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 不能被磨滅的城市(williamhill官网 )

香港街頭（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著有《重返天安門》的林慕蓮（Louisa Lim），父親為新加坡華人，母親為英國人，曾在香港度過童年；2003年起先後任職於英國廣播公司（BBC）與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台（NPR），派駐北京和上海長達10年。當2019年反送中運動在香港風起雲湧、鎮壓不斷升級時，林慕蓮開始深入研究香港歷史文獻，卻發現香港人在港英政府、中共政權的統治下，是如此缺乏自我的身分認同，歷史記憶是如此殘缺不全，遭到竄改：「我們是誰？我們正在捍衛的是什麼？然後我們開始討論什麼是香港的核心價值。」

最終，林慕蓮試圖要脫離官方定義，不管是英國人還是中國人的歷史框架，她想為香港書寫一部歷史，一部由香港人自己、由每位「真係好撚鍾意香港」的人來詮釋的歷史。

而這一切的起頭，將由一位有人說他是街頭藝術家，有人說他是書法家，更有人說他是瘋子的「九龍皇帝」曾灶財談起。曾灶財宣稱自己是土地的主人，香港的國王，用他手中的筆跟墨，50年來孜孜不倦地「宣示主權」。九龍皇帝如同一個象徵，當年用肉身占領街頭的香港人，試圖奪回自己的歷史和記憶的香港人，在海外持續挑戰中共管控的香港人，接下來還需要更多決絕的毅力跟反抗的意志──這便是林慕蓮《香港不屈：不能被磨滅的城市》所要傳承的力量和希望。

本文為《香港不屈》後記，標題與文內小標經《報導者》編輯所改寫。

那道有魔法的牆

若我們真是有罪，那麼我們的罪名就是在香港這艱難的時刻仍敢於去散播希望。入獄，我不懼怕，也不羞愧。若這苦杯是不能挪開，我會無悔地飲下。

──戴耀廷

中環那裡有一堵牆，一堵毫不起眼的黃灰色石牆，100公尺高，25公尺長，歷經了幾十年的人來人往，牆面磨損得相當嚴重。我時常路過它，並沒有注意到什麼特別之處。直到某一天，有人告訴我這堵牆的奧祕。某個剛下過暴雨的悶熱午後，這堵牆宛如被施了魔法，幽靈一般的字跡在昏暗的光線下若隱若現。

已故的九龍皇帝在這條長長的牆面上留下了一封信，主張自己才是領土的擁有者。想當然，這些字跡很快就被政府的工作人員蓋上一層油漆，跟其他地方一樣，但是這個地方卻發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原來九龍皇帝在這裡使用的墨汁，是鍾燕齊特別調製而成的，他添加了壓克力顏料或油，使得墨汁變得非常黏稠。長年的風吹日曬帶走了九龍皇帝的字跡，在斑駁的淺灰色牆面留下深色的字形印記。這些印記在平時並不明顯，但是每當下雨過後，九龍皇帝的字跡會像照相底片一樣，隱隱約約地又浮現出來。

2015年我發現了這堵牆，還帶陳淑莊去現場看。陳淑莊是一位律師和立法會議員，也是公民黨的創黨人之一。她的外型亮麗如明星，堅定又自信，總是積極主動地與選民互動，並常以引人注目的行動表達政治立場，像是某一次為了抗議中國強加選舉規則，她剃光了自己的頭髮。2010年，她曾要求立法會對公共空間現存的九龍皇帝作品進行正式調查，並且譴責政府沒有妥善保護他的作品。我跟她約喝咖啡，地點就在那面牆附近，我告訴她那面牆的故事，她眼睛立刻亮了起來，表示想要立刻去看看。

那天剛剛下過雨，牆面摸起來潮濕而溫暖，天氣悶熱濕度又高，牆面幾乎在冒蒸氣。

陳淑莊不顧自己今天穿著高跟鞋，和印有橙色、粉紅色花朵的潔白裙子，直接跪在人行道上，湊近牆面仔細查看九龍皇帝的真跡。「這邊有個『大』字，」她興奮地叫出來，「還有『天』！有趣！」一群西裝筆挺的商人恰好從旁邊走過去，他們正忙著講電話，經過我們的時候放慢了腳步，疑惑地看著這位有名的政治人物正蹲在地上，對著一堵光禿禿、空無一物的牆面尖叫。

