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思聰受到共產黨批鬥迫害，選擇全家出逃。圖為1962年，馬思聰、馬如龍父子合奏。（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按：在文革瘋狂歲月中被迫害致死或自殺的人，不計其數，像馬思聰這樣的音樂天才，在自己深愛的國家，受到共產黨批鬥迫害，他選擇全家出逃，是在生命和死亡之間作出的必然選擇。
1949年以後，中共以馬思聰的《思鄉曲》向臺灣廣播，爭取民心，馬思聰的《思鄉曲》便走紅起來。1966年11月28日，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對臺灣和海外僑胞廣播開始曲，停止播放《思鄉曲》，改為陝北信天遊民歌《東方紅》。馬思聰頓時陷入萬念俱灰的境地。1966年11月，馬思聰以肝病復發為由，向看守人員請假，回家休息一週，獲得批准。此時，馬家的四合院已搬進了4、5戶人家，馬思聰只得一人住在一間潮濕的偏房裡。
1966年11月底，王慕理讓馬瑞雪「潛回」北京，在賈俊山的幫助下，見到滿頭灰髮的憔悴父親，把「準備」到香港避風養病的計畫和盤托出，馬思聰即刻拒絕。馬思聰回答：他一生坦蕩，無愧於世，不走此路。經過兩個多小時的爭執，女兒改換說法，先回廣州市，再到南海縣，休息養病，觀望形勢。身心處於極度疲憊和失望中的馬思聰，終於同意了。
馬思聰在廚師賈俊山和其私人針灸醫生倪景山的資助下，馬氏父女化裝離開北京，來到廣州，住在郊區丹灶的親戚家。當時的廣州、深圳等地，暗中存在著到香港的「偷渡線」，一些「蛇頭」為謀取暴利進行「偷渡」。此時，馬思聰的「失蹤」引起了中央音樂學院「紅衛兵」的重視，向公安部門報了案，並在馬思聰的親友中查找。廣州的文化大革命形勢也越來越緊張，馬思聰的安全難以保證。擺在馬思聰面前的只有兩條路，一是被揪回北京繼續受批鬥，其後果不是被打死就是像作家老舍一樣自殺；另一條路是偷渡香港，遠離大陸混亂局勢，但萬一被抓住則性命難保，而偷渡成功則全家安全，馬思聰進行了激烈的思想拔河。為了保全性命，為了躲避文化大革命的災難，馬思聰最終作出一生中最為痛苦的決定。1967年1月15日夜，馬思聰以5萬港幣的代價，攜帶著他那把至愛的小提琴，與妻子、子女，登上廣州新港漁輪修配廠的002號電動船，悄然出海，往香港方向駛去。這次偷渡的組織者為廣州一街道服務站的工人何天爵和原「002號」拖船的司機何炳權，船是他們偷出來的，乘坐者共5戶13人。航行中，馬思聰把胸前掛的毛像章摘下來扔進黑黑的大海。眼下，他的惟一的財富就是那把陳舊不堪的小提琴。這是出自16世紀意大利著名小提琴工匠斯特拉地瓦利（1644～1737）之手的稀世珍品。美國小提琴大師梅紐因手中所持是一把斯氏小提琴，據說價值五萬美金。由於幾十年前一位名叫哈廷伯的七十多歲的俄國小提琴家的轉讓，馬思聰有幸也得到一把斯氏小提琴。從此，無論馬思聰走到哪裡，手中總是拿著這把彌足珍貴的名琴。在出走時，他拋棄了一切，卻緊緊抱著這把幾百年前的小提琴。
1月16日晨，拖船在香港九龍大嶼山靠岸。小心謹慎的馬思聰，上岸之後便與「狗頭」分道揚鑣。他不願讓「狗頭」知道他去九龍，更不願讓「狗頭」知道他躲在九龍什麼地方。他生怕「狗頭」走漏風聲。馬思聰一家，躲進了岸邊一個潮濕而又陰冷的岩洞。直到「狗頭」帶領乘客們上車遠去，馬思聰這才悄然出去打電話。撥通了九龍的電話，卻沒有人接。馬思聰只好回到那長滿青苔的岩洞。出走時赤手空拳，沒有帶一片餅乾、一塊麵包，身邊又沒有一張港幣。一夜驚恐交加，一天飢寒交迫，馬思聰一家非常狼狽。實在飢餓難熬，向當地人賒了一塊麵包，把早飯、中飯、晚飯「三合一」……總算在傍晚時分，打通了電話。在濃重的夜色之中，汽車來了。