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上一期發表了題為《與江澤民反政治改革路線徹底決裂！－－論變SARS危機為政治體制改革契機》的社論，現在我們覺得有必要對政治體制改革再深入議論下去。
一、「三個代表」是垂死的斯大林主義之折衷版
胡錦濤的「七一」講話，固然是胡錦濤仍然處於江澤民陰影之下的一個指標，然而，倘若胡錦濤真如外界所期盼的那樣講了「黨內民主」或「政府職能轉變」，就意味著他走出江澤民的陰影了麼？
其實，無論是黨內民主還是行政改革，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都不是什麼新鮮事。甚至就連胡錦濤這次刻意對「三個代表」詮釋出的「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均無一例外地可從前幾屆中共政權中找到相似的版本。
於是問題便來了：喊了好幾十年、喊遍好幾代人的這類口號或誓言，中共就「立黨為公」了麼？中共就「執政為民」了麼？中共就「為人民服務」了麼？中共就是「人民勤務員」了麼？如果答案為「是」，那為何胡錦濤今天還要強調再強調？如果答案為「否」，那為何中共數十年來就只能說到而做不到？今天，倘若胡錦濤、倘若中國共產黨人，還要繼續陷在第三國際意識形態的禁錮裡，那麼他們想求此解就比登天還難了。君不見有詩曰：「不識廬山真名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毫無疑問，在一元化體制下，執政者的這種言與行的自相矛盾、言與行的尖銳對立，無解。原因就在於：任何不受監督、不受制約的權力，即使真有其「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初衷和開端，也將注定以「立黨為私、執政為己」的歸宿而告終。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其實，拂去那些個光怪陸離的黨八股泡沫，這所謂「三個代表」的實質不外乎「強權代表一切」。請看：是否代表先進生產力，無須有客觀的標準；是否代表先進文化，無須經多元文化的鑒別；是否代表人民的利益，也無須獲被代表者的授權和認可。總之，僅此，江澤民「三個代表」的斯大林主義本質便暴露無遺，其皇權主義面目亦昭然若揭。
不過，江澤民的這「三個代表」，卻只是羞羞答答的斯大林主義，只是吞吞吐吐的皇權主義。何以如此？蓋因專制文明大勢已去，正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不來點猶抱琵笆半遮面的「與時俱進」，就實難混得下去了。如果說，所謂斯大林主義，即指那種妄想憑藉「主觀能動性」，憑藉「上層建築反作用」就可為所欲為、並終給半個世界帶來過巨大災難的主張；即指那種以為憑藉手中的政權強制力，便可以隨心所欲地塑造歷史，便可以強行抹掉或跨越人類必經的資本主義歷史階段之學說；即指那種用馬克思主義術語和社會主義辭藻包裝起來的專制皇權主義，那麼，江澤民的「三個代表」，則不過是這不個甘退出歷史舞臺的斯大林主義在一敗塗地之後，於中國大地上的一絲折衷主義迴光返照罷了。說它是折衷主義，是因為：它既看到了以資本主義市場文明所代表的現代生產力的摧枯拉朽，勢不可擋，卻又力圖將其與腐朽的一元化專制文明嫁接在一起；它既想用生產關係必須適應生產力的唯物史觀來為現行的經濟改革作辯護，卻又竭力抗拒唯物史觀所揭示的資本主義文明之不可抗拒的歷史鐵律。說它是折衷主義，還因為：這「三個代表」妙就妙在，將它放在幾千年前也無不適用，因為中國的歷代帝王，有哪一個不是自稱代表天、代表道、代表普天下的子民呢？
二、全部問題的要害：決不能迴避資本主義文明之歷史必然性
在當代，由於世界歷史發展的不平衡，導致了兩種不同歷史階段的必然性在空間上並存：一種是資本主義代替專制主義的必然性；另一種則是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的必然性。但是，不經前一種必然性，就談不上後一種必然性。歷史已經證明並仍在證明：試圖迴避、抵制、繞過、跨越前一種必然性，不僅統統碰壁，還將繼續碰壁。而且，在一個專制文明根深蒂固的國家裡，在一個還沒有經歷過資本主義文明充分洗禮的國度內，抵禦和抗拒資本主義的歷史必然性，也就實際上是在抵禦和抗拒社會主義的歷史必然性。
資本主義文明的標誌是權利平等，而專制皇權文明的標誌則是官僚特權。不錯，社會主義文明並不滿足於抽象的、法權上的平等，它要追求物質極大豐富基礎上的事實平等。然而，不經過「權利平等」的歷史階段，何以侈談「事實平等」？妄圖跨越「權利平等」，直達「事實平等」，其結果則只能是畫虎成犬，導致更低歷史階段的官僚特權文明的大復辟。如果說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早已在理論上嚴整地論證過這一點，那麼所有第三國際版的「社會主義」國家之專制復辟史，便為此論點提供了豐富的歷史佐證。這是因為世界上除了建立於資本主義多元文明基礎之上、併進而對其加以揚棄的社會主義文明之外，不可能有第二種社會主義文明。由此可見，沒有資本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奠基，沒有對作為人類文明發展之優秀遺產的人權、法制、自由、平等、多元等等資本主義文明的批判性繼承，任何現代意義上的所謂社會主義文明，便統統成了無本之木、無源之水，便統統不過是挂羊頭賣狗肉的「社會主義」而已。