陳淑莊每天在她辦公室和立法會之間往返，不知經過這堵牆多少次，卻從沒有注意到過。中環是香港政治和經濟的心臟，九龍皇帝竟有如此能耐，將自己的作品隱藏在這樣繁華矚目的地段。他的遺產早已深深地織進了這座城市，跟那些抗爭口號一樣，成為這座城市精神的一部分。他的作品是否被人看見，已經不再重要。

「這幅作品是香港歷史的一部分，」陳淑莊撫摸著牆面上遺留的字跡說道，「它是我們的一部分。」

在「第二次主權移交」下，被消失的不只是文字

自從我們一起探索那堵牆之後的幾年裡，陳淑莊的生活發生了許多變化。她當選了立法會議員，但後來因參與占中，被控以公眾妨擾等罪名，與陳健民、戴耀廷一同列為占中九子，不過由於她長了一顆比乒乓球還大的腦瘤，需要接受手術，所以並沒有入獄。陳淑莊曾經寫過一本書，書名是《邊走邊吃邊抗爭》，但後來，這本洋紅色的平裝書突然就被圖書館下架了。

2020年6月30日午夜之前，香港實施了嚴峻的《國安法》，當時也是一年一度紀念香港回歸週年的示威遊行前夕。陳淑莊的書是第一批受害者。新的法律禁止煽動叛亂、顛覆、恐怖主義、與外國勢力勾結，但這些罪行究竟如何定義，並沒有任何明確的指導方針。它推翻了現行的「小憲法」《基本法》，還針對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制定單獨的法律框架，理論上允許嫌疑人在中國大陸受審。這是北京對2019年大規模抗議運動的回應。當初引爆運動的導火線就是送中問題。

《國安法》制定的方式，本身就顯示北京對香港人持續的漠視。這件事已經非常清楚，北京不會遵守讓香港維持50年不變的承諾。3年前，北京輕率地否認了當初歷經兩年漫長談判、非官守議員為此備受煎熬的《中英聯合聲明》。中國外交部發言人不屑一顧地稱，這是一份不具有任何現實意義的歷史文件。然而這一次，《國安法》在生效之前，沒有任何香港人看過內容，就連林鄭月娥本人也沒有。這部法律就這樣直接列在《基本法》的附件中，讓北京可以完全無視香港體制，以及他們要求的正當程序。

人們都說，這是第二次主權移交，也是真正的移交，香港人最擔心的事情終於發生了。自香港人大規模抗議《基本法》第23條立法之後，北京等待香港制訂自己的國家安全法，已經等了17年，如今他們已經失去耐性。在法案生效之後，中國恐怖的國安機構立刻在深夜時分徵用了一家旅館，作為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的辦公室。港版《國安法》落地第一天，就有10名參加七一遊行的民眾因涉嫌違反《國安法》被捕，包括一名揮舞香港獨立旗幟的15歲女孩，和一名在摩托車後面掛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布條的騎士。這名摩托車騎士後來成為《國安法》首宗罪名成立的案件。自那天起，原本最受歡迎的抗議口號變成了違法的行為，少數還留著的連儂牆也被匆忙地拆除。我曾在街上看到有人高舉白紙抗議。人行道上站著八個人一字排開，每個人手上高舉著一張空白的紙，那個景象一直深深記在我腦海裡。這些人只能這樣表達對審查制度的不滿，因為這是他們能安全「喊出」那八字口號的唯一方式。語言也開始被消失了。

幾天後，圖書館的書籍也消失了，包括陳淑莊的書。她並不知道是什麼原因，但她懷疑跟中文書名《邊走邊吃邊抗爭》有關。「到底是因為抗爭這個詞有問題，還是因為我的名字陳淑莊，還是《國安法》之後我整個人的存在也成了問題？我沒有答案。」法律上的模稜兩可，讓人根本無法自我保護，愈來愈多人跟她有同樣的擔憂：

「你不知道什麼時候會踩進這些陷阱，甚至不知道什麼時候會觸碰這些紅線，因為紅線到處都是，而且不斷移動。」

某所大學裡有一面牆名叫「民主牆」，但是上面卻空白一片，還被人用塑膠路障圍了起來，象徵寓意令人不寒而慄。民主事實上已經成了一個禁區。這片空白正愈擴愈大，不僅吞噬了文字和書籍，還吞噬了思想和人們的思維方式。