馬思聰一家上車的時候，已經顧不得拍去衣褲上的泥漿了。1967年1月17日，香港報紙便刊登了「002」號小艇的照片，報上披露，這是廣州新洲漁輪修配廠的電動拖船——因為小艇上釘著「新洲漁輪修配廠」銅質銘牌。所幸，記者們還不知道偷渡者為何許人，沒有披露姓名，沒有提及中國的大音樂家。馬思聰就意識到這裡絕非可以久留之地。馬思聰與親戚商定：香港也並非久留之地，只有去投靠在1948年已定居美國的九弟馬思宏，憑著自己的提琴來養活一家。當時中美兩國沒有外交關係，政治上處於敵對狀況，而馬思聰又沒有任何證件，只得通過一個朋友同美國駐香港領事館取得了聯繫。1967年1月17日晚上，馬思聰託親友找到了跟馬家有點瓜葛的、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的南希（Nancy）小姐。當南希小姐把消息轉告美國駐香港領事，領事先生擔心九龍那個自稱是馬思聰的先生，會不會是一位「馬扁」？因為美國中央情報局從未探聽到馬思聰前來香港的消息。美國領事挑選了一位酷愛音樂的館員，去面晤那位中國音樂家。那個中國人操著純正的法語，也能用英語對話，表明他的文化修養不錯。美國館員吐露了對音樂的偏愛。那中國人打開了琴匣，拿出那把油漆斑駁的舊琴，輕輕地奏出了舒伯特的《聖母頌》。那琴聲纏綿悱惻，溫柔動人，一聽便知面前的演奏者是第一流的提琴手。趁著中國人拉琴之際，閃光燈亮了，那位館員拍了照片，說是留作紀念，其實為的是連夜沖洗，讓領事館的特工專家作出最後的判別。一曲奏畢，這位美國人忽然用流利的漢語問：「馬先生，你知道李永剛嗎？」「哦，我認識他。」對於這個生僻的名字，馬思聰馬上作出反應，說道，「他是我在南京中央大學教書時的同事，現在他在香港？」「不，不。他在臺北任教。」那位館員又問道，「請問，馬先生知道紐頓這個人？」「知道，當年美國駐廣州的新聞處處長。」雖然沒有規定什麼「接頭暗語」，憑著剛才的兩句問話，那位館員對於馬思聰的真實身份，已經確信無疑了。夜深時，他改口用粵語向馬思聰道別，馬思聰也操著流利的粵語祝他晚安。就在馬思聰進入夢鄉之際，美國駐香港領事館已向華盛頓發去密電，報告中國音樂家馬思聰要求前往美國……
18日，一場關於馬思聰的談判，正在幕後激烈地進行著……香港屬英國管轄。手中沒有任何護照的馬思聰一家，要想從香港前往美國，必須徵得英國當局的許可。美國領事向香港政府提出了引渡馬思聰一家的要求。香港有關方面獲知馬思聰在九龍，立即責怪香港警察局的無能，居然對這樣重要的情報毫無所知。香港當局建議美國領事，雙方為引渡馬思聰一家進行具體談判。香港當局認為，在引渡之前，必須由港方對馬思聰一家進行必要的審查、盤問，而且還要全面檢查身體，以便判定他們從中國大陸出走時是否帶有傳染病菌……只有履行了這些查驗手續之後，港英當局才能給馬思聰一家發放證件。然後，再與美國領事具體磋商引渡的條件、途徑。按照港英當局的安排，光是各種審查與體格的檢查，起碼要花費一段時間。美國領事擔心夜長夢多，希望儘早從香港政府手中得到馬思聰一家。可是，香港畢竟由英國人所管治，大權在香港英國當局手中，美國領事不得不聽命於它。不知道是英美磋商走漏了消息，也不知道是美國故意把消息捅給新聞界，總之，在馬思聰到達九龍的第三天晚上，香港新聞界獲知了這一爆炸性新聞。於是乎，1967年1月19日，香港幾十家中英文報紙，都在頭版頭條位置，以粗黑的鉛字刊登醒目標題《中國著名音樂家馬思聰逃抵香港》。幾乎每一家報紙，都開列了馬思聰的頭銜：「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音樂家協會副主席，全國人大代表，中央音樂學院院長。」不少報紙重新刊登了「002」號小艇照片，說馬思聰於4天前與妻子、女兒、兒子一起乘這艘小艇潛往香港……
