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的中國水事，依筆者之見最值得一記的應是渭河水患之後，對三門峽水利工程的反思。今年的渭河洪水也著實有點奇怪，其洪峰不大也不險，只相當於三、五年一遇的普通洪水，而結果是形成了50年不遇的渭河大洪災。陝西全省1080萬畝農作物受災，225萬畝絕收，受災人口515萬人，直接經濟損失82.9億元，為什麼出現此種現象？就連普普通通的渭河兩岸農民都說，全是三門峽工程鬧的。事實上這樣的災難早在三門峽高壩修建之前，施工之時便已經有人預見並指出過了。可以說關於這個工程的不同意見一而再再而三地被粗暴地忽略、乃至淹沒，一意孤行者中既有決策者也有為數甚多的教授、專家、學者。當渭河洪水把三門峽工程的最後的遮羞布撕碎，沉默的局面也終將打破，甚至有點熱鬧了。
這樣的熱鬧是耐人尋味的，它需要我們追溯歷史，把真相說出來－－以大江大河的名義。
據《華商報》報導，水利部副部長索麗生博士，10月份率隊考察渭河水災後，在鄭州會議上指出，三門峽水庫建成後取得的效益是以犧牲庫區和渭河流域的利益為代價的，渭河變成懸河主要責任在三門峽水庫。
在筆者的記憶中，這是水利部官員第一次公開從負面比較明確地評價三門峽水庫，這是一個好的實事求是的開端。
緊接著又有了11月4日《北京日報》上發表的中國水利界被不少人推為泰斗級人物的兩院院士張光斗和前水利部部長、現全國政協副主席錢正英聯名發出的呼籲：三門峽水庫應立即停止蓄水，放棄發電。2003年11月17日的《報刊文章》又以「渭河流域泥沙淤積河床抬高，張光斗建議放棄三門峽水庫」為題報導如下：「據瞭解1957年6月，有關部門曾經組織了70名專家就三門峽工程的設計方案進行討論。張光斗說：『當時我是不贊成的。』但那個時候一邊倒，蘇聯專家說能修，你有什麼辦法」云云。
三門峽的歷史迷霧從此就算是解開了嗎？不，沒有！相反更讓人覺得感慨莫名了。三門峽工程及與之相關連的人物極端迥異的命運，所折射出來的已經遠遠不是一個水庫的問題了，但，我們最終還是得回到這個大壩本身來考量：關乎國家命脈的江河命運、水利思路，以及在這過程之中參與其事的知識份子的人格和良知。
不妨說，作為新中國第一個高壩大庫的三門峽工程，是以後一系列水利工程的先行者與楷模，正是因為三門峽工程的失誤及這失誤長時期地被掩飾，導致了中國水利沿著高壩大庫的思路愈走愈遠。也因為關於三門峽工程的不同意見的被扼殺，導致了中國水利界的一意孤行一往無前地筑高壩修大庫。
那末，到底在三門峽工程上誰是真正的反對者，提出了什麼樣的反對意見呢？
2001年1月19日，春寒料峭之時，筆者走進清華園拜訪了黃萬里先生，以後大約有一個月的時間，每天從上午10點開始到中午12點為止，完成了我對黃先生的採訪。從70歲到90歲之間黃萬里先生患有結腸癌、膽結石、淋巴癌，一次又一次地開刀動手術的黃先生顯得疲憊、虛弱，但思路還算清晰。關於三門峽工程的往事歷歷浮現。筆者同時又查閱了相關資料，便有了以下的文字回顧。