2023年6月1日，香港街頭（圖片來源： ISAAC LAWRENCE/AFP via Getty Images

在體制的公開謊言下，被改寫的不只是敘事

北京的最終目標是拿到全面主控權。它撕下了虛假的面具，做出的事情都在摧毀自己提的一國兩制方案。北京強加施行《國安法》，一舉破壞它曾經承諾給香港的高度自治，排擠了香港的司法機關，還取消了香港的法治。這就像建築工人為了修理一個漏水的水管，不僅拆掉了整個房子，還犁平了地基下的土地。

接下來，政府以防疫安全為由，禁止超過兩人的聚會，並將立法會選舉延後了一年，希望避免重演2019年區議會選舉泛民主派取得壓倒性勝利。港府加快了逮捕速度，法律有時甚至溯及既往。光是高喊抗議口號，就會被視為「發表煽動文字」。遊說外國對香港和中國實施制裁，會被控以「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有時候，當局似乎正在對語言本身發動戰爭，而且戰場擴及全球；北京堅持它將在全世界執行《國安法》，甚至指控非香港居民，或甚至不在香港的社運人士。

此舉造成的影響非常劇烈而且立竿見影。我之前是數十個Telegram群組的一員。香港人在這些群組裡溝通和計畫抗議行動，訊息通知從沒有停過，我的手機無時無刻都在嗡嗡作響，但如今，全部都安靜了下來。人們非常害怕中國的網路監控能力，紛紛關閉了自己的帳戶，並要求聯絡人刪除他們的聊天紀錄。他們擔心自己在臉書和推特上發布的內容觸法，開始刪除這些發文。這比自我審查還嚴重。在這個數位時代，竟然開始出現大規模的自我取消行為。

更棘手的事情還在後頭。一直以來，港府官員被認為是沒有色彩但能幹的官僚，他們備受尊重和信任，他們出色的行事效率讓這座城市能夠運轉順暢。但是如今，最高層級的官員在新聞發布會上經常講出荒謬、無恥、明顯捏造的謊言，上梁不正就莫怪下梁會歪了。

最差勁的代表非林鄭月娥莫屬，她每次的公開聲明都充斥著謊言。2019年12月，明明警方出手禁止民眾舉行示威遊行，她依然堅稱香港的自由沒有任何一點受損。2020年9月，她甚至認為香港的行政、立法和司法並不是「三權分立」，而是「三權分工」。香港中學生教科書當然不是這麼寫的，但是林鄭月娥卻說這些教科書需要重新編寫，才能糾正這持續多年的誤解。2021年3月，北京直接改寫了香港的選舉制度，不僅大幅減少直選席次，還允許警方國安處對選舉候選人進行審查，而林鄭月娥本人卻認為這是朝更民主的目標邁進。香港不僅面臨過去歷史被修改的困境，就連當下真實發生的現實也遭到改寫。

她很清楚自己說的話不是事實，而且她知道每個人都知道她在說謊。現實上演的大規模煤氣燈效應，赤裸裸地展現權力，迫使人們吞下明顯自相矛盾的說法。而且不光如此，這些行為都是在企圖混淆香港人對自我的認知，讓香港人開始對現實和知識的本質產生懷疑。這是威權政府慣用的手法，而且歷史告訴我們這很有效。過去中國共產黨就改寫了1989年6月4日天安門大屠殺，如今類似的狀況也正在發生，著實令人驚駭。

當年，中共曾發動一系列大規模的宣傳活動，試圖一步一步地改變敘事。首先，共產黨不斷向民眾宣傳，當天晚上不是和平抗議，而是一場反革命暴亂，明明大批民眾都親眼目睹了實況，它仍試圖重寫那一刻的記憶。然後隨著時間推移，宣傳單從圖書館漸漸消失，電視台也不再播放逮捕逃犯的場景。沉默噤聲主宰了整個社會，先是慢慢侵蝕了那些植入的記憶，然後將這些記憶徹底抹去。