事情急轉直下。正當馬思聰一家閱報後呆若木雞時，門口響起了汽車的喇叭聲。兩部漂亮的轎車停在門口。進門的是南希小姐和兩位已經來過的美國領事館館員。馬思聰一家鑽進了轎車。轎車直奔溫莎大廈。一位坐在沙發上的美國官員一見到馬思聰一家，立即站了起來，伸出了長著棕色汗毛的粗壯的手，用一口字正腔圓的普通話說道：「歡迎，馬先生！」他自我介紹說是美國駐香港領事。領事先生滿面春風，向馬思聰宣布：「馬先生，馬太太，略備一桌薄酒，為你們洗塵、壓驚。午宴之後，我們就一起上飛機場。」
「上飛機場？飛到哪裡？」馬思聰連忙問道。美國領事放慢了講話的節奏，把每一個字都清楚地送進馬思聰的耳朵裡：「飛往華盛頓！」馬思聰一下子愣住了！在午宴上，美國領事一邊熟練地用象牙筷為馬思聰添菜，一邊談笑風生。三杯下肚，他說出了「幕後新聞」：自從今天上午香港各報一片譁然之後，他給香港政府方面掛了電話，詢問總督先生是否已經看過今天的報紙？他說，這下子，談判該結束了吧？如果讓馬思聰繼續留在九龍，已經無法保證馬思聰的安全，必須立即離港赴美。至於各種審查、體格檢查，可以在美國補辦……
1月19日下午，馬思聰全家再次乘坐美國領事館的轎車，駛進啟德機場。美國領事和馬思聰一家4口登上了飛往華盛頓的飛機，坐在了頭等艙位，21日抵達美國。
第4節 人類音樂史上最黑暗的音符
1967年4月12日美國國務院公布，北京中央音樂學院院長馬思聰逃出中國大陸，來此避難。馬思聰同夫人及兩個孩子，一起被批准避難。此後不久，馬思聰在紐約公開露面，在寓所舉行記者招待會，發表了題為《我為什麼逃離中國——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的講話：「我是音樂家。我珍惜恬靜、和平的生活，需要適宜工作的環境。況且我作為一個中國人，非常熱愛和尊敬自己的祖國和人民。當然，我個人所遭受的一切不幸和中國當前發生的悲劇比起來，全是微不足道的。『文化大革命』在毀滅中國的知識份子。去年夏秋所發生的事件，使我完全陷入了絕望，並迫使我和我的家屬成了逃亡者，成了漂流四方的『飢餓的幽靈』。如果說我的行為在某種意義上有什麼越軌的地方的話，那就是我從中國逃跑了……」馬思聰列舉所遭受的各種凌辱，包括每天早晚被強迫集體唱《牛鬼蛇神隊隊歌》。這首「歌」的歌詞有兩段是：「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敵人/我有罪，我該死。我有罪，我該死。/人民應該把我砸爛砸碎。我是牛鬼蛇神/要向人民低頭認罪/我有罪，我改造。我有罪，我改造/不老實交代死路一條，死路一條。」1966年8月，北京許多紅衛兵從各自校門口逼迫揪出來「反動學術權威」和「黑五類」站成一排，大聲唱《牛鬼蛇神隊隊歌》。誰要是唱不好，紅衛兵立即一頓皮帶劈頭蓋臉抽上去，直打得「反動學術權威」和「黑五類」唱好這首歌為止。
音樂界對此評論：「這是音樂史上最黑暗的一串音符，音符在顫抖，人類在哭泣，在哭泣與顫抖中，音樂的暗傷形成了。」馬思聰由於逃往美國，被當時的公安部定性為叛國投敵。公安部的《關於馬思聰投敵案請示報告》，經康生、謝富治批示，當時的中央文革小組和公安部將這個案子作為要案，於1967年5月成立了馬思聰專案組即「002號專案組」，全面調查馬思聰出走經過，株連親友數十人。他們當中，後來有的被判刑，有的被迫害致死，上演了一齣株連的人間悲劇。馬思聰的大哥馬思齊在他逃跑後被懷疑知情不報，警方抄家時發現失業又患腦瘤的馬思齊家裡經濟拮据，一家人都是用廢報紙當草紙擦屁股，這還了得！「文革」期間的報紙，天天印著毛主席語錄，經常還有毛澤東像，於是馬思齊一家6人有5人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夫妻雙雙被判管制，馬思齊當時已70多歲，在監獄裡幹很重的活；大女兒馬迪華原來就患有嚴重的心臟病，被抓後慘死於上海警局拘留所，死時30歲；第二個兒子馬宇亮被判12年徒刑；小兒子馬宇明判8年刑；唯一倖免的是長子馬宇中，遠在新疆阿拉爾建設兵團，處於「002號專案組」的視野之外，沒有沾上用報紙擦屁股的「現行反革命」大罪。二哥馬思武，原是上海外國語學院出國培訓部的法語教授，被指協助馬思聰「叛國投敵」，受到殘酷批鬥，於1968年7月11日跳樓自殺，終年63歲；跟他在中國住了30年的法國籍妻子其後離開中國，兩年後1976年在法國憂鬱而死。
