配問題，絕不容許出現兩極分化，絕不容許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如果出現了兩極分化，產生了新的資產階級，我們的改革就失敗了，就走了邪路了。
2005年，有兩篇調研報告值得關註：一篇是國家勞動部研究所關於我國基尼係數的報告，認為現在是0.46，處於黃色警戒線，預計未來幾年，將突破0.5，亮起紅燈。另一篇是發表在《社會學研究》第2期上張強的報告《「丁字型」社會結構與「結構緊張」》。作者依據特萊曼（Treiman ）、甘澤布姆（Ganzeboom ）和格拉夫（Graaf ）提出的"國際標準職業社會經濟地位指數"（即ISEI數值）考察中國社會各階層的收入、教育和職業結構，結果是：23分值及以下的佔了全部就業者的63.2%，而組成該分值的職業群體基本上是農民，包括從事大田、棚架等農作物種植的人員、農副產品加工人員和其他種植養殖業從業人員、畜牧業生產人員、家畜家禽等從業人員，以及收垃圾為生者、清潔工等。其中從事大田勞動的即中國傳統意義上的農民佔該組的90.12%，佔全部就業者的58%，另加上5.2%的其他體力勞動者，共同構成了倒「丁字型」社會最下面的一個巨大的群體。倒「丁字型」結構反映了中國的一個非常嚴酷的現實：社會下層的比例過大。
那麼，中國究竟有沒有一個什麼新的資產階級？今天中國不談「階級」，我們可以說「沒有」。但如果問中國今天有沒有一個非法致富的群體？答案是肯定的。
中國市場經濟大潮中的三股濁流，都是非法經濟。再從嚴重觸犯了法律的致富人員數目上看，據中國新聞網報導，2005年3月9日，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賈春旺在高檢工作報告中指出：2004年中國檢察機關立案偵查涉嫌職務犯罪的國家工作人員43757人，其中涉嫌貪污賄賂犯罪35031人，瀆職侵權犯罪8726人；檢察機關共立案偵查貪污賄賂、挪用公款100萬元以上案件1275件，比2003年增加百分之四點九。共提起公訴30788人。
當然，改革還在進行中，斷言非法致富的社會群體會形成一個有共同政治經濟利益的「新的資產階級」，還為時過早。
儘管如此，憂患意識已經多次出現在黨和國家的重要文獻裡。如今，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都形成一個共識：改革發展處在關鍵時刻。怎麼理解「關鍵」二字呢？就是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面臨斷裂的危險，改革面臨普遍責難的窘局，貧富差距、城鄉差距、地區差距也日愈尖銳。這就是所謂「關鍵時刻」。因其如此，在世界上，「中國經濟崩潰論」不絕於耳；因其如此，中國一些有良知的經濟學家，憂慮中國經濟是在「雷區」穿行；因其如此，中國社會輿情，對經濟增長譭譽參半。要不要改革，要不要發展，怎麼改革，怎麼發展，這些原本我們已經解決了的問題，如今又一次嚴峻地擺在我們面前。
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有三個與在資本主義國家制度下發展市場經濟完全不同的特點：第一，社會主義國家制度的本質特徵就是公平與正義，即使是在市場經濟發展的初級階段，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國家制度也不容許一部分人的富裕以另一部分人的貧困為代價，如巧取豪奪、榨取勞工剩餘價值等現象。而這些現象，資本主義國家在它原始積累時期有制度支持。第二，在發展市場經濟過程中，計畫經濟體制留下的權力配置資源還在發揮作用，市場經濟初期的體制缺陷正好為「權力尋租」創造了盡情施展的空間。因而「權力尋租」的機率自然遠比沒有計畫經濟體制影響的市場經濟要大得多，容易結成盤根錯節、榮辱與共的官商聯盟和「權貴」經濟；第三，中國的市場經濟是在國有資本高積累、國有資產還在增殖的情況下發展的，國企改革和「國退民進」客觀上為「內部人」化公為私、完成資本原始積累、掘「第一桶金」提供了條件和機會。
中國市場經濟這些國情特點，昭示了中國培育和發展市場經濟絕不能一味追求增長速度。「利潤崇拜」是市場經濟的鐵律。在高額利潤的誘使下，包括權力在內的各種資本必然向高額利潤的領域集聚，產生驚人的聚集效應，形成「奇異點」，形成吸噬力具有無比強大的「黑洞」。如果任隨市場經濟這匹「黑馬」一路狂奔，造成巨大的社會震盪在時間將上會比有制度支撐的西方國家還要短。
三、「效率優先」的負面品質和負面力量
為什麼中國經濟增長的「黑洞」會層出不窮呢？——我認為：都是「效率優先」「惹的禍」，是對「效率優先」的負面品質和負面力量缺乏理性的、全面的認識。