黨國體制在這方面成效驚人，許多年輕的中國人對1989年6月4日發生的事情一無所知。我在撰寫《重返天安門》那本書的時候，才赫然發現同一天在成都也發生了血腥鎮壓。但是這段歷史卻鮮少人知曉，跟香港在1899年發生的六日戰爭一樣都被抹除了。我知道這種抹除歷史的手法，在共產主義的中國司空見慣。但我從未想過，同樣的過程會發生在香港。尤其香港人普遍教育程度高，與世界的互動相當頻繁，是個相當全球化的城市。

鎮壓天安門和反送中的相似之處

香港反送中運動展開的時候，我本來並不想將它與天安門鎮壓相提並論，可是我不斷看見相似之處。比如最開始的時候，林鄭月娥將大部分和平示威活動描述為「暴動」，就讓我想起了1989年那篇《人民日報》的著名社論，將學生抗議稱為「動亂」。這些定調的行為，儒家稱為「正名」，也就是要確保一個事件有正確的名稱，以此表明正確的政治立場。當香港官員抨擊那些抗議活動的幕後黑手是境外敵對勢力，我注意到「黑手」這個詞就是從天安門事件來的。雖然沒有軍隊壓境向人民開火，但是警察以警棍毆打抗議者，讓我想起了成都抗議遭受的恐怖鎮壓。當年成都的抗議活動不是以坦克鎮壓收場，而是由「人民武警部隊」持著警棍、動用高壓水槍進行暴力鎮壓。而在香港街頭，警方的武器升級了，動用的是噴出藍色化學液體的水砲、聲波砲，和大量的催淚瓦斯。雖然警方的武器裝備不可同日而語，但是戰術如出一轍，同樣都會暴力毆打抗議群眾。

反送中發起的一年後，我在墨爾本參加了由香港社群舉辦的六四燭光悼念活動。主辦者搭建螢幕投影一段集錦，其中閃現了1989年北京和2019年香港的國家暴力場景。我看見一名香港警察輕易地折斷一名躺在地上的抗議者的手臂，然後下一幕是大規模逮捕場景，一排排年輕人跪在人行道上，雙手被綁在背後。然後你會聽到棍子擊打肉身的碰撞聲，警察正用警棍猛烈地攻擊抗議者的頭部。那個時刻實在令人作嘔，但也是在那個瞬間我突然意識到，這些場景我都寫過，都是我採訪的目擊者與我分享過的，在成都發生的事。現在，一樣的場景也在香港上演，連續好幾個月，日日夜夜不斷重複。

香港，一直是中國境內唯一可以舉辦六四紀念活動的地方。2020年，香港六四燭光晚會首次被禁止了，理由是為了防疫。但儘管如此，當天依然有香港人到場，因為每年的集體悼念已經根深柢固，成了一種本能，除此之外他們不知道還能做些什麼。他們邁著步子來到維多利亞公園，一群一群維持社交距離，安靜地坐在地上；也有人相偕到社區的公園，不同地方的人自發地集結在一起共同哀悼。這是個巨大的轉變，因為近年來許多香港年輕人拒絕參加六四燭光晚會，因為他們認為，中國那麼久以前發生的事情與他們的生活沒有關係。但是如今無可否認地，30多年前發生的事，對香港人來說成了一個恐怖的警鐘。陳健民這麼告訴我：「現在我們也面臨類似的鎮壓。1989年只花一個晚上，但在香港，我們用了9個月的時間經歷鎮壓。這不再只是一段歷史，而是現在正在發生的事。」

在那次的守夜活動上，我第一次聽到一個新口號：「香港獨立！唯一出路！」這個運動正在推翻所有過去神聖不可侵犯的觀念。幾乎沒有人認為香港有辦法獨立，但是話語的力量在於他們表達出團結、對抗和拒絕共產中國。到了2021年，當局威脅參加悼念活動的人將面臨5年有期徒刑。但其實一些著名民主運動人士，早已因為出席2020年的維園六四燭光晚會，而被判處長達10個月的刑期。我的書也被列為敏感書籍，被人從公共圖書館的書架撤下，轉移到參考圖書館去，不再提供民眾借閱。現場部署了7千名警察，將公園團團包圍，防止人民進行任何集體紀念活動。這一次，香港人依然不願接受威脅。晚上8點9分，歷年來點燃蠟燭的時刻，群眾自發地到公園外圍集合，繞著公園走一圈，有些人還是拿出蠟燭，或是高高舉起自己的手機，亮起手機燈光。街頭也開始出現新的塗鴉，比如有人潦草地在大樓的支柱上寫下「六四」。有人在一面鮭魚色的牆面，噴上一幅黑色的蠟燭輪廓，下方寫著「民心不死」。後來雖然當局匆匆地蓋上黑色塑膠袋，但依舊無法完全遮掩住蠟燭的塗鴉，火焰並沒有熄滅。