馬思聰的大妹是上海音樂學院的教授，當時突然被隔離審訊，關在學校地下室，不許和任何人接觸，天天寫交代，一關就是一年多，而馬逃離的事是在其妹被放回家後才知道的。馬思聰太太王慕理的兄弟也沒有一個逃過中共的迫害。她的大哥王恆嘗了8年的牢獄之苦；三弟王友剛和妻子何瓊均被判入獄5年。馬之庸當年30多歲，在廣播電臺工作，不知情的她也遭到隔離審查，被調到麻袋場工作，直到1979年才調回原單位。就是馬思聰的家庭醫生倪景山和家廚賈俊山亦被指協助馬思聰逃亡，前者被判勞改8年，妻子因此患上精神病，後者被扣4年，弄至身體傷殘，出獄後幾年便身故。痛苦的親身經歷和血跡斑斑的親友遭遇，馬思聰對中共政權無疑心存恐懼，所以即使他在1984年底已得到平反，恢復名譽，他仍遲遲沒有歸國。文革後，中共又好言請馬思聰回國。他回拒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的親自召喚，寧願在異國獨吟《思鄉曲》，也不做返國之想。事實證明，馬思聰看透中共，清醒自持。後來連胡耀邦本人都自身難保，因同情呼喚民主的學生被逼下臺，蒙羞受辱，氣病而亡。而跟馬思聰一起逃亡的馬思聰太太王慕理，在1987年5月20日馬思聰因心臟病發去世，又活了13年才逝世，在此期間，她沒有返回過大陸。
馬思聰一生的作品，可謂創作頗豐：小提琴獨奏曲16首；小提琴協奏曲2首；芭蕾舞劇2齣；歌劇1齣；鋼琴曲7首；管弦樂7首；合唱曲2首；獨唱曲2首。而他之所以能不間斷的創作出這些音樂精品，與他在文革中能幸運的逃離大陸密不可分。流亡異鄉美國之際，馬思聰約每五年去臺演游一次，在中華民國臺灣，馬思聰獲得了中華民族的真愛。
背井離鄉無疑是痛苦的，然而音樂不朽，馬思聰亦不朽矣。2007年12月14日，馬思聰異國辭世20年後骨灰歸葬中國廣州，同日《馬思聰全集》在廣州藝博院舉行首發式。
第5節 共產國家死路一條
這都是些中國幾十年甚至幾百年才出一個的國寶級的人物，然而他們慘遭迫害。世界上發生過無數戰爭和殺戮，但一個國家，對自己本民族的文化精英，用這種殘酷的手段加以迫害，而且迫害死亡的人數如此之多，是世所罕見的。像馬思聰這樣的音樂天才，在自己深愛的國家，受到自己嘔心瀝血培養出來的學生如此凌辱，他選擇全家出逃，是在生命和死亡之間作出的必然選擇。如果當年馬思聰沒有逃亡或逃亡失敗，他們一家的命運定是不堪設想。
在文革瘋狂歲月中被迫害致死或自殺的人，不計其數，單是馬思聰的音樂界同行，便有著名指揮家黎國荃、上海音樂學院的指揮系主任楊嘉仁夫婦（1966年9月6日，楊嘉仁和夫人、上海音樂學院附中副校長程卓如，開煤氣自殺）、鋼琴系主任李翠貞（1966年9月9日開煤氣自殺）、管弦系主任陳又新、民族音樂理論系主任沈知白（1968年自殺）、年僅30歲的青年著名女鋼琴家、多次在國際大賽中獲獎的顧聖嬰（1969.1.31和她54歲的母親、28歲的弟弟，留下三人簽名的一紙遺書，開煤氣全家自殺），和被中共公開槍決的上海交響樂團指揮陸洪恩等。這些死難者沒有統戰價值，自然得不到像馬思聰這般的風光厚待。
「往事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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