「效率優先」，是發展任何經濟都必須遵循的基本規律，現在需要遵循，今後也需要遵循。同時，我們必須看到：「效率優先」要求把社會資源，包括稀缺資源、有限的財力、物力使用在能夠創造最大價值的對象上。因而當可供配置（分配）的資源是一個固定值的時候，「效率優先」本身就具有吸嗜其他對象的發展能量和發生核聚反應（整體大於部分之和）的品質和力量。這種能夠吸噬其他能量併發生核聚反應的品質和力量就是「效率優先」的負面品質和負面力量。
「效率優先」的負面品質和負面力量，在中國，長期沒有受到應有重視。特別是當我們把發展當作壓倒一切的時候，當我們把「效率優先」神聖化的時候，換句話說，當我們對「效率優先」的（1）認識和（2）控制失去理智的時候，一方面「效率優先」的負面品質更容易被忽視，另一方面「效率優先」的負面力量就會更加肆無忌憚地伸展和擴張。「效率優先」促使各類優質資源向能夠創造最大價值的對象彙集，這個所謂能夠創造最大價值的對象，就具有了更加強大的吸噬力，同時形成「馬太效應」，吸噬的能量越多，吸噬的慾望就越強；吸噬的慾望越強，吸噬的能量就更多。如此循環往復，「效率優先」就有了令人恐懼和震懾的破壞力量，一方面，由於大量地吸噬了其他對象的發展能量，致使其他對象發展乏力；另一方面，自身集聚有大量的能量，瘋狂地發展。這時，從經濟增長的整體上觀看，我們就會很容易看到經濟結構的畸形。這樣的畸形增長，就是「黑洞效應」。
所以，我認為，「效率優先」的負面品質就是「黑洞」的「基因」，而「黑洞」效應得以之加劇，就是它的負面力量在推波助瀾。
「不好的市場經濟」容易形成「奇異點」並產生「黑洞」效應，事實上，「不好」的計畫經濟也是如此。我們說計畫經濟不講效率，主要是針對計畫經濟的整體而言的。而在某一個方面，某一個領域，或者說某一個局部，計畫經濟的效率是往往最高的。比如，在計畫經濟體制裡，能夠通過國家機構的力量，集中財力、物力、人力辦幾件大事。但如果這類的高效率，是不惜一切血本、不計任何後果，只求一個高指標能在最短的時間內完成，這樣的「高效率」就必然形成「黑洞」。比如，前蘇聯應對「冷戰」而集中發展國防工業、重工業；比如，我們的大躍進為了「追英趕美」而大煉鋼鐵。所以，通過計畫經濟時期的所謂高效率的典型案例的觀察，特別容易理解「黑洞」與「效率」的關係，特別容易理解「黑洞」的後果。
由此，可得出這樣的推論：「效率優先」，無論是在計畫經濟條件下，還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只要失去理智，越出可控制的邊界，它的無比巨大的吸嗜力，會破壞一個國家的經濟結構和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會抑制這個國家的產業實現整體升級，因為相關領域、相關產業發展的能量被吸嗜過去了。
「黑洞」不僅對經濟會產生嚴重危害，對社會的危害也是嚴重的。經濟學研究效率，就是解決如何使資源配置產生最大的效益的問題。在單位時間裏，效益越大，效率就越大，也就越經濟。問題是：資源配置有一個前提：無論是稀缺資源還是非稀缺資源，比如，土地、礦產、河流等自然資源，比如歷史、文化以及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等公共資源，原本是屬於社會全體成員的，這才存在一個如何配置的問題。在這些社會成員中，有的基礎差，能力弱，與基礎好，能力的強的群體相比，資源配置給弱勢成員難以產生最大效益。因而在如何使資源產生最大效益的配置中，已經存在一個前提，就是能夠創造最大化效益的群體已經「佔有」了同時也屬於其他群體的公共資源。所以，只要追求效率，追求「效率優先」，就存在資源配置的非公平性問題。「黑洞」能夠把「效率優先」的負面品質和負面力量發揮到了極致。所以，「黑洞」首先會進一步激化資源配置的非公平性。非公平的經濟增長必然會帶來一系列嚴峻的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
四、深度撞擊：破解經濟增長的「黑洞」
市場經濟的前提與假設就是「理性人」——在理性的驅使下做出能夠實現利益最大化的選擇。如果這個假設是「合理」的，那麼，作為市場經濟活動的單個主體，是不會考慮「公平」的，也不承擔兼顧公平的義務。由此，經濟學把對單個的市場主體的研究聚焦在效率、效益上，無可非議。由此，效率、規則、契約、法、誠信等，是古典自由主義立論的基石，個人的能量得以充分發揮，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得以充分湧流，社會生產力才得以快速發展。
