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岗坝轶事：队长李文明(图)

上山下乡的知青（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williamhill官网 2022年10月26日讯】小区来了个新保安，第一次打照面，他就招呼说：“何老师，您回来了？”见我疑惑，他主动介绍自己：“我是老岗坝李文明的弟弟老七呀。”听他一说，我停下脚步，仔细一打量：长圆脸、吻骨突出，真还是李家人呢。老七说，乐宜高速占了他家土地和房屋，他搬迁到车子镇了。没有了土地，整日无所事事，不如出来找个工作，挣点养老钱。

我眼前浮现出他哥哥李文明的影像，就问他：你哥哥呢，他现在怎样？他告诉我，李文明一家人还是在老岗坝过日子，只是人老了，身体不太好。

李文明是我插队时的生产队长，我下乡的时候，他已经三十多岁了，身材不高，红红的脸膛，善良朴实又不失精明能干。他当过兵，见过世面，处事公正，村民信赖他，自然就成了生产队百十口的当家人。李文明也不负众望，从60年代中期担任队长开始，生产队的劳动日单价就日渐上升，从五六角提高到了七八角，我们插队的时候，已经是八角多了。

李文明结婚很迟，老婆长得不好看，寡言少语，村里人都不怎么和她说话，有点看不起的意思。但是十娘不这么看，十娘说，队长老婆是安谷乡人氏，民国时间家里是大户人家，也是有名气的乡绅。后来世道变了，家境每况愈下，姑娘高不成低不就的，这才说给了李文明。别看她相貌粗陋，却恪守妇道，处事卑顺、勤谨，对李文明百般体贴，对公婆孝敬有加。家务有贤妻操持，李文明也就一门心思地操心生产队了。

初到乡下，我们什么都不会做。17岁的花季，突然遭遇上山下乡运动，被甩到了农村，处于陌生的环境，面对陌生的人，如何生存？幸亏我们遇到了李文明。下乡那天，他把我们引到十娘家搭伙。十娘丈夫是水运局的炊事员，大女婿是铁路上的工人，在队里算殷实人家，吃得比一般人家好。我们在十娘家住了一年，几乎没有吃过粗粮。十娘待我们像亲闺女，她的儿女也拿我们当姊妹。李文明说：之所以安排我们住十娘家，就是要让我们生活得好一点，从城里到乡下，不要落差太大了。

炎炎夏日，正是农忙时节。鸡唱三声天欲明，才五点过钟，我们已经被十娘喊起来了。迷迷瞪瞪地走出房门，背起十娘为我们准备好的稀眼背篼（一种体型庞大的大孔竹子背篼），揉着惺忪的睡眼，头不梳脸不洗，就顶着月亮，踩着露珠去收玉米了。

坝上没有水田，玉米和小麦是主要农作物，也是坝上人赖以生存的口粮。上完公粮，每家每户的大坛小罐，都盛满了金灿灿的玉米。会做打算的人家，秋收以后，把玉米妥妥地保管到来年开春，只等着田坝里的人来借粮。春节一过，田坝里的农忙开始了，犁田施肥、栽秧子种豆子。那时节，也是青黄不接的时候，人们要吃饱肚子，就得到老岗坝来借玉米。借来玉米拿回去磨成面，和着春天的厚皮菜、白菜叶子搅着吃，以度春荒。秋天收了稻谷，田坝里的人会拿了白花花的大米来还，借一斤玉米还一斤大米。没人觉得吃亏，双方都认为公平合理。这种借贷没有任何文字借据，纯粹依赖诚信，却从不见有人违约。

在老岗坝人眼里，玉米就是他们赖以生存的主粮，收玉米自然就成了关乎生计的大事。晨曦微露，河对岸马鞍山的高音喇叭还没有开始广播，玉米地边已经站了好多女人和半大小子。男人们撑船到乐山城里去了，船上满载着新鲜的豇豆茄子海椒，他们天亮以前要送到蔬菜公司，换了钱再收粪回来，准备秋种。人们在地边一字排开，每个人都背着一个大背篼，对着一行玉米，带头的妇女队长说了一声：干哦！老老小小的就开始掰玉米了。

人们穿行在一人多高玉米地里，把玉米棒子一个一个掰下来，扔进背上的稀眼背。刚开始，晨风习习，人也清爽，掰着那硕大的玉米棒子，还有一丝丰收的喜悦。渐渐地，稀眼背里的玉米越来越多，背上越来越沉重，那篾条编织的背带仿佛勒进了皮肉，脊柱也压弯了，腰直不起来，手伸不出去，要想直起腰去掰玉米，得用尽吃奶的力气。这时候，只得把玉米背出去，倒在地边，喘口气，又进来继续掰。

