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思聪受到共产党批斗迫害，选择全家出逃。图为1962年，马思聪、马如龙父子合奏。（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按：在文革疯狂岁月中被迫害致死或自杀的人，不计其数，像马思聪这样的音乐天才，在自己深爱的国家，受到共产党批斗迫害，他选择全家出逃，是在生命和死亡之间作出的必然选择。
1949年以后，中共以马思聪的《思乡曲》向台湾广播，争取民心，马思聪的《思乡曲》便走红起来。1966年11月28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湾和海外侨胞广播开始曲，停止播放《思乡曲》，改为陕北信天游民歌《东方红》。马思聪顿时陷入万念俱灰的境地。1966年11月，马思聪以肝病复发为由，向看守人员请假，回家休息一周，获得批准。此时，马家的四合院已搬进了4、5户人家，马思聪只得一人住在一间潮湿的偏房里。
1966年11月底，王慕理让马瑞雪“潜回”北京，在贾俊山的帮助下，见到满头灰发的憔悴父亲，把“准备”到香港避风养病的计划和盘托出，马思聪即刻拒绝。马思聪回答：他一生坦荡，无愧于世，不走此路。经过两个多小时的争执，女儿改换说法，先回广州市，再到南海县，休息养病，观望形势。身心处于极度疲惫和失望中的马思聪，终于同意了。
马思聪在厨师贾俊山和其私人针灸医生倪景山的资助下，马氏父女化装离开北京，来到广州，住在郊区丹灶的亲戚家。当时的广州、深圳等地，暗中存在着到香港的“偷渡线”，一些“蛇头”为谋取暴利进行“偷渡”。此时，马思聪的“失踪”引起了中央音乐学院“红卫兵”的重视，向公安部门报了案，并在马思聪的亲友中查找。广州的文化大革命形势也越来越紧张，马思聪的安全难以保证。摆在马思聪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被揪回北京继续受批斗，其后果不是被打死就是像作家老舍一样自杀；另一条路是偷渡香港，远离大陆混乱局势，但万一被抓住则性命难保，而偷渡成功则全家安全，马思聪进行了激烈的思想拔河。为了保全性命，为了躲避文化大革命的灾难，马思聪最终作出一生中最为痛苦的决定。1967年1月15日夜，马思聪以5万港币的代价，携带着他那把至爱的小提琴，与妻子、子女，登上广州新港渔轮修配厂的002号电动船，悄然出海，往香港方向驶去。这次偷渡的组织者为广州一街道服务站的工人何天爵和原“002号”拖船的司机何炳权，船是他们偷出来的，乘坐者共5户13人。航行中，马思聪把胸前挂的毛像章摘下来扔进黑黑的大海。眼下，他的惟一的财富就是那把陈旧不堪的小提琴。这是出自16世纪意大利著名小提琴工匠斯特拉地瓦利（1644～1737）之手的稀世珍品。美国小提琴大师梅纽因手中所持是一把斯氏小提琴，据说价值五万美金。由于几十年前一位名叫哈廷伯的七十多岁的俄国小提琴家的转让，马思聪有幸也得到一把斯氏小提琴。从此，无论马思聪走到哪里，手中总是拿着这把弥足珍贵的名琴。在出走时，他抛弃了一切，却紧紧抱着这把几百年前的小提琴。
1月16日晨，拖船在香港九龙大屿山靠岸。小心谨慎的马思聪，上岸之后便与“狗头”分道扬镳。他不愿让“狗头”知道他去九龙，更不愿让“狗头”知道他躲在九龙什么地方。他生怕“狗头”走漏风声。马思聪一家，躲进了岸边一个潮湿而又阴冷的岩洞。直到“狗头”带领乘客们上车远去，马思聪这才悄然出去打电话。拨通了九龙的电话，却没有人接。马思聪只好回到那长满青苔的岩洞。出走时赤手空拳，没有带一片饼干、一块面包，身边又没有一张港币。一夜惊恐交加，一天饥寒交迫，马思聪一家非常狼狈。实在饥饿难熬，向当地人赊了一块面包，把早饭、中饭、晚饭“三合一”……总算在傍晚时分，打通了电话。在浓重的夜色之中，汽车来了。马思聪一家上车的时候，已经顾不得拍去衣裤上的泥浆了。1967年1月17日，香港报纸便刊登了“002”号小艇的照片，报上披露，这是广州新洲渔轮修配厂的电动拖船——因为小艇上钉着“新洲渔轮修配厂”铜质铭牌。