問題是，任何市場主體的經濟行為，不可能不與社會發生關係。不考慮公平的經濟增長，社會資源向能夠創造更大效益的群體和領域彙集，容易形成經濟增長中的「黑洞」。歷史已經告訴我們，「黑洞」一旦形成，由於它對周圍的一切「物質」的能量具有無比巨大的吸噬力，必將破壞公平，帶來嚴重的社會矛盾和制度危機。
「效率優先」是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核心思想，因而也是資本主義早期為促進市場經濟發展的一種制度性安排。到了19世紀中期，即馬克思所處的時代，受「效率優先」的經濟學思想和制度安排的影響，經濟增長中已經由個別的、局部的「黑洞」積累、演化為整體的「黑洞」，即在經濟發展的大趨勢上，出現嚴重的非公平增長。「黑洞」所帶來的經濟矛盾和社會危機，到了非解決不可的地步。
在這種情況下，馬克思提出的解決方案是用制度革命的方式，即暴力革命的方式，重新調整經濟關係和社會關係，實現經濟的計畫性和社會的公平性。這就是人們熟知的社會主義計畫經濟。馬克思設計並為之奮鬥的路徑選擇，雖然在當時發達的、同時又危機四伏的資本主義國家沒有走通，但是，馬克思提出的方案對這些資本主義制度的震動很大、對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啟發很大。
如何破解「黑洞」及由此帶來的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與馬克思的「制度革命」並行發展的解決方式，就是「制度變革」的方式，即非暴力革命的方式。「制度變革」的核心思想，就是針對古典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體制缺失公平、正義的弊病，增強制度的公平性、正義性。所以，我認為，19世紀末是市場經濟理論的重大轉折時期，無論是「後馬克思主義」（又稱「西方馬克思主義」），還是繼續捍衛市場經濟大旗的經濟學家，凡是對社會、對歷史有影響、有貢獻的理論家、學派，無一例外地把經濟發展與人的平等、與社會的公正、與國家的職能連在一起加以研究了。什麼「帕雷托效應」、「木桶理論」、「福利經濟學」、「制度經濟學」、「社會經濟學」，以及羅爾索的「正義論」、舒爾茨的「窮人經濟學」等，實際上就是解決一個問題：經濟發展與社會公正。這些研究卓有成效，對西方國家的政治體制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對市場經濟發展到高級階段和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都發揮了積極作用。正因為這些積極作用，一個世紀裡，西方市場經濟又經歷了「一戰」、「二戰」以及世界範圍內的經濟大蕭條等考驗，在這些重大的考驗和挫折面前，西方市場經濟不僅沒有朝著經濟危機、社會危機的方向繼續惡化，反而更加成熟，煥發生機，進入良性循環階段。市場經濟體制及其與之相應的政治體制，作為國家的基石，越來越穩固，「制度革命」的可能性越來越小。這些歷史說明：可能導致整體性的經濟危機和社會革命的「黑洞」在新制度裡受到有力的遏制和有效的破解。而能夠遏止和破解「黑洞」的力量，就是「公平與正義」，就是「公平與正義」成為了制度安排，才從根本上扭轉了「不好的市場經濟」滑向「黑洞」的無底深淵的命運。
不難看出，19世紀末之後的經濟學主流思想，與古典自由主義的根本區別就是注重國家的功能，推進公平的經濟增長。國家通過制度的力量（法）、倫理的力量（善）來調劑實際存在的、由於資源配置不公所形成的利益分配不公，遏制「黑洞」的形成。比如，資本積累太快容易形成「黑洞」，就有一系列法律法規來規範資本的組合，建成法人治理結構；比如，高利潤行業容易出現壟斷，形成「黑洞」，國家就有「反壟斷法」；比如，為了抑制再生產起點不公的「黑洞」效應，國家出臺了分配的公平原則，提高弱勢群體的自身發展能力。正是這些經濟學的主流思想，促進了社會制度變革，增強了制度建設的公平原則和正義原則，抑制「效率優先」的負面力量，逆轉了資本主義經濟和社會走向垂死的命運，併進入健康、持續發展的新境地，實際上就是極大地抑制和化解了「效率優先」的負面品質和負面力量所導致的「黑洞」。所以，我認為，社會公平和正義是擊碎形成「黑洞」的「奇異點」的力量。