日上三竿，气温开始燥热起来，玉米叶子像刀片似的，无情地刮着我的脸和手臂，火辣辣的瘙痒和疼痛在全身蔓延，身上粘粘的汗水和衣服贴在一起，脸上全是汗珠，饥饿与干渴一并袭来。抬眼望去，玉米林子仿佛没有尽头，不知来来回回倒腾了多少趟，才终于听到了收早工的哨声。

玉米杆是坝上主要的烧柴，玉米地要及时腾出来种萝卜，活路是撵着走的。早饭后，一人拿一把砍刀去砍玉米杆。一边走一边砍，瘙痒继续在全身蔓延。虽然背上没有背篼，但是天更热了，真是“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收工时，队长说：吃了晌午饭大家捆玉米杆，全劳动中午回来了，下午挑玉米杆，送到各家各户。

比起田地里的暑热，低矮的瓦房也是天堂，回家冲了凉吃过午饭，我们再也不想跨出那道门槛。队长吆喝出工的声音传来，已经三点过钟了，正是太阳最毒辣的时候。心里想着，何苦那么辛苦去挣工分，与其出去遭罪，不如在家看书。这样想着，当十娘叫我们的时候，就装着没有听到。黄昏时分，出工的人还没有回来，清清静静的，太阳金色的余晖映在粉墙上，院里树影婆娑，凉风徐徐。兴致来了，我就拿二胡拉了起来，一曲又一曲，从北风吹到洪湖水，虽然不着调，却也陶醉其间。

苍茫暮色中，十娘回来了，叫我们烧火做饭，什么也没有说。夜饭后，队长李文明来了，进门和十娘寒暄了几句，看着我们就直奔主题：“哎，学生，你们不出工也就算了嘛，还要拉胡琴！咿咿呀呀，怪腔怪调，惊山应水的，鬼叫一样。大热的天气，做活路的人听得心里发毛。”临出门，又转过身来，小声对我们说：“你们实在觉得恼火，明天各人回去，不要在屋头拉胡琴，搅乱军心。”

听他这么一说，我们第二天一早背上书包就回城里去了。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农月无闲人，倾家事南亩”，只是随性而已。

乡下的活路永远也做不完，立秋了，又赶上扯豆子。上午出工，一人面对四行黄豆，扯起来抖掉土码整齐，再用竹篾捆起来，堆在稀眼背上，背到晒场。我没有力气，把豆杆子捆不紧，理不齐整，堆在背篼上又放不平衡，背起来就要跌倒，再背起来再跌倒，不知摔了多少次，好容易才熬到了收工。

晒场旁边，有几笼竹林，队长说：下午半劳动就在竹林边拴豆杆子，凉快点。竹林挡住了秋阳的炙热，微风飒飒，让人轻松，人们一边拴豆杆，一边就你一言我一语地聊起来了。妇女们聊的话题总是离我们很远，半大小子和姑娘不感兴趣，渐渐地就靠近了我，要我讲故事。享受着草树竹林的阴凉，上午扯豆子的艰难已经忘却，我兴致来了，给他们讲“家春秋”，说郭沫若的少年时代，甚至还背起了《天上的街市》。这样讲着的时候，手里的活路就慢下来了。我讲得津津有味，姑娘小子们听得全神贯注，全然没有顾及到妇女队长气得涨红的脸色。收工时，她黑着一张脸宣布：“今天何可不计工分，我们做了一下午的活路，她摆了一下午的龙门阵。”我顿时热血上涌，又不是我主动要讲故事，是大家要我讲的，再说我也是一边说话一边做事，豆把子也拴了一大堆呀！凭什么不计工分？

我不想回家，直朝着坝顶走去。天已经黑尽，大佛乌尤只剩下隐隐绰绰的轮廓。我坐在草地上，望着乐山城，灯光如鬼火一样闪烁着。想起被隔离审查的父母，想起在文昌宫艰难度日的弟妹，想起下乡半年多来的痛苦和委屈，我被笼罩在完全看不到曙光的黑暗里，不禁悲从中来。岷江水在脚下呜咽南流，把悲伤都流进了心里，我不禁对着江水放肆地大哭了一场。

不知过了多久，星星点点的火把及手电划破了夜空，一阵鼎沸的人声由远及近。有人在呼喊着我的名字，远远传来队长的声音，高一声低一声地在喊：学生，你在哪儿？不要想不开啊，工分扣错了，不扣了！转身一看，桤木林里晃出一群人影，是队长带着人寻我来了，就站起来说：谁稀罕你们那点工分，不要欺人太甚！队长赶紧走到我面前，火把映红了他黝黑的脸庞，额头上满是汗珠。看见我，他长舒了一口气，说：我说嘛，这么年轻，不会为这点事情就想不开吧。你把我们吓惨了，你们下乡知青，出点事情，有个三长两短怎么了得！叫我这个队长咋个说得清？咋个向上面交代！快点回去吃夜饭了，十娘一家人都在等你。后面十几个人跟着他，一路火把前前后后围着我，送我回了十娘家。

