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幾年來，每當六四祭日到來時，受害者的親人們都以各種方式祭奠已經含冤離開他們14個年頭的親人。年逾花甲、兩鬢斑白的徐玨的兒子徐向東當年21歲，14年前在那場六四慘案中喪生。徐玨說，這些年來，尤其是丈夫95年去世前的臨終囑託， 她才有了活下去的動力，盼著有一天能為兒子討回公道。
徐玨說：「每年去(墓地)的時候，我都是買上束鮮花，然後就靜悄悄地坐在墓前沉思，自己把心裏的痛苦和悲憤，默默地和他們對話，也是自己對仇恨的發泄。」
當年就讀人大經濟管理系三年級的吳國峰的父親吳定富這樣對記者說，兒子吳國峰的去世給他們全家帶來滅頂之災。他在吳國峰去世後大病了一場，沒法上班，也沒有工資。現在靠每個月170元的最低生活保障維生。他說，這些年來，他歷經磨難和打擊，在承受了大兒子不幸遇難的沈重打擊後，又接二連三地蒙受家裡其他親人去世的打擊。
吳定富說：「這14年都沉浸在痛苦的回憶當中。我的身體就是由於悲哀和憤怒，落下了病。每年在極度痛苦當中度過的。吳國峰死後，我半身麻木。2001年發現腎臟上長了一個腫瘤，尿血。最初由於家境貧寒，沒有錢去就醫，加上小兒子患了尿毒症，沒有錢，也不敢去醫，去年就去世了。兒子的奶奶聽說孫子出事後，氣成腦痴呆，他爺爺半身癱瘓。他們兩人勉強多活了幾年。」
另一位在六四慘案中遇難的孫輝的母親於清對記者說，孫輝學習成績優秀，是那幾年寧夏考上北大化學系的唯一考生。這位年近古稀的母親說，孫輝遇難後，當局嚴格限制他們的行動，一言一行居委會都進行監視，孫輝的哥哥和姐姐畢業時，也因為孫輝的原因只能回原籍，不准進機關、不准重用。
於清說：「 在那個時候，我大兒子那年畢業，據他說，他受了不少挫折，怕我們心情不好不敢跟我們說。說一句實在話吧。我們年年到六四的時候都受限制，在哪地方哪地方都受限制，看著我們，可能是怕我們有意外的想法，不知道是咋回事兒。」
還有一位六四事件受害者的母親叫張先玲。她兒子王楠當時是北京月壇高中二年級的學生。這位年逾花甲的母親說，兒子遭槍殺給她帶來難以承受的沈重打擊 ，精神幾乎崩潰，身體垮了。她說，這麼多年來，為無故死去的受害者討回公道、懲罰六四慘案凶手的信念支撐著她好好地活下去。
張先玲說：「這十幾年來，我們開始的時候是非常的悲痛，不能自拔。後來，通過尋找我的孩子的過程，我變得比較堅強起來。隨著時間的流逝，痛苦深深地埋在心裏，當然這種傷痕是永遠無法恢復的。也正是對死去兒子的一種悼念，一種母子之情，也是對當局草菅人命的憤慨，鼓勵著我們這些難友這麼多年來一直在尋求解決六四事件的辦法，要求政府調查六四事件的真相，讓他們立法，對我們進行賠償，並懲辦凶手，這是我生活和尋訪的信念。」
在記者採訪的六四慘案受害者的難屬當中，有一位受害者的遺孀，叫黃金平。她丈夫楊燕聲當時在體育報社工作，為了救助受傷的群眾，被子彈擊中。當時他們唯一的兒子剛1歲零8個月。丈夫突然被奪走了生命，使她喪失了繼續活下去的信心。
黃金平說：「他出事後，我覺得無法接受，不是事實，現在已經過去14年，給我的感覺還是歷歷在目，這件事對我們來說永遠是流著血的傷口，不可能癒合。我們忘不了，因為我們的心一直在流血，傷口在張著。我曾經對生活根本不抱希望，想放棄，也做過，但是沒有成功。」
黃金平現在的丈夫不僅理解，更支持黃金平積極參與為六四事件受害者討回公道的活動。
記者瞭解到，十幾年來，六四事件受害者的難屬們在周圍一些人的不理解、冷漠、歧視等精神壓力下，在當局的監視、跟蹤甚至要挾下，相依相挽，努力為死去的親人們爭取平反昭雪，得到應有的賠償，並要求懲罰六四慘案的肇事凶手。他們相信真相最終會大白於天下，正義會得到伸張，六四慘案中的冤魂將得到慰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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