市場經濟社會講究法理，講究制度設計和政策設計的合法性。那麼，「公平與正義」的法理基礎是什麼呢？所謂「效率優先」，就是資源配置遵循實現最大效益的原則。前面已經提及，資源配置有一個前提：那就是，無論這些資源是自然資源，還是社會資源，原本是屬於社會全體成員的公共資源，這才存在一個如何配置的問題。所以，當國家制定出以效益最大化來配置資源的政策後，即「效率優先」，無論是政府干預式的資源配置，還是市場調節式的資源配置，都隱含了這麼一份社會契約——其他社會成員也把屬於自己的那份資源「委託」了給能夠使資源創造出最大效益的群體。比如，中國的國企改革，就是基於「效率優先」的需要而進行的資源重新配置的典型範例。國有企業的資產屬於公共資源，在重新配置的時候，無論「花落誰家」，都隱含了這樣的一份社會契約。
僅管其他群體所佔有的資源是間接的，委託是社會性的，按照市場經濟的等價交換原則，沒有參與效益創造的群體也應該享有部分效益的分配，比如，股民就沒有參與效益創造。因此，當「效率優先」作為一種制度安排，效益分享也應該成為制度安排。由於其他群體所佔有的資源是間接的，委託是社會性的，因而效益分享也是間接的、社會性的。這時的制度安排集中體現為以政府為中介，對效益高的群體徵收高額稅費，用於為全體成員創造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務和提供更多更好的社會保障。如果制度安排在「效益優先」方面強大有力，而在安排效益分享「兼顧公平」方面不完善、不強大，那麼，這樣的制度就停留在不公平、不合理的階段。當制度停留在不公平、不合理的階段，即存在制度缺陷時，作為「理性經濟人」，是不會主動讓出本應不屬於他們的那部分效益的。這時，制度缺陷就直接表現為社會不公、不合理。
可見，「公平原則」、「正義原則」，都是為了矯正以前在制度設計與制度建設時突出「效率優先」、忽視社會公平的重大偏差和促成一種能夠抑制、消除「效率優先」負面影響的制度性安排。20世紀以來市場經濟發展的歷史證明，「效率優先」和「社會公正」並非是一對不可磨合的矛盾。只要「效率」與「公平」並重，經濟社會就會和諧發展和持續發展。正因為這些問題解決得很好，在長達一個世紀的時間裏，以「效率優先」為基本點的市場經濟，不僅走出了週期的經濟危機和嚴重的社會危機的困境，而且使這些國家的經濟又有了長足發展。這也是我國選擇發展市場經濟和提出「效率優先」的邏輯起點。
五、中國願景：「效率優先」與「社會公正」並重
有一種較普遍觀點，認為市場經濟的基點是「效率優先」，與「公平」是「魚與熊掌不可兼得」。這實在是對市場經濟的偏見，是對市場經濟的認識還停留在一個多世紀之前的階段。成熟的市場經濟，效率與公正並重。考察那些市場經濟發達的強國，不難發現，雖然也有社會分層，雖然不同層次的社會群體受益不同，但他們普遍接受受益不均的結果。為什麼？在我看來，根本原因，就是市場經濟體制首先保證了程序公正。只要程序是公平和正義的，任何結果都是可以接受。至於事實存在的起點不公、結果不公，又有其他的制度安排來彌補。制度公正，是市場經濟的守護神。市場經濟體制從不成熟到成熟的歷史，就是從不公正到公正（「次優」）的歷史。市場經濟是發展著、變化著的，為了適應這些發展變化，即使是發達國家，也會隨時進行制度改革和制度微調，解決因發展而帶來的新問題、新矛盾。比如美國，上世紀一百年間，重大的制度改革就有四次，期間還有大大小小的制度微調，確保程序公正。所以，既然制度公正是市場經濟的守護神，「效率」與「公平」就不是不可磨合的矛盾。「公平與正義」不僅不是在「效率」之後，而且是效率的前提，並貫穿始終。
如果我們對市場經濟的認識仍停留在一個多世紀之前，強調「效率」與「公平」是不可磨合的矛盾，無疑於承認了「弱肉強食」、「贏者通吃」的合理性，無疑於首先在道德內省方面為恃強凌弱的行為鬆了綁，無疑於擰開了「魔瓶」的蓋。為什麼那些要麼鑽法律的空子，要麼踐踏法律而致富的人沒有「原罪」感？為什麼市場經濟在中國僅一二十年，就濁浪滔滔？主要原因就是過分看重「效率」，輕視了「公正」在制度建設和道德建設方面的極端重要性。
《正義論》作者羅爾斯有一個響徹寰宇的追問：「假如正義蕩然無存，人類在這世界生存，又有什麼價值？」如此繼續追問下去：「如果不能保證社會公平和聲張正義，要國家來幹什麼？」國家就是通過制度的力量，推進公平的經濟增長。
推動公平的經濟增長，談何容易？！十六屆三中全會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議》，有一句如雷灌耳的警示語：建成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對全黨新的重大考驗」。