下乡第一年，到了年底结算，我挣了500多工分，还要补生产队六块多钱，振威挣了600多工分，不进不补。开春，队长对我们说：“这样吧，何可呢，也不用补钱，叫树森（生产队的会计）把账给你挂起。今年多挣一点，结算的时候把去年的账扣了。振威呢，好好干，今年争取进钱！”他这样说，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丝温暖，对脚下的这块土地也亲近了许多。

开春，队长说要落实知青政策，把拨给我们的安家费用了。他叫人把晒场边的一间公房腾出来，到城里去买了两张红漆单人床，又到大队学校去抬回两张课桌，在屋子外面给我们搭了厨房和厕所，砌了灶台。不几天，就给我们拾掇出了一个像模像样的新家。

我们从十娘家里搬出来，和春儿做了邻居，开始了独立生活。刚开始，队长隔三差五地总要到我们门口来一趟，说：“你们屋里还缺什么就说一声，只要队里有的，就保管你们有。”我们也不客气，大到装玉米谷子的坛坛罐罐，小到撮箕扫把，凡是乡下过日子需要的，都到保管室去搬回来，堆在屋子里。有同学来耍，没有菜，我们就端着筲箕去给队长说一声：同学来了，我们去地里摘点菜嘛。队长从不阻拦，还说：多摘点，管你们吃饱。

转眼到了三月底，春天在田野里打翻了五颜六色的调色板。正是春风熏人醉的时候，老岗坝干河的两边，桑树长出了新叶。放眼望去，洼地桑树多婀娜，枝柔叶嫩舞婆娑，春儿说：该接蚕种了。在村民眼里，养蚕是技术活。蚕宝宝娇嫩娇气，容易生病，要随时细心观察照看。一天二十四小时，吃了睡，睡了吃，要不断地喂它，还要熬夜，所以，养蚕的工分评得高，每天至少十分。能进蚕房养蚕，是许多年轻媳妇和姑娘的梦想，养一季蚕，能挣三百多工分，躲了太阳躲了雨，谁不想呀。往年进蚕房，似乎是队长妹妹李秀珍和十娘大女儿张德容的专利。俩人都是有名的能干人，其他人自知不能比，只能心生羡慕而已。

就在李秀珍和张德容进蚕房四五天的时候，队长来通知我们：蚕宝宝孵出来了。你们明天回城一趟，准备一下，耽搁一两天就下来进蚕房。进了蚕房好好学，李秀珍和张德容带你们。你们老老实实做活路，中途就不要回去了。一听这话，我不禁喜出望外，去年看她们养蚕，早就心里痒痒，没有想到，如今我们也能“绿条映素手，采桑向城隅”，体会一把古时美女秦罗敷的感觉了。

俗话说：条条蛇儿都咬人。进了蚕房才知道，养蚕也不是轻松的活。三十天的时间，完全没有当美女罗敷的机会，只能关在蚕房里辛勤劳作，没日没夜地做一名养蚕女。当我们熬红了双眼，精疲力尽的时候，蚕儿们终于浑身透亮，不再吃桑叶，爬上了主人替它们打好的草龙，安安静静地变成了蚕茧。

我们从蚕房里出来，田野已经变了模样。麦收以后，花生、玉米主宰了田地，一片郁郁葱葱，生机勃勃的景象。蓝天白云之下，河边的杨树在阳光底下跳动着绿光，一切都是那么明朗，让人十分痛快。更让人高兴的是，队长说：这段时间你们辛苦了，每人挣了300工分，回去休息几天，耍高兴了再下来。

这个夏天，我们再没有去收玉米，也没有去收豆子了。初秋时节，我们又进了蚕房。这一年，我们喂了两季蚕子，加上平时挣的工分，我和振威都进了钱。

后来，大队调我去学校教书，我就搬到学校住了，回队里的时间渐渐稀疏。不过，每逢生产队分东西，队长总是忘不了叫学生带信，生怕把我落下。

我真正了解队长，是在考上大学以后。78年我参加高考，被西昌师专录取。下乡几年，李文明从未到过我家，一天，他居然来家找我，这让我很感意外。原来，李文明1956年当兵，三年以后转业，分配到西昌会理县的一家工厂，成了一名拿工资吃商品粮的正式工人。这在那个城乡差别巨大的时代，是非常叫人羡慕的，但时运不济，他去的时候正好遇上大饥荒，工人每月的口粮很低，根本吃不饱。工厂地处蛮荒之地大山之中，拿着钱也买不到吃的。每天，李文明除了面对车间里冰冷的机器，莽莽苍苍的群山，还要忍受饥饿，生活看不到半点希望。第二年春天，饿得面黄肌瘦的他回老岗坝探亲，踏上故乡的土地，觉得心里踏实了许多。于是他不假而别，再也没有回去上班。

