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不是問題的問題的提出，著實令人深思：「文革」這段並不久遠的歷史，何以在某些當事人及不少「文革」後長大的一代人中顯得如此「模糊不清」以至可以「省略」？
《人民日報》今年初曾刊發《邂逅巴金》一文，作者詠慷在文中寫道，「巴金的很多話、很多文章，對我產生了很深的影響。其中對我最具震撼力的是這樣兩句，一句是『講真話』……再一句是『建立「文革博物館」』。」
「講真話」、「建立『文革博物館』」，楊苡、馮驥才、陳思和等在此講述的，其實也正是這兩句話。「比如巴金……」，原本是個不應該出現的問題。
存一份歷史的真實，便是建一座永恆的紀念碑。
並非我揪住「文革」不放，正相反，是「文革」揪住我不放。－－巴金
偶然從一張報紙上看到這兩行文字：「比如巴金，他在『文革』時期也經歷過……但現在沒有人怪巴金，非常尊重他。」那中間的省略號使我愕然！一連串的回憶陡然湧出心底，三十八年前開始的那場史無前例的長達十年的浩劫！我想到那些屈死的無辜者，（但願他們能復活，責備人們的健忘！）也想到那麼豐富的文化遺產在幾天之內依次毀滅，當然我也聯想到由於人性的泯滅而引發的那麼多非常殘酷荒誕的非人道行為！我又聽到我可憐的老朋友低聲呼喚我，她用身子擋住了她的巴金，臉上卻挨了銅頭皮帶的一擊！而在病得拖不下去時，任她如何哀求讓巴金留下來在家裡照顧她，卻被工宣隊冷冷地拒絕，說是留下來沒用，也不利於巴金的「改造」！蕭珊淚流滿面，眼望著她的「巴先生」踽踽而去，心如刀割，那個時候哪怕想再握一下手也不可能！
我扳著手指數一數這三十多年我們同輩的老朋友們如今還倖存幾個？我多想問問這是怎麼回事，巴金在「文革」中的經歷，大家不是很清楚的麼，1966年夏天，巴金作為在京舉行的亞非作家會議中國代表團的副團長在大會散會後，回到上海，剛送走一批外國朋友，以為自己完成了國家交付的任務，卻立即被宣布為專政對象，關進了「牛棚」，直到1973年下半年「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才允許他可以和群眾一道學習，還說是：「敵我矛盾性質作為人民內部矛盾處理」，而他家裡樓上的書房直到1977年4月21日才被打開，書櫥才被撕下了封條。巴金在4月25日給我的信上說：「現在要對我落實政策了。拿走的東西也將在本星期內退還，其他等等估計下個月可以全都解決。這一次是完全解決了。但倘使『四人幫』不垮臺，我的問題就永無解決的希望。最近聽說張春橋曾公開講過，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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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那這篇文章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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