「權貴經濟」、「痞子經濟」、「權貴+痞子的經濟」三股濁流已經促成了一個既得利益群體。這個「既得利益群體」既是「效率優先」的最大受益者，又是市場經濟公平發展的最大破壞者，是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的最大阻力。這個「既得利益群體」，用「黑洞效應」的「奇異點」來概括相當貼切：他們滲透在社會各個領域（包括一些官僚及力圖影響政策決策的知識精英），因而不只是一個特定的領域或階層；他們在衝破計畫經濟管制、發展市場經濟、推動社會轉型方面「功勛顯赫」，同時，他們積累的個人財富也與對社會發展的重大貢獻成正比；他們一夜之間堆積起來如同金字塔一樣輝煌的財富，不是辛勤勞動和依法經營的結果，而是利用體制的不成熟、尋找體制的弊端實現的飛黃騰達。他們既是推動改革和經濟發展的主力，同時又是改革發展的最大收益群體，在聚斂社會財富的道上一路狂奔，利令智昏的程度到了完全忘記他們是挑戰社會主義制度；他們「一半是海水，一半的火焰，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這個既得利益群體的危害是：顛覆了改革發展的底線，顛覆了社會制度的底線。今天中國出現的重大問題和重大矛盾以及信仰危機、經濟危機都與這個既得利益群體的壯大和發展直接相關。「慶父不死，魯難未已」。僅此，這個既得利益群體的問題必須解決。而由於這個既得利益群體的特性——滲透於改革發展之中，利用改革發展過程中階段性的合法性「因勢導利」（與「因勢利導」互動），20多年間，幾乎每一次重大改革推出的政策措施，都成為他們瘋狂撈取財富的機遇，致使改革痛遭指責；他們以改革發展的名義維護著、壯大著自己的利益，但他們利益增大的過程和結果都加重了改革發展的經濟成本、社會成本和政治成本，他們所追求的目標與國家的改革發展的戰略目標完全背道而馳；他們是以利益分享而結成的一個利益共同體，既滲透於權力領域、經濟領域，又滲透意識形態領域、理論領域，遵循著「潛規則」；他們「一半是海水，一半的火焰，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的兩面性，使他們在改革發展中撈取個人利益的「遊戲」玩得得心應手、游刃有餘；他們與市場經濟和已經初步建立起來的市場經濟體制同在，他們的斑斑劣跡不僅使中國市場經濟烙下惡名（「不好的市場經濟」），也使初步建立起來的市場經濟譭譽參半；他們既是改革發展的最大受益群體，也是隨改革發展而壯大的群體，其力量足以與國家的力量博弈。基於這些特徵，法制的力量、道德的力量，常常顯得鞭長莫及。
2004年，世界銀行發表的關於2003年中國經濟報告，統攬全文的主題思想就是希望中國政府要著力推進經濟的公平增長。對經濟增長的「效率與公平」問題，這份世界銀行報告的認識非常深刻，凝聚了市場經濟發展的三四百年歷史的經驗與教訓。經濟與社會、效率與公平是一個整體，彼此互為條件、相互影響、相互激盪。資源配置向強者傾斜（起點不公），財富的創造與獲得非正義性（程序非公正），如此非公平的經濟增長，可能產生最大化的效率，但這樣的經濟增長必然形成「黑洞」效應，使經濟增長在自然生態危機和社會生態危機的高位上運行，成本和代價都極其高昂。在付出了極其高昂的成本和代價之後，市場經濟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都高度重視經濟增長的公平問題。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徵就是公平與正義。世界銀行一直關注中國的市場化改革。他們曾經天真地認為，在中國，公平有制度保證，市場化不會使公正的天平過於傾斜。但是，中國市場經濟20多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公平卻遭遇嚴重損害。
遵循「效益第一、效率優先」的原理，社會資源的配置必定是能夠產生最大效益、發揮最大效率的群體彙集，產生「乘數」效應。我這裡所說的「乘數」效應，是指：假設每一個社會群體的經濟增長都是n ，由於基數（增長的起點）不同，同時乘以n ，結果都不同，而且，彼此同步增長的n 越大，增長的差距也就越大，不平等就越強。這就是中國曾經流行的一句話，「端起碗吃肉，放下碗罵娘」，為什麼每一個社會成員的收益縱向比較都有所增加，還會怨聲載道呢？箇中的奧妙就在這裡。當社會資源的配置在「效益第一、效率優先」的影響下，創造新財富的社會資源急速向能夠產生最大效益、發揮最大效率的群體彙集，這個群體一方面為社會創造著巨大的財富，作為經濟增長的主力，另一方面，基於他們的作用和影響，國家的大政方針也不得不遷就他們的發展訴求，經濟的、政治的各種強力在發展的昭應下聚集成一個經濟增長的「奇異點」，「黑洞」效應就形成了。「黑洞」一經形成，就產生巨大的吸噬力，如同龍捲風一樣，所到之處，一切的一切，都不得不受到它那巨大的引力所影響。社會經濟結構更加畸形，國家經濟安全更加脆弱，社會問題和社會矛盾更加尖銳。
