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街头的防疫督查员（图片来源：Kevin Frayer）
【williamhill官网 2022年11月23日讯】中共20大之后，中共当局不仅继续坚持动态清零，甚至进一步推行所谓“电子健康码”，藉“健康/医疗”之名，开始建立全民电子医疗大数据库，从目前“清零局部控制”走向未来“医疗全面控制”的状态。实际上，清零已经证明不是针对病毒，而是监控韭菜百姓，电子码也不是为了健康，而是监控人民的身体隐私。换言之，为了防止异议份子的反抗，封堵一般公民的批评与抱怨，以及确保中共宣称的红色江山“不变质、不变味、不变色”，在中国的数位监控技术已达到高智能、全渗透的状态之下，中国将成为一个“全景监视社会”(society of panoramic-surveillance)。
社会控制：天罗地网、形影不离
历年来，中共用于“维稳”的经费始终高居财政支出的第一位，显示中共对内敌的防范胜于外患，对维稳的重视高于人民的温饱。据统计，这项被中共以中性名词称之的“公共安全支出”(Public safety spending)，在2020年达到2100亿美元，10年内增加了一倍多，比国防支出高出7%之多。另依据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经济学家2022年5月发布的估算，以每48小时接受一次核酸检测的频率计算，估计每年耗资可高达2.5兆元人民币，显示美名为“举国之力”实则“挥霍财政”也要坚持维稳和防疫，是中共专政治理的最高原则。
以防疫人员皆非专业的公卫人员担任，而是由当地政法委(公安与警察)负责管理就可证明，这种以天价(维稳)经费所支撑的清零政策，已不是科学的公共卫生行动，而是为了广泛的社会控制(social control)。目前，中国大陆已经拥有和装置了高达1.76亿颗的监控摄像头，这些镜头布满在街角、巷口、公路、十字路口、公园、地铁天花板、酒店大堂和公寓楼里，有如天罗地网，形影不离。这亿万只“党的眼睛”，无时无刻记录着人们的生活踪迹与行动意图，探索着人们的意识与灵魂。截至目前，中共当局已经能够成熟而精确地运用手机扫描工具、人脸识别相机、指纹与视网膜辨识系统、机器人搜索DNA生物数据库等等，追踪人们的手机和电脑，纪录人们的购买行为和会面活动，紧盯人们线上聊天的话语，对人们的贴文进行政治判断。
电子健康码：中国特色的社会监控系统
迹象显示，清零政策有可能逐渐进入尾声，但清零可以缓解，监控不能放松；代之而起的是“全民电子健康码”。2022年11月10日，中共《国家卫健委》宣布推行一项“十四五全民健康信息化规划”，其内容包括所谓“2025全民电子健康码”，其操作方式是以居民身分证字号为“二维码”(QR-Code)，也就是建立“一码通用”的电子追踪系统，预计在2025年组健完成所谓“全民健康信息平台”。
依官方的宣布，这个台平台将采取：
“以统一权威的方式，将中国居民的健康档案、电子病历、人口讯息等个资写入数据库，与公立医疗机构互通，让每个居民都有“功能完备的健康码、和动态管理的电子健康档案”。
以医疗为名的数位暴政
所谓“2025全民电子健康码”，美其名为“推展的医疗数位化政策”，实际上是中共20大以后，由习近平亲自部署的“数位极权主义的新暴政”，也就是从“清零局部封控”进一步走向“全社会极限封控”，一种“国家骇客行为”，一种“深控制、广渗透”的极权暴政。实际上，所谓“电子健康码”就是“电子镣铐”，也就是以健康管理为由，实施全民的人身监控与隐私探密。至于所谓“电子健康码”和“防疫健康码”有什么不同？虽然中共官方特意强调，“不能将2025电子健康码和现在的防疫健康码划上等号”，但实际上，就是等号！因为两个系统随时可以连结，只要“按一个键”就可以实现连线和串通。
“生命政治”的中国实验场
法国哲学家福科(Michel Foucault)在《法兰西讲座》中提出一个“生命政治学”(bio-politics)的观点，就是国家以人口优化、医疗管理、疾病防治、病患隔离、生育计划…..等等为理由，对个人生命，包括遗传基因、种族类别、体能优劣等等生命特征，乃至宗教信仰、性格取向、文化偏好等等社会特征，进行一种微观的、入侵的、无遮蔽的介入与操纵，借此达到国家权力对“生命个体”滴水不露的渗透与控制，实现国家权力对人身的精准控制。福科的观点揭示了权力如何管理人口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命题，亦即“生命”如何成为权力规训(discipline)与“惩治”(punishment)的集中领域，个体如何成为政治施控(manipulation)与思想教化(cultivation)的对象。