回老岗坝不久，他娶妻生子，还当上了生产队长。辛勤耕种，终于有了回报，照理应该满足了，但是每天睁开眼睛，生产队一百多号人的吃穿用度就摆在面前，他不得不时时操心。乡村的事情多：春耕、夏收、秋种，养猪、收粪、卖菜，甚至社员的生娃、结扎、红白喜事，哪样不管？为了多分一份口粮，有社员年底生了娃，生怕人不知，半夜也要来敲门报告，当个队长瞌睡也睡不安稳啊。渐渐地，他感到心力交瘁，不禁怀念起那每月按时发工资的日子了。他说，那日子平静，不劳心。

他跟我说：你去西昌上学，有空的时候能否去一趟会理，到工厂帮我问一下，像我这样没有办离职手续的职工，还能回去上班吗？哎，如果当初我没有回来，都可以带家属了。这样说着的时候，他的眼里满是真诚和憧憬，还拿出了一张大队开的证明。我知道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却又不忍心拒绝，只得满口应承。

读书的几年，尽管闲暇很少，但队长所托之事我一直挂在心上。机会终于来了，同学的男朋友要开车去会理，我把这事儿一讲，同学很乐意陪我同走一趟。拿着地址寻了过去，那工厂坐落在一条狭窄的山沟里，离会理县城还有二十多公里，周围都是矿山。灰黄的山谷绵延了数十里，满目荒凉，一点绿色也没有。找到厂办，我拿出李文明的证明，说明情况。工作人员一口就回绝了，说李文明自己脱离单位，不假不到，算是自动离职。事情已经过去了十几年，工厂早已将他除名，不可能再让他回去了。

我把这个结果写信告诉了李文明。我说，和那山里的工厂相比，富饶的老岗坝简直就是福地，古人言：“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人到中年，还是住惯了的地方好。

日升月落，斗转星移，一晃几十年的光阴就逝去了。没有想到，我竟然在家门口见到了李文明的弟弟，昔日少年，已然老矣。周末，我给振威说，我们到老岗坝去吧，看看队长李文明。

几十年过去，沧海桑田，老岗坝的变化太大了。被乐宜高速占了土地的人家，拆迁到了车子场，没有走的人家，大都盖了新房。乡野之中，阡陌交通，粉墙黛瓦，绿树环绕，茂密的楠竹林挡住了我的视线，不见了高架桥，坝上依然还有一些世外桃源的景致。

振威家的彭大姐就在我们生产队，她经常去走亲戚。回到老岗坝，她就成了向导，带我穿过一片竹林，指着一处破旧的院子说：这就是李文明的家。我走近前去，低矮的木板房前，一个老女人坐在一堆乱七八糟的玉米杆中间，白发飘飘，如同她手里拿着的一蓬衰草，振威说，她就是李文明的女人。我的眼前依稀晃过她年轻时的模样，伊一边挽着玉米杆一边招呼振威，笑出了满脸的皱褶：你是稀客呢，今天咋有空下来耍？振威说，我们来看队长，李文明呢？女人往屋里一指，说在里面。又高声喊道：李文明，有人来看你了！

走到门口，只见一位耄耋老人坐在轮椅上，头发全白了，面色还红润，他就是我们多年不见的队长李文明。看见我们，他有些兴奋，努力想要站起来，我们赶忙叫他坐好。他舌头僵直，口齿不清，我们和他交流，得仔细听，仔细分辨。他告诉我们，他今年83岁了，六七年前，得了脑梗，身体左侧瘫痪了。看了很多家医院，最终还是站不起来，只能坐轮椅。万幸的是乐宜高速占了他家的地，儿子一家搬到了车子场，他们老两口也有了退休金。女人每月领一千多，他加上退伍军人补贴，要领两千多元。但医保很低，他的钱除了吃药，所剩无几。他感叹：如果没有退休金，咋个看得起病？说不定早死了。

他说的是实话，环顾他家，四壁如洗，除了他坐的轮椅，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说起过往之事，他的记忆已经模糊了，只说自己当过兵。说起工作，他眼里一片迷茫，全然没有了曾经的憧憬，只说，还是老岗坝好啊！和我们说话的时候，他不时地抬头看着灶头，那里挂着一篮核桃，他嗫嚅着反复说，你们去拿核桃吃吧。临走，他叫女人给我们一人摘了一个柚子。

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我望着眼前这位老人，再也难觅青年李文明的影子了。精明能干，善良真诚的李文明已经渐行渐远，成了一个时代的终结。无论怎样，我还是希望他的余生能站起来，健康生活，走出去，看看他辛勤耕耘了一辈子的田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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