1954年4月，中央決定將三門峽樞紐大壩和水電站委託蘇聯設計。年底，《規劃報告》出臺，選定三門峽為黃河綜合利用的第一期重點工程，蓄水位350米，總庫容360億立方米。三門峽水利樞紐工程的設計前景、主要目標是：將黃河上游千年一遇洪水由37000立方米／秒降低到8000立方米／秒，自此黃河無洪災之患；攔蓄上游挾帶的全部泥沙，下泄清水，實現了河清之夢，且能使下游河床不再淤高；調節黃河水量，裝機90萬千瓦，年發電量46億度等等，其巨大的綜合效益將使三門峽大壩成為中國水利的里程碑。
但是，在《規劃報告》中既無法迴避也最難以啟齒的是關乎渭河兩岸土地與人民及大壩存亡的問題：水庫將淹沒農田207萬畝，移民60萬；黃河泥沙在三門峽水庫中的淤積，將使這個高壩大庫的壽命只有30年左右。而當時力主建造三門峽工程的黃河水利委員會的一個負責人卻保證水庫壽命為300年。30年是嚴格按照上游來沙量及預留庫容147億立方米－－佔總庫容的2／5－－計算得來的，300年這句大話卻是信口開河，或者說是信口筑壩、信口河清，但，決策者偏偏就信了。
為了三門峽工程的最後通過，一系列的信口開河接踵而至：中國方面向蘇聯專家組提出的《技術任務書》中，中方給出了一個真正天方夜譚般的數據：通過植樹造林水土保持，到1967年，上游來沙量可減少50％，當三門峽水庫運行150年後，則為100％。
黃河就這樣輕而易舉地變清了。
黃河變清了嗎？黃河依舊是濁流滾滾，而斷流的災難已經或幾乎使這一條中華民族的母親河成了季節河！
1957年4月13日，三門峽工程正式破土開工。
就在這一時刻到來的前一年，時任清華大學水利系教授的黃萬里上書黃河流域規劃委員會。在他的《對於三門峽水庫現行規劃方法的意見》中，就三門峽水庫的主體規劃思想提出了質疑，他指出：筑壩雖有調節水流的有利一面，但必然破壞河沙的自然運行。「有壩萬事足，無泥一河清」的設計思想會造成歷史性的嚴重後果。在以後的不斷上書中黃萬里先生更是第一個預言了渭河翹尾巴淤積從而形成大患的後果。關於泥沙，黃萬里先生一再強調：河流必按其趨向挾帶一定泥沙，世界上從未有過無沙之河，在坡面上的水土應盡量保持，但對於那些已經流入河槽裡的泥沙，卻應該讓其繼續隨波逐流，這一科學的觀念從根本上擊中了三門峽工程的要害：筑壩攔沙，而且是上游全部來沙，把泥沙留在庫內而讓下游河清，這是逆自然規律而行之。
黃萬里先生還認為：由於淤積，所有的水庫也就是說無論怎樣的高壩大庫，都不是萬古不朽的，自有一定的壽命。筆者不由得想起：人力堆造的黃河水泥怎麼能如山之亙久、水之持續呢？但，造壩的人卻從來不想也不顧大壩壽命結束時上下游的水流情勢、水文變化。在江河梯級開發之後，多少年大壩廢棄，多少梯級的水泥廢料堆積如山，那時，中華大地上還會有一條完整的河流嗎？
黃萬里明確表示，他原則上反對在干流上建高壩大庫，如果非建不可應在壩底面有容量相當大的泄水洞，「以免他年覺悟到需要刷沙時重新開洞」。
直接上書中央的還有北京電建設總局年輕技術員溫善章，他力主低壩、小庫、滯洪排沙，正常蓄水位335米，少淹沒土地、少移民、少花錢。
三門峽工程開工兩個月後，有70多位專家、教授參加的「三門峽水利樞紐討論會」開始召開。溫善章第一個發言，除了堅持低壩小庫外，還作了即便從今天的眼光看也難能可貴的關於土地資源的分析。關中平原是棉花、小麥的產地、西北經濟文化中心，還是華夏古文化的發源地，地下埋藏著珍貴的文物。以發電論，高壩方案比低壩方案多45億度，為之付出的代價是增加70多萬人的移民和250萬畝土地的淹沒，相當於發每千瓦電遷移1人、淹沒三畝地，從動力資源儲備和土地資源儲備及土地現狀分析，難以令人信服。