所幸，记者们还不知道偷渡者为何许人，没有披露姓名，没有提及中国的大音乐家。马思聪就意识到这里绝非可以久留之地。马思聪与亲戚商定：香港也并非久留之地，只有去投靠在1948年已定居美国的九弟马思宏，凭着自己的提琴来养活一家。当时中美两国没有外交关系，政治上处于敌对状况，而马思聪又没有任何证件，只得通过一个朋友同美国驻香港领事馆取得了联系。1967年1月17日晚上，马思聪讬亲友找到了跟马家有点瓜葛的、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的南希（Nancy）小姐。当南希小姐把消息转告美国驻香港领事，领事先生担心九龙那个自称是马思聪的先生，会不会是一位“马扁”？因为美国中央情报局从未探听到马思聪前来香港的消息。美国领事挑选了一位酷爱音乐的馆员，去面晤那位中国音乐家。那个中国人操着纯正的法语，也能用英语对话，表明他的文化修养不错。美国馆员吐露了对音乐的偏爱。那中国人打开了琴匣，拿出那把油漆斑驳的旧琴，轻轻地奏出了舒伯特的《圣母颂》。那琴声缠绵悱恻，温柔动人，一听便知面前的演奏者是第一流的提琴手。趁着中国人拉琴之际，闪光灯亮了，那位馆员拍了照片，说是留作纪念，其实为的是连夜冲洗，让领事馆的特工专家作出最后的判别。一曲奏毕，这位美国人忽然用流利的汉语问：“马先生，你知道李永刚吗？”“哦，我认识他。”对于这个生僻的名字，马思聪马上作出反应，说道，“他是我在南京中央大学教书时的同事，现在他在香港？”“不，不。他在台北任教。”那位馆员又问道，“请问，马先生知道纽顿这个人？”“知道，当年美国驻广州的新闻处处长。”虽然没有规定什么“接头暗语”，凭着刚才的两句问话，那位馆员对于马思聪的真实身份，已经确信无疑了。夜深时，他改口用粤语向马思聪道别，马思聪也操着流利的粤语祝他晚安。就在马思聪进入梦乡之际，美国驻香港领事馆已向华盛顿发去密电，报告中国音乐家马思聪要求前往美国……
18日，一场关于马思聪的谈判，正在幕后激烈地进行着……香港属英国管辖。手中没有任何护照的马思聪一家，要想从香港前往美国，必须征得英国当局的许可。美国领事向香港政府提出了引渡马思聪一家的要求。香港有关方面获知马思聪在九龙，立即责怪香港警察局的无能，居然对这样重要的情报毫无所知。香港当局建议美国领事，双方为引渡马思聪一家进行具体谈判。香港当局认为，在引渡之前，必须由港方对马思聪一家进行必要的审查、盘问，而且还要全面检查身体，以便判定他们从中国大陆出走时是否带有传染病菌……只有履行了这些查验手续之后，港英当局才能给马思聪一家发放证件。然后，再与美国领事具体磋商引渡的条件、途径。按照港英当局的安排，光是各种审查与体格的检查，起码要花费一段时间。美国领事担心夜长梦多，希望尽早从香港政府手中得到马思聪一家。可是，香港毕竟由英国人所管治，大权在香港英国当局手中，美国领事不得不听命于它。不知道是英美磋商走漏了消息，也不知道是美国故意把消息捅给新闻界，总之，在马思聪到达九龙的第三天晚上，香港新闻界获知了这一爆炸性新闻。于是乎，1967年1月19日，香港几十家中英文报纸，都在头版头条位置，以粗黑的铅字刊登醒目标题《中国著名音乐家马思聪逃抵香港》。几乎每一家报纸，都开列了马思聪的头衔：“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不少报纸重新刊登了“002”号小艇照片，说马思聪于4天前与妻子、女儿、儿子一起乘这艘小艇潜往香港……
事情急转直下。正当马思聪一家阅报后呆若木鸡时，门口响起了汽车的喇叭声。两部漂亮的轿车停在门口。进门的是南希小姐和两位已经来过的美国领事馆馆员。马思聪一家钻进了轿车。轿车直奔温莎大厦。一位坐在沙发上的美国官员一见到马思聪一家，立即站了起来，伸出了长着棕色汗毛的粗壮的手，用一口字正腔圆的普通话说道：“欢迎，马先生！”他自我介绍说是美国驻香港领事。领事先生满面春风，向马思聪宣布：“马先生，马太太，略备一桌薄酒，为你们洗尘、压惊。午宴之后，我们就一起上飞机场。”