有時候我會想起，多年前我和一位律師朋友共進午餐，他在提到一位著名香港人的時候，用「異議人士」來指稱他，但話才剛說出口，他停頓了一下，然後修正自己的用詞，「不是異議人士，」他改口說，「是一位民選議員。」中國的各種行動已經讓許多香港人變成異議人士。這些行動不斷地製造出流亡者、政治難民，甚至更誇張的還有船民。第一個案例是12名年輕人，最年輕的只有16歲，他們因涉嫌參與抗議活動被捕，於保釋期間試圖搭快艇逃往台灣。這些逃亡者在中途就被中國海警攔截，並送往中國拘留數月，然後被指控非法越境。香港，過去是一個為越南船民和天安門學生領袖提供庇護的避難所，現在卻成了人們逃離的地方。

香港不再是同時存在兩個世界的城市

這一切變化的速度太快，快到我們幾乎來不及記錄下來，又有更糟糕的事件發生。立法機關的命運就是很好的例子。4名溫和的民主派議員因呼籲美國應以捍衛人權為由對中國官員實施制裁，結果遭到褫奪議席，理由是「危害國安」。其餘15位民主派議員為表抗議，隨後也宣布集體辭職。就這樣，反對派自此消失了，立法會徹底改變。林鄭月娥發表施政報告時，議會台下異常的安靜，議席上的議員都來自親港府派，有的在座位上打瞌睡，或是看著別人打瞌睡的照片。有人甚至利用空檔跟餐廳訂了昂貴的大閘蟹晚餐。香港的政治結束了，原本充滿活力的立法會，如今成了一個橡皮圖章。為了做到萬無一失，北京大改香港的選舉制度，確保只有「愛國者」可以競選，規定候選人須經過警隊國安處的審查，並且減少了直選席位的數量。一名政治人物評論道，北京現在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可以在香港取得自己想要的結果。

很快地，隨之結束的是香港的新聞自由。70多歲的《蘋果日報》創辦人黎智英，背負著危害國家安全等罪名出現在法庭上，他不只雙手被上銬，腰上還纏繞著鐵鍊。他的罪名之一是「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據稱證據是他在社群媒體上的發文，以及接受外國媒體的採訪。2021年6月，《蘋果日報》一批包括社論主筆在內的高層，因涉嫌危害國家安全被逮捕，爾後報社資金又遭凍結，被迫宣布停刊。它印刷的最後一份報紙，頭版頭條寫著：「港人雨中痛別，我哋撐蘋果」，標題底下是一張照片，照片中的人群湧向報社，揮動手中的手機燈光，向大樓內正在製作「訃聞」的報社員工致意。這座城市人口750萬人，這最後一份報紙總共印刷了100萬份，並且全數售罄。第二天，報社在網路上的所有資料都消失了。北京動用武力牢牢控制了敘事，其他對歷史的不同觀點或解釋，如今處境都變得非常危險。

網路自由逐漸在收緊，一些網站被以國家安全為由關閉。現在的公務員得宣誓效忠政府，過去一向受珍視的中立性全都在此告終。學校有老師被判終身不得任教，有人是因為在課堂上「扭曲」歷史，有人是被控在教材中散布「港獨」訊息。各種自由不是被蠶食或侵蝕，而是被粗暴和見獵心喜地推倒和踐踏。人們試圖尋找集體退出的方法，同時資本也在外逃。

