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幼年時期，母親因為外公的歷史問題受到牽連，由山東的一個縣城下放到一個偏僻的農村教書，全家隨遷。父親的學校離母親的學校相隔數公里，父親只是週六回來一次，星期天又趕回到他教書的中學去。我們姐妹仨人隨母親住在她教書的學校裡，日常的家務由外婆料理。外婆雖然沒有多少文化，但心中頗有城府。她與外人鮮有交往，喜歡嫻靜獨處。我們安家所在的學校，是由一座破廟改建而成。用外婆的話說：這裡前不歸村，後不搭店。待傍晚學生放學後，若大的校園內僅剩下我們孤零零的一家人，頗為寂寥。
雖然農村民風淳樸，但我父母都不是本地人，所以當地人對我們頗感好奇。我自己漸已解事，也覺得我們家的生活方式有點與眾不同，怪怪的。一次，我到鄰村去玩，有村人問我：怎麼只有你外婆在你家，你還有外公嗎？我一時啞言不知如何作答，因為我從未聽家人提及外公。
回家後，我問母親：「外公已經老了(即去世了) 嗎？」
母親猛然一怔，說：「沒有呀」 。
我又問：「他在哪裡？為什麼不來咱們家呢？」
母親回答：「你外公是教師，在外地教學，沒有時間來我們家」 。
我繼續追問：「我們這裡的學校每年有暑假，寒假，為什麼外公的學校從來不放假呢？」
母親正欲含糊其辭，這時在一旁的外婆似乎猜到了什麼，她正色對我說：「以後不管誰問你家裡的事，就說不知道！小孩子家嘛，一問三不知，神仙治不得！」
這真把我弄得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我不明白家裡有什麼不可告人的事，隱隱中又怕自己出去說錯什麼話，心裏總感到膽膽突突的。從此，在本該無憂無慮的童年裡，我就失缺了少年不識愁滋味的灑脫感。
1976年秋天的一個日子裡，母親突然宣布要帶我們姐妹三人去兩百裡以外的三姨家，並悄聲說外公退休回來了，住在三姨家，正盼著我們去看望他。
其時我們地處閉塞，一年中難得有機會出趟遠門，聽說去看外公，當然很高興。何況在我的心裏，另藏有一個小小的心計。因為我是家中長女的緣故，母親會時常向我多透露點機密。記得一次母親翻箱倒櫃時，從她極為珍視的百寶囊中取出一封很陳舊的信，對我說：「這是你外公曾經寫給我的信。你看這字跡，鐵筆銀鉤，多有勁！你外公可有文采哩，他很會寫文章，還畫得一手好畫。」 我那時正跟農村的一些小夥伴們學繡花，從而引發了學習繪畫的興趣，可農村的小學沒有美術教師和美術課，我正出於一種求師無門的失落中。心想：這回等見到了外公，我一定讓他教我畫畫。我想他肯定也會樂於將畫技傳授於我的。
然而，與外公初次相見的情景十分出乎我的預料。當我們隨母親風塵僕仆地趕到三姨家時，並未看見外公在喜氣洋洋地迎候我們的到來，而是家裡壓根兒不見外公的影子。三姨家的人說外公正在給生產隊看管菜園子，已經打發孩子們去菜園裡請外公回來。可總是三番五次地請不回外公，後來天色晚了，母親只好親自動身到菜園裡去，才將外公請回家來。
外公見到母親和我們時的神情十分沉靜，沒有久別重逢的喜悅，甚至沒有寒暄。他們父女已經是近20年沒有見面了，是因為什麼使他們變得像是路人一般沒有了親情？是外公精神有問題？看到外公冷漠的模樣，就像是給洗過腦似的。
我們踏著鄉間田邊小路，在晚秋的暮靄中，寂寂地回到三姨家裡。晚飯比較鄭重地在炕桌上進行，母親先是默默地將幾碟較好的小菜擺在外公的面前，給外公斟酒，然後，大家一起吃飯。孩子們都被大人怪怪的情緒所感染，沒有像往常一樣嬉鬧，所以，那頓晚餐沒有一點歡慶的團圓氣氛。
更使我疑竇倍添的是晚飯的最後一幕，因為後來我的三姨夫酒足飯飽後離席而去，大人們才開始有了話題。
話題是從三姨對外公的抱怨開始的。三姨說她醫專畢業後同班同學都安排了理想的工作，因為外公的歷史問題，學校不給她分配工作。那年頭根本就沒有自己去找工作一回事。外公被關進了勞教所，家也沒了。三姨成了喪家犬，走投無路，就只好回到農村老家去。因為生活所迫，匆匆就嫁了人。
那時找婆家主要看成份，出身好就不會挨批挨斗的。當時只看到他出身根正苗紅，而且是復員軍人，誰知結婚後才發現其人不但好吃懶做，還有嗜酒如命的惡習。婚後夫妻感情一直不好，如今只好嫁雞隨雞，還要在農村下一輩子莊戶地了。從此三姨由一個立志做一個治病救人醫生的遠大志向的青年變成了餵豬打狗的農婦，還要忍受著噩夢般的婚姻生活。這是多麼大的變化!