“上飞机场？飞到哪里？”马思聪连忙问道。美国领事放慢了讲话的节奏，把每一个字都清楚地送进马思聪的耳朵里：“飞往华盛顿！”马思聪一下子愣住了！在午宴上，美国领事一边熟练地用象牙筷为马思聪添菜，一边谈笑风生。三杯下肚，他说出了“幕后新闻”：自从今天上午香港各报一片哗然之后，他给香港政府方面挂了电话，询问总督先生是否已经看过今天的报纸？他说，这下子，谈判该结束了吧？如果让马思聪继续留在九龙，已经无法保证马思聪的安全，必须立即离港赴美。至于各种审查、体格检查，可以在美国补办……
1月19日下午，马思聪全家再次乘坐美国领事馆的轿车，驶进启德机场。美国领事和马思聪一家4口登上了飞往华盛顿的飞机，坐在了头等舱位，21日抵达美国。
第4节 人类音乐史上最黑暗的音符
1967年4月12日美国国务院公布，北京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逃出中国大陆，来此避难。马思聪同夫人及两个孩子，一起被批准避难。此后不久，马思聪在纽约公开露面，在寓所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了题为《我为什么逃离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的讲话：“我是音乐家。我珍惜恬静、和平的生活，需要适宜工作的环境。况且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非常热爱和尊敬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当然，我个人所遭受的一切不幸和中国当前发生的悲剧比起来，全是微不足道的。‘文化大革命’在毁灭中国的知识份子。去年夏秋所发生的事件，使我完全陷入了绝望，并迫使我和我的家属成了逃亡者，成了漂流四方的‘饥饿的幽灵’。如果说我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有什么越轨的地方的话，那就是我从中国逃跑了……”马思聪列举所遭受的各种凌辱，包括每天早晚被强迫集体唱《牛鬼蛇神队队歌》。这首“歌”的歌词有两段是：“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敌人/我有罪，我该死。我有罪，我该死。/人民应该把我砸烂砸碎。我是牛鬼蛇神/要向人民低头认罪/我有罪，我改造。我有罪，我改造/不老实交代死路一条，死路一条。”1966年8月，北京许多红卫兵从各自校门口逼迫揪出来“反动学术权威”和“黑五类”站成一排，大声唱《牛鬼蛇神队队歌》。谁要是唱不好，红卫兵立即一顿皮带劈头盖脸抽上去，直打得“反动学术权威”和“黑五类”唱好这首歌为止。
音乐界对此评论：“这是音乐史上最黑暗的一串音符，音符在颤抖，人类在哭泣，在哭泣与颤抖中，音乐的暗伤形成了。”马思聪由于逃往美国，被当时的公安部定性为叛国投敌。公安部的《关于马思聪投敌案请示报告》，经康生、谢富治批示，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和公安部将这个案子作为要案，于1967年5月成立了马思聪专案组即“002号专案组”，全面调查马思聪出走经过，株连亲友数十人。他们当中，后来有的被判刑，有的被迫害致死，上演了一出株连的人间悲剧。马思聪的大哥马思齐在他逃跑后被怀疑知情不报，警方抄家时发现失业又患脑瘤的马思齐家里经济拮据，一家人都是用废报纸当草纸擦屁股，这还了得！“文革”期间的报纸，天天印着毛主席语录，经常还有毛泽东像，于是马思齐一家6人有5人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夫妻双双被判管制，马思齐当时已70多岁，在监狱里干很重的活；大女儿马迪华原来就患有严重的心脏病，被抓后惨死于上海警局拘留所，死时30岁；第二个儿子马宇亮被判12年徒刑；小儿子马宇明判8年刑；唯一幸免的是长子马宇中，远在新疆阿拉尔建设兵团，处于“002号专案组”的视野之外，没有沾上用报纸擦屁股的“现行反革命”大罪。二哥马思武，原是上海外国语学院出国培训部的法语教授，被指协助马思聪“叛国投敌”，受到残酷批斗，于1968年7月11日跳楼自杀，终年63岁；跟他在中国住了30年的法国籍妻子其后离开中国，两年后1976年在法国忧郁而死。