理論上講，「兼顧公平」並非不要公平，但實踐上，由於「效率優先」被抬到壓倒一切的高度，「兼顧公平」往往是既不兼又不顧。發展中我們丟失了社會公正，這已經形成基本共識。在這樣的情況下，加強經濟的、政治的制度建設，張揚社會公正，顯得極其緊迫。
「效率優先」與「社會公正」並重，已經成為中國的願景。對此，我依然樂觀，相信國家的基本制度，相信制度的力量。產生「黑洞」效應的「奇異點」能量再大，敵不過制度的力量。在資本主義制度裡，都能較好地處理「效率」與「公平」的關係，在社會主義制度裡，理應能夠處理得更好。十六屆五中全會的《建議》裡，不再使用「兼顧公平」，而是使用「要更加註重社會公平和正義」，無論是黨內外，還是國內外，都普遍認為，這個重要文件，標誌著中國引領改革發展的主導思想出現了重大轉變，標誌著一個新時期的開始。
「效率優先」是一切經濟發展必須遵循的基本規律，絕不能「因噎廢食」，在「更加註重社會公平與正義」的形勢下而走向另一個極端。既然市場經濟發展的實踐已經證明，「效率」與「公平」並非是一對不可磨合的矛盾，那麼，推行「效率優先」，肯定有一個效率與公平的下線和上線。單純追求公平的資源配置，談不上「效率優先」，難以促進經濟的快速增長，所以，低效率的「公平」增長就是「效率優先」應該控制的下線；而突破公平與正義的「效率優先」必然產生形成「黑洞」的「奇異點」，最終可能導致走向增長的反面，所以，高效率的「非公平」經濟增長就是「效率優先」應該警惕的上線。由此，在促進經濟增長，如何落實「效率優先」與體現「社會公正」之間形成最佳取值範圍，這個取值範圍也就是最佳值。這個最佳值，理論上推想可以建立一個數理模式。目前，這個數理模式在理論上還只是「歌德巴赫猜想」，但在實踐上，特別是市場經濟發達的國家在如何應對「非公平」經濟增長所帶來的矛盾和問題方面已積累了豐富的感性認識和經驗，建立起這個數理模式並非永遠是「歌德巴赫猜想」。如果這個數理模式能夠建立，可以為發展中國家制度建設和提出政策措施提供理論依據，保證經濟快速、持續、穩定增長，保證經濟社會和諧發展。
The black hole of economic growth ，is a strange phenomenon which absorptionpower is inexhaustible.On the one hand ，the economy of China developed fleetlyand has been achieved noticeable success；On the other hand，the「sustainability」of growth is facing the threats of discontinuity，that ‘s just come from the powerof growth itself.For study the reason of black hole of economic growth ，the articleshifted the focus to basic policy of economic growth，and studied the relationsbetween 「Fairness」and「Efficiency」。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efficiency priority」is the basic principle must be followed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But thenegative qualities of 「efficiency priority 」is unfair resource allocation.Theunfair resource allocation implies the instinct maybe absorb the development energyof other object ，which is the forming reason of black hole.The only way is promotingthe fairness and justice to restrain negative power of「efficiency priority 」andresolve 「black hole」of growth.The basic function