在法令的要求下，香港被中國鋪天蓋地的國家安全需求吞噬了。一個原本相當自由的社會，在一夕之間變成了威權主義社會。

每一天都收到更壞的消息。身邊的朋友和受訪者一個接一個被逮捕，速度快得驚人。曾經發生一天之內有超過50人被圍捕和拘留，原因是他們參與由民主派舉行的立法會選舉初選。他們遭遇了通宵達旦的馬拉松式審訊，期間無法進食，結果有8名被告不支倒地被緊急送醫。中國法律研究專家孔傑榮（Jerome Cohen）在一篇文章中抨擊，這是一場「令人髮指的，對司法正義的嘲弄」。最終結果是47人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一旦罪名成立可判終身監禁。這一切都在在顯示了，在中共的眼中，香港的體制和受體制保障的各種自由，已對其國家安全構成了威脅，因此它試圖利用《國安法》來拆除這些自由。

這47人之中，有占中發起人戴耀廷，和一直站在警察和抗議者之間的政治家楊岳橋。其中一些人出庭的時候，還持續拿著抗議標語。他們在這場危險的遊戲中失去了一切，唯獨只剩下思想自由，這是即使坐牢也無法被拿走的東西。戴耀廷2018年在占中九子案的法庭上做結案陳詞，如今依然適用於新一代的政治犯：

「若我們真是有罪，那麼我們的罪名就是在香港這艱難的時刻仍敢於去散播希望。入獄，我不懼怕，也不羞愧。若這苦杯是不能挪開，我會無悔地飲下。」

一名立法會議員因使用大聲公呼喊，導致警察耳朵不適，被裁定襲警罪成立。一名公車司機在抗議期間，對著警察按喇叭，被控「涉嫌危險駕駛」，須進行100小時的社區服務。5名語言治療師因出版了包括《羊村守護者》在內的繪本，被以「串謀刊印、發布、分發、展示或複製煽動刊物」的罪名起訴。這些指控有時荒謬得可笑，但是當我在社群媒體河道上不斷看見熟悉的面孔，一臉茫然而蒼白的被護送上警車，就一點都笑不出來。

國家安全教育大行其道，緊緊掐著各級校園的課程規劃，就連生物科和地理科也有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歷史書籍被改寫，一路改寫至西元前220年，就為了強調香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那些勇敢站出來質疑官方立場的教師，都被取消教師資格。親北京的政客和企業大亨愈來愈常出來呼籲，所有課程應該都用普通話教學，否則世界局勢發展迅速，中國經濟發展不可能停下來等香港。曾參與組織2019年大規模抗議運動的民間人權陣線，於2021年宣布解散。警務處處長聲稱，將調查其2019年的抗議活動是否違反《國安法》，但明明《國安法》是2020年才生效，這項法律似乎可以完全不顧時空脈絡。這場針對香港文化的戰爭正如火如荼，快速且猛烈地全面性攻陷香港，徹底打擊香港人的意志和反抗能力。

香港不再是一個同時存在兩個世界的城市，而是一個人們集體逃離的城市。2021年8月，香港新修「入境條例修訂案」生效，港府可以限制任何人從香港出境。現在就連離開的自由也沒有了。對香港人來說，每一天都在面臨一連串大大小小的失去，但是其中最毀滅性的，莫過於他們失去了未來。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香港一直是個無拘無束的城市，只要你能想像得到的，它幾乎都能做到，而且總是不斷地在發展，不斷地填海造陸向外擴張，不斷地蓋起高樓大廈與天空競逐。在政治上也是如此。香港的政治局勢一直是個不可能的思想實驗，但它卻奇蹟般成功地運作了一段時間，直到它開始瓦解。從小到大我們總是認為自己擁有中西兩個世界的優勢，現在我們卻被困在完全另一個宇宙之中。我們想像了這個不可能存在的城市，並且將它變成現實，但如今我們難以想像它的未來將會如何。回家的路已然幻滅；家已經不存在了。

那段在街頭遊行的日子改變了我們。夏日的熱氣蒸騰，正午的太陽從高樓大廈的玻璃窗折射過來，我們將六車道的快速道路擠得水洩不通。每個人都大汗淋漓，並且感受到集體想像力化為現實的力量。即便結局已經有人幫我們寫好，我們依然勇敢地書寫自己的故事。那段上街抗議的日子，如今回想起來，宛如一場狂熱的夢境，既美麗又恐怖的令人難受。

