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接受訪談。這次他們非常關注蔣彥永醫生，訪談題目是：從中國大陸知識份子的處境，看蔣彥永醫生的作為與遭遇。蔣彥永先生是一位救死扶傷的醫生，屬於技術性、專家型的知識份子，而不是致力于思想建構、觀念批判和社會道義良知的人文知識份子。但是，在社會面臨災難的時候，他比那些在書齋裡談人文主義的知識份子更體現出知識份子本色，因為他更符合康德對知識份子的定義：「自覺為人類和社會的進步承擔道義和責任的人們。」他體現了知識份子應有的不問安危，只問是非的求真精神。
這是一位擅長治療消化道腫瘤、腹膜後腫瘤的醫生，在已逾古稀之年，從從容容地，他做了一件許多人不敢做的事情：為了揭露中國薩斯疫情的真相，他寫了一封信，投書中國媒體無人理睬，結果在美國《時代週刊》發表了。在信中，他痛斥中國衛生部長張文康：「喪失了一個醫生的最基本道德：誠實。」
由於蔣彥永先生挺身而出，造成國際輿論的干預，使得許多感染了薩斯或可能被感染的人獲得拯救。今天，蔣彥永先生已經當之無愧地被海內外譽為「民族英雄」、「中國第一人」。在向蔣彥永先生致以崇高敬意的同時，我們也不得不問：在中國有那麼多瞭解薩斯真情的人，為什麼唯獨蔣彥永先生敢於仗義執言？
一轉眼，「六四」過去14年了。這14年中，中國的社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中國知識份子告別了以道義激情為主的八十年代，進入了灰色的逐利時代。一方面仍然是政治高壓，六四的槍聲，導致大批學人放棄公共關懷，他們屈服於環境的壓力，以「歷史的缺席權」為藉口，侷限於個人專業，依附於體制，逃避參與政治等公共領域的事務，放棄對社會的責任。另一方面，商品化大潮鋪天蓋地，享樂化的誘惑無處不在，不少過去在專製面前表現堅強的知識份子，卻抵擋不住後極權的商品化潮流，被腐蝕成為犬儒。
這是政治高壓和六四屠殺的震懾效果。許多和蔣先生一樣瞭解薩斯疫情真相的醫務人員－－－技術型的知識份子，他們具有獻身精神和職業道德，卻缺乏作為公民參與政治社會事務的責任感；他們敢於冒著生命危險和病魔抗爭，卻缺乏公開真相揭露政府隱瞞的勇氣。對專制鎮壓的深切恐懼，導致他們不敢行使自己的公民權利。
但是，在「知識鴕鳥」充斥的中國，仍然不乏「國有危難挺身而出「的人。正如魯迅先生所說：「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拚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這就是中國的脊樑。」正如蔣彥永的女兒蔣瑞所說的：蔣彥永先生為民請命的動機很簡單，「他不是想讓中國丟臉，只是認為自己有機會救人」。但這樣一個簡單的舉動，映射出蔣先生整個的人生歷程和個人品質。這是一位既未被專制政權恐嚇住，也未被商品化腐蝕，並具有深厚人道主義精神的老人。
畢業於協和醫學院，蔣彥永先生一生竭盡全力，為病人解除痛苦，體現了其母校的校訓：「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的精神。」因為家庭背景問題，蔣彥永先生曾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受到衝擊：「文革」初期被打成「反革命」，被造反派關押在醫院的樓頂長達兩年。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他被押送到青海的軍馬場勞改，直到一九七一年十月才回到北京。多年來，蔣先生以其精湛醫術與拒收紅包，贏得「清廉醫生」美譽。
在這次憤然揭發政府撒謊之後，蔣先生堅持他享有發表意見的公民權利，他說：「我是有憲法保護的。因為，憲法允許我自由地發表我的看法。當然，也可能最後有各種我意想不到的事，那我也是做了這種準備的。」
就是這樣一個出於公民道德的簡單舉動，在中國人道義感普遍淪落的今天，創造了一個新的時代契機，給千千萬萬不甘心冷漠墮落的中國知識份子一個啟示：在面對人類與世界命運的重大時刻，每一個獨立的、有良知的個人，可以做出某種「介入社會」的舉動，以改變社會制度的黑暗與壓抑。如果我們還要在這個多難的世界上活下去，我們就必須拒絕犬儒和沉默。
愛因斯坦曾留下了一句擲地有聲的名言：「在長時期內，我對社會上那些我認為是非常惡劣和不幸的情況公開發表意見，對它們沈默就會使我覺得是在犯同謀罪。」今天，儘管中國政府仍然封鎖新聞，但網際網路的迅速普及，給中國人公開發表言論提供了相當的空間，使知識份子有可能在網上獲得真實的信息，並履行自己參與公眾事務的職責。
蔣先生的揭發就是通過網際網路傳遍全世界，使中國人民家喻戶曉並為之感恩。他的所作所為，正在成為知識份子、醫務工作者和新聞界人士的榜樣，鼓舞人們去戳穿謊言，追求真實。中國只有出現更多的像蔣先生這樣的獨立而承擔社會責任的個人，我們才能在一個封閉而堅固的社會結構中，爭取到更多的自由和權利。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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