外公頗不服氣地說：「我有什麼問題？！」
是啊，現在想起來外公有什麼問題？外公年輕時為當時的政府做事，加入了當時的執政黨組織，難道這是罪過？然而一個普通社會公民的最普通的社會存在，在共產黨眼裡便成了十惡不赦的大罪，這是多麼荒唐啊。
因為我的家庭也深受外公的牽連，母親也因此受到了很多委屈。這時，母親竟一改對外公的親孝態度，板起臉對外公說：「怎麼不是由於你的問題？你看老大(指我的大姨)家的兩個兒子，接連通過飛行員體檢，卻因為你的問題政審過不了關，不是受你的影響嗎？孩子的前途都給耽誤了！」。
外公被關了18年。一家親骨肉，不能再親的父女，已經是18年沒有見面了，應該是怎樣的悲歡離合呀！在失去了自由的18年裡，外公一定都是無時不在惦記著他的親人，思念他一手撫養大的女兒們。然而在劫後重逢本應喜極而泣的時候，卻是女兒們的興師問罪。
聽了母親的話，一看這個架勢，外公手足無措，顫抖著用手摘掉了帽子，在炕桌旁就地作叩頭狀，一邊說：「我有罪，我有罪！」。真奇怪！外公怎麼像個犯人似的？
目睹大人們的此番論戰，我不禁墜入五里霧中：外公不是個退休教師嗎？何罪之有呢？三姨怎麼那麼恨他？又怎麼會影響到表哥們參不了軍，當不了夢寐以求的飛行員呢？
其後的幾天家裡的氣氛依然沉悶，外公更是鬱鬱寡歡。一家人沒有一點兒久別重逢的歡樂，外公對於我們隔輩人也是板著面孔。我看著外公壓根兒沒有含飴弄孫的興致，感到倍受冷落，學畫的打算也就無從提起了。
在三姨家和外公以及別人在一起，我感到很不開心，終於挨到了我們打道回府的日子。我們需徒步感趕到幾里外的汽車站去。
那天天氣秋高氣爽，但是每個人的心裏好像都堵著一塊棉花似的。外公知道我們要走了，就特別主動的給張羅著，後又一直默默的陪送我們趕路。我們祖孫三人走在兩旁都是莊稼的鄉間小路上，一直走了很遠的路程。待將要上公路的時候，在一片未收割的高粱地邊，母親勸外公停步，外公也未堅持，就在原地站住腳。我的想像中這時外公應對我們說幾句慣常的客套話，比如邀請我們明年再來什麼的，但母親和外公彼此都沒有多少話語。是外公覺得因為他的緣故使我們受到牽連而還在深深的內疚嗎？
我們就這樣跟著母親繼續沿著青沙帳邊的田埂往前走，母親這會兒已是三步一回頭，看到母親回頭我也隨著向後看。這時，我才有意識地打量一下外公的外貌，只見外公面龐白皙，身材頎長。他沉靜而孤寂地站在田邊的羊腸小道上，雙臂交叉在背後，在蕭瑟秋風中翹首目送我們漸漸遠去……
秋風送別離，當時的我雖然對大人們的情懷不明就里，但從母親與外公那言語無多，四目相望的鬱鬱神情中嗅到了不可名狀的淒涼。這淒涼不就是因為在那個荒唐的年代黨文化對人性的扭曲和人間親情的撕裂而又無可奈何麼。
在此後的許多年裡，外公形單影隻地佇立於田邊小道的身影，一直定格在我記憶的腦海中。
翌年夏天，外公終因18 年的牢獄生活摧垮了身體，而且長期的精神的極度壓抑使外公心力憔悴，抑鬱而終。
八十年代初期，那時「上面」已經傳達了給「冤假錯案」平反的「英明政策」，父母周圍的一些同事也陸續摘掉了多年來被壓得抬不起頭的「帽子。這時，母親開始與我的大姨商量為外公平反的事情。可事情一開始就談得不很順利，原因是我的大姨堅決不同意為外公的事「上找」 ，她認為外公的歷史問題太複雜，翻歷史的舊賬沒有好處，何況人都已經死了，再弄個「平反昭雪」的虛名還有什麼意義呢？母親則認為：外公含冤而終，死不瞑目，好不容易有了平反的機會，再不討個清白，難道還讓他在九泉之下繼續含冤不寧嗎？就這樣，姐兒倆各執一詞，定奪不下。後來，母親親自跑到外公生前所在的縣城去，為外公的平反落實了政策。