現在我們所有人都是九龍皇帝

某一天，我在一個盒子裡找到一個紀念品，是我早期遊行的時候買的。我將它展開來看，眼前的圖像讓我的心中一震。那是一面奶油色的旗幟，上頭印著鳥兒飛翔在藍綠色雲彩之間的圖案，旗幟的中央以黑色塗鴉風格字樣，大大寫著「100%自由」。旗幟的右下角寫著一段英文字「Let us stand up as Hong Kongers.」（讓我們以香港人的身分站起來。）我感覺，這面旗幟在對我說話，對我的記者身分說話。站起來吧，而不是跪著或是蹲著，也不是拿著報導中立當方便的擋箭牌。在道德要求表明立場的情況下，一味抬著中立的大旗，是一種懦弱。好比一個出海捕魚的漁夫，不可能對著眼前逐漸逼近的颱風保持中立吧；他若想保住自己和自己的小船，必須想辦法不讓自己被滔天巨浪給吞噬。但是，只有他愈靠近風暴，才愈能描述真實的情況，比如呼嘯的狂風、刺骨的暴雨，以及海浪上下翻騰令人暈得想吐，並且見識到那股摧毀一切的巨大力量。

我在英國廣播公司工作時，我們經常談論「旁觀式報導」（standback pieces）的價值。記者不帶有任何個人意見，以置身事外的方式進行採訪報導。但是無論是身在何處的香港人，沒有人可以置身事外。他們根本無法逃避，只能恐懼地目睹自己的家園被摧毀。在面對香港政治動盪時袖手旁觀，背叛了我身為香港人的責任，但是站出來表達立場，則背叛了我身為記者的職責。因為精心拿捏距離以及保持中立，是身為新聞工作者的職業道德。然而，真要說哪一個才是最誠實的方式，我還是選擇站了出來。

這種時刻，我早已放棄了我原初抱持的新聞使命。在我踏上九龍皇帝的追尋之旅後，那些曾經對我至關重要的原則問題，都變得不重要了。我至今仍不確定，九龍皇帝究竟是否有精神疾病，我也完全無法證實，他主張自己擁有土地的這件事是真是假。對我來說，九龍皇帝宣示土地主權，在道德上是合理的，又極有象徵意義。他的領土主張內容為何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個虛構主張後來如何化為真實。我們這位瘋狂的老皇帝，擁有無比的想像力，他的想像力延展在郵筒、路燈、路緣、牆壁這些我們時常忽略的地方，幫我們把潛藏在我們意識之下的情感表達出來。

他的想像力也成了我們的想像力，因為我們把他變成了他夢想成為的君主。我們為他書寫頌詞和訃聞，將他寫進詩歌之中，將他的作品融入壁紙設計和威士忌的品牌。即使變成了商品，無論是印著他字跡的時尚運動鞋，還是星巴克牆上的偽墨寶，他那顛覆性的主張依然對著我們喃喃低語，持續影響著我們。

九龍皇帝憑藉強大的意志，宣布自己擁有香港的主權，我們也開始被逼著思考自己如何看待主權的問題。但如今我們的夢想違背了法律，我們的國歌和口號都被禁止，我們的想法在萌芽之前就被扼殺。現在我們所有人都是九龍皇帝，我們被剝奪了身分和歸屬，只留下失落和惆悵。話說回來，大眾其實對九龍皇帝的作品看法依然眾說紛紜。香港耗資數百萬美元打造的M＋美術館，終於在2021年11月開幕，首個專題展的第一件作品就是寫在兩扇大木門上的九龍皇帝的塗鴉。策展人彭綺雲表示，之所以展出這兩扇木門，是因為它們代表了香港的視覺文化。寫給媒體的公關稿以親中的角度，將九龍皇帝的作品描述成「對英國殖民統治的抵抗行動」，然而這樣的解讀卻根本無視且不尊重九龍皇帝一輩子都在主張領土所有權。

某一次，在抗議運動發生前幾年，我拜訪了一位著名的香港藝術家，他自認為是九龍皇帝的追隨者。他告訴我，九龍皇帝是他的英雄。我問他，他從九龍皇帝身上學到了什麼？

「決心，」他說，「身為一個人，而不是藝術家。他是一個為自己深信的東西行動的人，這麼多年來始終如一。我沒看到有人能比得上他。」

另一位九龍皇帝的追隨者，給了我不同的答案。我問他，他從九龍皇帝那裡學到什麼，他回答我：

「作為一個香港人，我向其他人講述我的故事。我向其他人講述香港的故事。」

回想起那個午後，那個在炎熱的屋頂上我拿起畫筆加入繪製抗議標語行列的午後，原本陷入了道德兩難的我最終也想通了，我並沒有違背任何原則，我只是九龍皇帝的另一個追隨者。這場九龍皇帝追尋之旅注定沒有結果，但打從我開始踏上這條路，我已經接手了這位老拾荒者的意念。即便我依然摸不透他那成謎的身世，他的故事依然激發我寫下我自己的故事，關於反抗和失去的故事，以及我身為香港人所見證的香港故事。