儘管中國共產黨今天已經拋棄了毛澤東時代那拔苗助長的國策，但它卻繼續以所謂「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類折衷版的斯大林主義來強力抵禦資本主義多元政治文明。其結果，就如同我們每時每刻都看到的那樣：一方面，新興的、健康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幼芽在官僚特權的骯髒政治中苦苦掙扎、被逼良為娼、被逼良為盜、甚至被逼良為匪；另一方面，那沒有憲政文明約束的市場經濟與中共官僚特權政治相結合，就如同一頭毫無羈絆的怪獸在中國大陸橫衝直闖。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的殘酷、貪婪、暴虐、無恥、血腥，在中國大陸暢行無阻。一些外商甚至將所在國或地區明文禁止的雇佣童工、超時勞動、違法低薪、體罰工人、強迫搜身、污染環境、賄賂官員……統統搬到了中國。資本與特權沆瀣一氣，使整個中國大陸的墮落與腐敗觸目驚心。過去中共是「公正」至上，今天，它又走到另一極端，來了個「效益」至上。為了提高「效益」，許多當年為中共高積累政策作過巨大犧牲的老工人被掃地出門又毫無社會保障。為了提高「效益」，一級壓一級的所謂「行政責任制」，驅使農村官吏橫徵暴斂，窮凶極惡。也是為了提高「效益」，公檢法等執法機構，將「公正」、「執法如山」棄之如敝屣，一個個如狼似虎地扑向籠中獵物。還是為了提高「效益」，甚至在醫院、學校這些歷來的聖潔之地，也竟然將人道主義、人文關懷悉數踩在腳下……。就這樣，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在江澤民當道的這十幾年裡，整個中國共產黨，整個中華民族，包括苦不堪言的人民大眾，均在瘟疫一般的腐敗中沉淪和掙扎。
由此可見，這樣的跛腳經濟改革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已經刻不容緩！而且這個政治改革還必須旗幟鮮明、立場堅定地以資本主義的多元憲政文明為導向。原因就在於，中國當前的腐敗和痛苦，均非苦於資本主義的發展，而是苦於資本主義的不發展，尤其是苦於資本主義政治文明的不發展。中國百年來的歷史已經一再證明，一切脫離資本主義憲政文明的藥方統統無效，唯有資本主義多元憲政文明，才是專制獨裁文明的天敵。
三、不要絞盡腦汁修補一元化體制，而應旗幟鮮明走多元化之路
因此，中國共產黨今天所面臨的，就決不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之類的行政改革，這類「改革」，朱鎔基幹過，趙紫陽也幹過，結果統統失敗。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史的教訓是：所謂「黨內民主」、所謂「差額選舉」、所謂「轉變政府職能」等等，都是既可以成為啟動現代政治文明的支點，也可以成為抵制現代政治文明的盾牌。兩者之別就端賴其受制於何種改革基礎理論了。差之毫釐，失之千里。
如果中國共產黨仍舊以「改善和加強黨的領導」為其政治體制改革的基本思路，仍舊將對一元化政治文明的修補作為其政治體制改革的歸宿，如此亦即仍舊以折衷版的斯大林主義為圭臬，那麼，完全可以判斷，中國的腐敗、中國的黑暗、中國的沉淪、中國的動盪，將有增無已，中國大混亂、大分裂的危險因素將與日俱增。因為，這種一元化的政治上層建築必將與多元化的市場經濟基礎發生不可調和的尖銳衝突。這種衝突的張力若無法以漸進的方式逐步釋放，就必然以激烈的形式引發天崩地裂。
如果中國共產黨是以多元憲政文明為其政治體制改革的基本思路，這也就意味著，黨的生存、壯大、發展、執政，統統須靠多元體制下的競爭機制而獲得，如此亦即承認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所指明的資本主義制度之歷史必然性不可抗拒，那麼，這就表明中共終於為自己選擇了一條重生之路，即由打江山坐江山的農民造反黨向著現代型政黨轉變了。即使這個轉型需逐步實施，非一蹴而就，但它畢竟標誌著堅冰已經打破、航向已經指明；畢竟標誌著政治上層建築在向著與經濟基礎相協調的方向受控調整了。事實上，匈共、保共、蒙共在主動轉型後的多元化憲政體制中的繼續執政，便不失為一種參考。
所以，毫無疑問，對於胡錦濤、溫家寶而言，對於今天中國共產黨的所有改革派而言，他們正面臨著比當年發動經濟體制改革更深刻得多的思想大解放，更艱鉅得多的理論大突破。它將面對：要不要徹底拋棄斯大林主義的歷史唯心論，回到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論；承認不承認由唯物史觀所揭示的資本主義制度之歷史必然性，承認不承認中共只能順應這個歷史必然性而在資本主義憲政文明中求生存求發展。如此，也便自然將涉及迄今為止的諸多理論禁區，譬如：關於社會民主主義和社會民主黨，關於馬克思主義與列寧主義的分水嶺，關於重新認識修正主義，關於伯恩斯坦與考茨基的爭論，關於列寧與伯恩斯坦、考茨基的爭論，關於列寧與普列漢諾夫的爭論，關於第二國際（社會黨國際）與第三國際（共產國際）的爭論，乃至關於晚年陳獨秀與中國共產黨的爭論，……等等、等等。
四、社會民主主義就是社會主義者干資本主義
如果說，中國的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其核心是如味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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