母親回來後，同父親談及辦事的經過，這時我年已漸長，父母對外公的事情得到平反也滿心歡喜，所以對我們不像以前那樣避諱了。我這才得知外公於1957年被劃為「右派」，其時，外公是山東某縣一所中心學校的校長，但他早年加入了國民黨，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國民黨黨員，因能寫擅畫，曾在報社作過編輯。五七年反右運動伊始，他的這份經歷便成了在劫難逃的歷史證據。他先是被指控為反對「統購統銷」 ，繼而被扣上了「中統特務」的帽子，其後又被判「勞改」了十八年。這便是我幼年時候一直不能見到外公的原因。
大姨為什麼不同意為外公平反的事奔走呢？，父母也用閑常話語作了剖析：「老大」 是吃官飯的，深知共產黨株連政策的厲害，外公的歷史就是一個馬蜂窩，不碰為好，一碰說不定又出新問題。大姨怕了。大姨是外公四個女兒中最有身份和地位的一個，她十五歲就參加了革命工作，在某縣共青團委作文書時，結識了時任縣委書記，其後建立了美滿家庭。當時，大姨的丈夫年僅24歲，可謂前程無可限量。幾年後，大姨夫升遷到地委擔任領導職務。
到了五七年，外公的事情突發了，這給大姨夫的仕途平添了無法逾越的障礙，使他的職位在其後的二十年裡一直出於原地踏步的狀態。在「文革」時期，這個在政治上一向要求進步的家庭更是倍受牽連和衝擊。據大姨在九十年代末的追憶中(其時大姨夫已因病去世}，母親才得知：在「文革」期間，大姨夫曾被調回到他擔任縣委書記的某縣去，隔離審查十個多月，期間與家人沒有一絲聯繫，家人也不得作任何詢問。在無望的焦慮與等待中，大姨在家獨自照應六個孩子，還要承受來自外界的各種壓力，不到半年時間，年僅三十幾歲的大姨就脫掉了大部分頭髮。
等大姨夫終於返回，十分機密地告訴大姨組織上一度追逼他交代的問題是：當年國民黨撤離大陸的時候，曾用過該縣{當時大姨夫任縣委書記}所屬的碼頭。因為大姨夫後來有一個國民黨員的岳父，說他有與國民黨特務作裡應外合的嫌疑。組織並指出兩條路以供選擇：一、交代問題，坦白從寬。二、與國民黨特務的女兒離婚。當時大姨還開玩笑說：那你回來離婚嘛。大姨夫答道：憑什麼離婚？我的六個兒女是從哪裡來的？由此可見共產黨員也有人性存在。大姨與丈夫感情甚篤。
母親對大姨一直有意見，因為在外公被關押的近二十年裡，作為長女，大姨從來沒去探望過。外公出來後的一年多時間裏，她也未敢與父親會面。甚至外公去世，她都不敢前去送葬。在外人看來實在有悖親情常理。
母親總是埋怨大姨說，把烏紗帽看得比命都重要，生怕樹葉掉下來打破頭！就在是否為外公辦理平反的這件事兒時，母親還頂撞大姨說：翻歷史的舊賬，你們怕丟烏紗帽，就由我去找好了，我一介平民沒啥可怕的。其實，在外婆的眼裡，大姨一直是至賢至孝的女兒。我想在大姨的內心深處，一定有她難以言表的矛盾和痛楚，她並非棄情絕義之人，只是中共殘酷的政治環境逼迫得她不得不在某些事情上違心行事，以保全自己。中共的迫害和對人性的扭曲，自此可見一斑。
光陰如梭，如今母親也已經退休。作了一輩子教師的母親時時想起外公悲慘的一生。每當過年和清明節的日子，母親總會擺一桌酒菜來祭奠外公，去給外公送紙錢。希望外公在另一個世界裡平平安安，如果轉生就到遠離共產黨的地方，投生到一個好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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