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杰：“学贯中西”的局限(图)

2018年5月4日，几个中国游客在柏林一处公园里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雕像处拍照。（图片来源：Sean Gallup/Getty Images)

【williamhill官网 2020年12月10日讯】中国百年的知识分子，无法深切了解西方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因为文化水土冲突。其中许多在清末之后极力想“学贯中西”，但一生时间太短。

只钱钟书类，穷其一生达至文学百科全书式的学贯中西，中国诗词与西方文学比较；或杨宪益、余国藩将红楼梦和西游记译成英文，与文化名词翻译的困难搏斗，一生几十年就这样完了。

但钱钟书和杨宪益无法将他们在文学上的学贯中西，延伸到中西方的文化思想，也无法由应用角度为中国人指出一条通往现代之路。

西方的自由主义由十八世纪末开始，总分为上下两期。第一期，西方的自由主义者由大自然春夏秋冬的秩序，思考人和宇宙的关系，渐渐对于神学里的上帝，有了新的认识。前期自由主义者认为：上帝的神圣、自然秩序、人性，应该是三位和谐一体。自然的秩序是上帝意志的体现，人性的发展，也与自然配合，不应该有冲突。

西方文化至此，与道家的“师法自然”有所契合。所谓“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本来中国人的生活哲学，以苏东坡为典范，也与自然契合。但是中国文人未能将人性由儒家君臣父子伦理的束缚释放出来，由大自然得到人性体验的灵感。看见春花秋月，结论只是“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这便略没有出息了。

但西方的自由主义，由对自然的观察和参与，形成了对以神权为中心的西方建制的反抗。

于是即使包括了道家精神的中国文化，再学贯中西，在这一点上也分道扬镳。

但是到了十九世纪中之后，自由主义者由关怀人文社会，衍生了社会主义的平等思想。到了这一点上，就与中国人的传统人文思想冲突。加上工业革命，西方的自由主义者开始有了野心，由顺从自然，转而想驾驭和操纵自然。马克思主义的介入，令西方自由主义思想有一旁支走上了邪路。这一支势力，目前正在回过头来侵蚀美国的自由主义主流，鼓吹吸毒、堕胎、变性，全部是沦为反自然的质变。

中国知识分子在“五四”后也有一分支，认为要选择共产主义。以后的灾难，不必细说。

中国的自由主义到胡适梁启超一代尚算健康，如果那时起不走上邪路，有足够的留学生研读文科，你自己慢慢探索，避免踏共产主义的陷阱，也就是说，中华民国在大陆正常跟随三民主义的宪政发展，到了二十一世纪，中国人其实有机会能糅合西方自由主义的前期与道家佛家的文化，东西方的自由主义陷入魔道，中国能为全世界推出一个真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潮。

但是现在一切已经太迟。

（文章由作者授权《williamhill官网 》转载自《苹果日报》。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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