回到澳洲後，我一直在思考那位追隨者說的話。我在澳洲跟一群香港博士生組了一個讀書小組，一起研究香港的身分認同。疫情之下的墨爾本歷經了長時間的外出限制，我們約定每週一次在Zoom上討論相關的學術論文。某一次正好碰上了《國安法》頒布。在那之後，我們不再開會，不再閱讀論文，完全停止討論香港身分認同的議題。就連香港那間我一直有打算再回去住的公寓，也在法律生效的隔天就掛上了待出售的牌子。如今在香港，人們面臨被任意拘留的風險，許多國家很快會開始將香港列入旅遊警示的名單；但問題不僅僅如此，我的直覺還告訴我，香港不再是一個適合養育孩子的地方。

我們完全沒想到，所有人都成了流亡者，即使是我們之中還待在香港的人。我們讀書小組研究的議題變得無關緊要。畢竟，一個光是表達出來就可能犯罪的事情，到底該怎麼研究呢？當時的情況非常混亂，讓人很難集中注意力，我的朋友一個接一個地申請了休假。他們接到父母的電話，警告他們不要回家。一位朋友在網飛上看了《出走布魯克林》（Unorthodox）這部影集後，拋了一個問題在群組：

「我們香港人也跟大屠殺後的猶太人一樣了嗎？為了讓我們都活下去，在海外生小孩變成我的責任了嗎？」

幾個月過去了，墨爾本終於解封，我們研究小組又開始碰面。我們在公園裡吃著又甜又黏的芒果片，陽光太亮了，我們的眼睛很不適應，全都瞇成了一線。餐廳重新開放內用，我們一起分享滿桌熱氣騰騰的水餃。聖誕節的時候，我們一邊聽著粵語流行音樂，一邊將蓮藕和魚丸扔進正滾著的火鍋裡煮。用餐到一半，有新的客人加入，帶來了溫暖的雞蛋糕。我們像捧著聖餐一樣，將雞蛋糕傳下去給在座的每個人。大家都小心翼翼地掰著那幾口柔軟Q彈的麵糊，小口小口地嚐著家鄉的味道，懷念著屬於我們自己的香港記憶，香甜的思鄉之情突然帶了點苦澀。

在香港，現在幾乎沒有可以想像何謂香港人的空間了。連儂牆消失了，網路監控愈來愈嚴格，曾經隨處可見的抗議貼紙，如今變成了地下刊物，只能私下鎖起門來偷偷地流傳。《蘋果日報》已經不復存在。過去一段時間，它曾經是反抗的窗口，香港人透過一些方式提高報社收益，來表達對這份報紙的支持，例如購買黎智英公司的股票，或是在報紙上刊登個人廣告。這些廣告會被印成不同顏色像棋盤一樣的排列出來，宛如報紙版的連儂牆。我聽著人們一遍又一遍地喊著「我哋真係好撚鍾意香港」，這句口號是現在少數比較安全的口號了。

有一天，某家骨董珠寶店刊登了一個滿版且正反兩面的廣告。第一面幾乎完全空白，只放了一張老式幻燈片的照片。照片上是一面灰色的磚牆，牆上曾經寫了字，但已被人抹去，徒留下四個黑色的汙漬。照片的上方寫著一句話：「夜再黑，也阻不了光。」廣告的另一面同樣幾乎一片空白，中間以鏡像的方式，呈現了4個顛倒的黑色塗鴉中文字樣。如果你將這張紙舉起來對著太陽，你會看到宛如九龍皇帝隱藏的真跡再現：陽光穿透灰色的牆面，原本被塗黑的四塊影子褪了顏色，透出底下的4個大字：「香港重光」。

（本文經《報導者》授權轉載。原文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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