这种生命管理包括对城市大型人口的宏观配置(人口的解剖政治)以及对个人身体的微观控制(身体的解剖政治)；在福科的脉络中，“生命政治技术”尚且具有正向的功能，是一种国家运用训练、教化、管理等等方式，培养健康、有用、具有生产力的“公民人口”。但是在中共的社会控制体制下，“生命管理”不是一个增进生命素质与优化人权的问题，而是一个关于(城市)空间与(居民)身体如何纳入党国防疫策略与医学干预的技术操作问题。未来这种“全民电子健康码”就是一种“生命政治学”的运用，一种对个体的“生物性操纵”。在此意义上，个体生命只是一种“身体解剖学的存在物”，一个“医疗政治”的冰冷客体，没有人性与人道存在的余地。
一如意大利哲学家艾斯波西多(Roterto Esposito)在《生物：生命政治与哲学》中指出的，“生命管理”是把个体生命置入例外状态、法律孤岛、人道免除的状态；这是一种主权政治对个体生命进行“政治玩弄”的肮脏游戏，借由保护生命而摧毁生命。实际上，记录在“电子健康码”上的每个公民，看似以健康之名进行数据建档，但是在“编号”与“姓名”之间，在冰冷的数据与鲜活的生命之间，具有一种“生命政治”与“死亡政治”(thanatopolitics)的辩证关系：一方面，居民以系统形式成为电子奴隶；一方面党国以“法外主权”进行无缝统治，也就是党国在管理“有生生命”之时将所有公民带向“死亡生命”。
一个“中国牲人”的荒漠国度
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在他的《主权权力与裸命》一书中，提出了所谓《牲人》(Homo Sacer)的概念。“牲人”是指一个被诅咒的牺牲者，一种被挖空一切、赤裸一身的“裸命”(bare life)，一种被主权权力剥离身体权利并处于例外状态(the state of exception)的贱民，一种因为染疫(或原罪)而被视为纯粹的生物体，一种“去主体化”(de-subjectification)的存在物。
阿甘本的其他著作，例如《奥斯威辛的残余者》(Remnants of Auschwitz)、《没有目的的手段》(Means Without End:Notes on Politics)等等，完全适用于描写和对应一个“中国特色的社会监控体制”。以长达三个月的“上海清零”为例，在铺天盖地的封城之中，上海完全失去了一个现代文明空间的优势与特性，仅仅变成一个“营”(camp)，一个“全景监视”(panoptic)下的巨型监狱；至于“市民”则被假设为一个个病毒可能栖身、散播、恶化的“病体”，一个类似“牲人”概念下的“不洁之物”。实际上，在疫情爆发之际，法律就已预先对上海居民作了“有毒推定”，把上海市民生活界定为“有毒的先验状态”，失去作为公民而享有人权保护的资格(也就是牲人待遇)，成了党国权力监控下的“中国牲人”。
中国式“楚门的世界”：从动态清零到全景监视
一般而言，个人的身体状况与医疗纪录属于个人的高度隐私，只有医护专业人员在诊疗期间才能参考和运用，但是中共当局却可以公然掌握全民的隐私，管控全民的“生物数据”。于是，“楚门的世界”这部原本属虚构的科幻喜剧片，未来将成为中国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在一个充满谎言的世界中被“体无完肤”的监视与操纵。
在“电子健康码”施行之后，一个“全景式的监狱”(a prison of panopticon)将在中国出现。“全景监狱”(panopticon)是18世纪英国哲学家边沁(Jeremy Bentham)所设计的一种新型监狱建筑，采取360度环形监视的方式，对所有囚犯进行“动态监视”。于是，中国人民下载到手机上的电子健康码，就会像一个“电子发射器”，国家则是“数据收集库”，每个人从早上起床到晚上睡觉，无论你做什么事，都在国家的监视之下，并且永远被记录在国家的档案数据库之中。一旦“电子健康码”通行以后，中国就会成为一个法治素质低落却拥有高科技武器的警察国家，成为一个“全景监视社会”，一个有史以来最恐怖、最真实的数位极权国家。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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