of country is defending fairness.The facts of developed Countries have manifested that ，「efficiency」and「fairness」is not a pair of contradiction that do not tie in.It is not「efficiency priority」and can ’t promote the economic growth rapidly to pursue merely the fair resourceallocation.That‘s low efficiency of 「fair」growth is the lowest line must becontrolled of 「efficiency priority 」。And the「efficiency priority 」which breakthroughfairness and justice brings necessarily the effects of「black hole」，and finally，it induce possibly go to the reverse side of growth.That ’s high efficiency of「unfair」growth is the topmost line must be guarded of「efficiency priority 」。Then，based on it，form a rational range of the preference number which is theoptimum value between promoting economic growth 、implement 「efficiency priority」and emphasizing the social justice.The function relation between the lowest lineand topmost line of 「efficiency」and「justice 」，can build theoretically a mathematicalmodel.It can offer reference of a rational range for country ‘s institutionalarrangement and making economic policy.
（2005年11月25日於香港中文大學田家炳樓中國研究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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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正面臨內外部失衡》。（作者說明：本文得益於作者與麻省理工學院OliverBlanchard ，哈佛大學Ricardo Hausmann，牛津大學Allsopp ，Cyril Lin，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餘永定、張斌、何新華、曹永福等的討論。）「中國改革論壇」網站http://www.chinareform.org.cn.李朝暉《中國改革25年：誰分享其利？》。《當代中國研究》2003年第4期（總第83期）。光明日報社光明觀察網路雜誌轉發。
楊帆《中國的危機：權力資本惡性膨脹》。中華復興網http://www.1840cn.com.趙憶寧《中國改革醞釀再突破》。「中國改革論壇」網站http://www.chinareform.org.cn.中國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調研報告《當代中國社會結構變遷研究》。
邵道生《中國一些富豪的暴富令人疑竇叢生》。（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研究員、中共中央紀律檢察委員會特約研究員、最高人民檢察院專家諮詢委員會委員。）中華復興網http://www.1840cn.com.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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