溫善章並且極有遠見地指出，只是用收還投資年限、抵償年限、單位千瓦投資、單位庫容投資來衡量工程的合理性是不夠的，這只能說明資金上的合理性，而更為重要的因素即被投資對象的人文和社會性質又該如何表現？
黃萬里的處境已經很艱難，就在討論會期間，他在清華大學校刊上發表的一篇小說《花叢小語》，在《什麼話》的欄題下，由《人民日報》6月18日轉載，同時發表的還有批判文章。但，他依舊直言批評了三門峽的規劃思路，即「倒推法」：黃河之患患在洪水氾濫，如果下游河水又清又慢就可以根治黃河了，怎樣才能又清又慢呢？便想像用水庫把大水和泥沙都攔住，泥沙太多洪水很大，需高壩水庫。他不同意防洪只著眼於水庫的水利思路，中華民族對治河治水有著豐富的經驗，「堤工、河工、水工等等，壩工只是其中的一種」。
他還明確地指出，三門峽工程「是以上游堆沙來換取下游河道的不淤」將沙淤在上游，慢慢地造成上游地區鬧水災。他問三門峽工程的主事者：「三門峽以下河道你們不同意淤，為什麼同意淤在三門峽以上？」自知無力回天，黃萬里說，如果三門峽水庫非修不可，那就應把泥沙一直排下去。當他戴著右派帽子離開討論會會場時，幾乎是哀求著最後說：「在壩底留有足夠大的泄水洞，以免他年覺悟到需要刷沙時重新在這裡開洞。」這個意見得到大多數與會者的同意，在國務院批准的初步設計裡也明明標有「壩底留泄水孔」。然而在1960年11月至1961年6月間，三門峽工程工地竟全部按蘇聯專家的設計把12個導流底孔用混凝土堵塞。1967年以後再以每個底孔1000萬元的代價，將其一一打通。
也許張光斗先生記憶有誤，這位力主建造長江三峽大壩的雙院士曾不止一次說自己是三門峽大壩的反對者，筆者曾遍查當年討論會的資料，張光斗先生除了說一些「看不出清水下去有什麼壞處，如果不會使下游淤高則可以多排一些沙下去」等似是而非的話以外，沒有一句話是明確反對三門峽工程的。當然，也有可能是筆者孤陋寡聞。
在三門峽工程的反對者中，黃萬里、溫善章以及有所進言的葉永毅、吳康寧、梅昌華、張壽蔭等人的名字將為歷史銘記。尤其是黃萬里，直到生命的最後時光仍上書直言，力陳在江河干流上修筑高壩大庫的危害。2001年8月8日，先生於重病中自知不起從老妻手中接過紙筆寫道：「萬里老朽手啟予敏兒及瀋英夫婦弟妹：治江原是國家大事，『蓄』、『攔』、『疏』及『抗』之策中，各段仍以堤防『攔』為主。長江漢口段力求堤固，堤面臨水面，宜打鋼板鋼樁，背面宜石砌，以策萬全，盼注意注意。萬里遺囑，2001－8－8手筆候存」。
終其一生，黃萬里的遭遇令人深省：三門峽工程的失敗，使有的人一路高升，而實踐證明是正確的黃萬里卻是清華大學最後一個改正右派的人，那是1978年，此後一直要求講課直到1998年長江洪水後，他才重新獲得授課權，時已87歲高齡。當他著一身白色西裝結紅色領帶走上講臺時，獲得了多少掌聲和讚嘆，而其中卻又不乏辛酸。當他毫不留情地批評三門峽工程論證中有專家「竟然肯放棄水流必然趨向挾帶一定泥沙的原理，而奴顏地說黃河真的會變清，下游真會一下子就治好，庋(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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