马思聪的大妹是上海音乐学院的教授，当时突然被隔离审讯，关在学校地下室，不许和任何人接触，天天写交代，一关就是一年多，而马逃离的事是在其妹被放回家后才知道的。马思聪太太王慕理的兄弟也没有一个逃过中共的迫害。她的大哥王恒尝了8年的牢狱之苦；三弟王友刚和妻子何琼均被判入狱5年。马之庸当年30多岁，在广播电台工作，不知情的她也遭到隔离审查，被调到麻袋场工作，直到1979年才调回原单位。就是马思聪的家庭医生倪景山和家厨贾俊山亦被指协助马思聪逃亡，前者被判劳改8年，妻子因此患上精神病，后者被扣4年，弄至身体伤残，出狱后几年便身故。痛苦的亲身经历和血迹斑斑的亲友遭遇，马思聪对中共政权无疑心存恐惧，所以即使他在1984年底已得到平反，恢复名誉，他仍迟迟没有归国。文革后，中共又好言请马思聪回国。他回拒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亲自召唤，宁愿在异国独吟《思乡曲》，也不做返国之想。事实证明，马思聪看透中共，清醒自持。后来连胡耀邦本人都自身难保，因同情呼唤民主的学生被逼下台，蒙羞受辱，气病而亡。而跟马思聪一起逃亡的马思聪太太王慕理，在1987年5月20日马思聪因心脏病发去世，又活了13年才逝世，在此期间，她没有返回过大陆。
马思聪一生的作品，可谓创作颇丰：小提琴独奏曲16首；小提琴协奏曲2首；芭蕾舞剧2出；歌剧1出；钢琴曲7首；管弦乐7首；合唱曲2首；独唱曲2首。而他之所以能不间断的创作出这些音乐精品，与他在文革中能幸运的逃离大陆密不可分。流亡异乡美国之际，马思聪约每五年去台演游一次，在中华民国台湾，马思聪获得了中华民族的真爱。
背井离乡无疑是痛苦的，然而音乐不朽，马思聪亦不朽矣。2007年12月14日，马思聪异国辞世20年后骨灰归葬中国广州，同日《马思聪全集》在广州艺博院举行首发式。
第5节 共产国家死路一条
这都是些中国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才出一个的国宝级的人物，然而他们惨遭迫害。世界上发生过无数战争和杀戮，但一个国家，对自己本民族的文化精英，用这种残酷的手段加以迫害，而且迫害死亡的人数如此之多，是世所罕见的。像马思聪这样的音乐天才，在自己深爱的国家，受到自己呕心沥血培养出来的学生如此凌辱，他选择全家出逃，是在生命和死亡之间作出的必然选择。如果当年马思聪没有逃亡或逃亡失败，他们一家的命运定是不堪设想。
在文革疯狂岁月中被迫害致死或自杀的人，不计其数，单是马思聪的音乐界同行，便有著名指挥家黎国荃、上海音乐学院的指挥系主任杨嘉仁夫妇（1966年9月6日，杨嘉仁和夫人、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副校长程卓如，开煤气自杀）、钢琴系主任李翠贞（1966年9月9日开煤气自杀）、管弦系主任陈又新、民族音乐理论系主任沈知白（1968年自杀）、年仅30岁的青年著名女钢琴家、多次在国际大赛中获奖的顾圣婴（1969.1.31和她54岁的母亲、28岁的弟弟，留下三人签名的一纸遗书，开煤气全家自杀），和被中共公开枪决的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洪恩等。这些死难者没有统战价值，自然得不到像马思聪这般的风光厚待。
“往事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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